鬼谷智慧与国际关系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2018-01-23 08:48
孙子研究 2018年1期
关键词:鬼谷子和平战争

无论东方或是西方,无论古代或者现代,在人类文明演进的任何一个时空环境中,战争与和平都是一个核心的议题。虽然冷战结束后诸如经济、社会、文化等所谓低政治性的国际活动日益受到关注,但是国家之间围绕着战争与和平、安全与防卫等高政治性议题而展开的国际交涉始终占据着国家政治日程表的首位。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能力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一个了断,世界风云变幻,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永久和平仍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不可否认的是,战争与和平始终是国际关系的两种基本状态。在当今时代,尽管战争与和平的抉择面临更为复杂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尽管现代智者提供过诸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种种药方,但是对于如何消弭战争、如何化育和平,古代先人们早已思考过并以无量代价换取了经验与教训。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部被主流、被官学长期排斥的著作留下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卓越智慧,值得今人再思再省,借鉴沿用。这部少为人知、更少为人懂的《鬼谷子》以及它代表的战国纵横派智慧不仅提供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谋略之学,而且更提供了先秦智者关于人性与人生的哲学思考,可谓片羽吉光,弥足珍贵。在我们不得不面对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考验之时,鬼谷智慧可以提供法古开新、古智今用的新路径。

一、国际政治分析的层次问题与鬼谷智慧的借鉴

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自古至今,人们从没有停止过对国际局势、国际政治的思考。但是,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复杂联系,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们常常需要先在层次理论上定位自己的研究。一般而言,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可以分为体系(以国家群体为单元、国家间关系)、国家(以国家为单元、国内政治)、个人(以个人为单元、行为主体)三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他的《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从“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国际体系因素 ”三个层次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他看来,前两个层次有共同性,都属于还原主义理论范畴,因为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的原因并以此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其实质是通过研究个体组成部分(决策者或国家)来理解整体,而从第三个层次即国际体系层次来解释决策行为/国家行为的原因, 则是一种体系理论。①[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80页、第129、139页。华尔兹本人倾向于国际体系层次,他提出了国际结构的概念,并以此建构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抛弃了国家与个人层次,专注于体系层次。华尔兹提出了体系结构决定单元互动的核心假设,认为像国家与个人这样的单元都是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在无政府的国际关系中,没有功能差别,只有能力差别,②[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80页、第129、139页。只有国际结构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才是决定性的。在他的影响下,从国际体系层次进行国际政治研究日渐成为主流。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种只以国际体系为单一自变量来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方法显现出它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它选择性地忽略了国内层次的次国家行为体,包括个体行为体的作用,这一取向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片面化发展,低估了国内政治、个体行为与国际政治发展的复杂联系。正如戴维.赫尔德(DavidHeld)所批评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紧交织在一起,国内政治一直被理解为支撑国际政治的背景,且前者经常是后者的根源”,而仅以国际体系为观察变量的理论,“排他性地关注全球国家体系是怎样制约个体国家行为的”,会导致“内部与外部力量的复杂互动关系大多未被考察”③[美]戴维· 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第20、26页。。因此,由于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要求,学者们纷纷将自己的研究从传统的国际体系层次向国家甚至个人的层次转移,希望修正体系理论关于国家的假定,复兴从国内政治视角解释国际关系的方法。④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6页。从国际政治分析的层次之争可以看出,未来应该有更多基于国家和个体层次的新理论提出,也为借鉴更重视国家与个体单元层次(尤其是决策者主观能动性)的中国古典国际政治思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兴起之前,东西方的古典国际政治思想都是跨越或者说是整合了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的。鬼谷子文化、纵横家思想诞生于一个独特的战国时代的国际体系,鬼谷子和他的追随者即纵横家们没有把国家看作是功能相似的、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也没有强调战国体系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他们看到了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对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影响。鬼谷子极其重视谋略的作用,纵横家们则身体力行地实践着鬼谷谋略,将个体层次、国家层次与体系层次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鬼谷文化对于理解和分析国际政治,尤其是与战国政治紧密相联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解释力。

从历史发展来看,作为人类政治组织的国家经历了城邦国家、诸侯国、帝国属国,以及民族国家等诸种形态的变化。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态,春秋战国时期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谋略之术与政治智慧或许不太适用于现代主权国家、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但是,古今两种国家形态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区别,从本质上看,周天子形同虚设背景下的春秋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分裂,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国家间互动的模式也是相似的。①陈琪、黄宇兴:《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33页。因此,关于鬼谷智慧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借鉴,可以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层次上展开。

首先,鬼谷智慧在个体主义层面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北京大学的叶自成教授认为,纵横家属于“现实主义的外交谋略学派”②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9页。。在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之前,秦国尚未获得其超强地位,这是纵横家的黄金时代。当时策士是国际斗争舞台上的主角,个体对国家政治的影响非常重大,正所谓“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③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对国家综合实力、称霸条件、地缘政治、外交策略如离间术等问题,都有很深的体会和实际的应用。他们在对君主、权臣实施游说的外交实践过程中,往往是以个体层次的分析为主,注重揣摩游说对象的真实意图和心理、情感状态,即《鬼谷子·揣篇》里所说的“计国事者,则当审权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这些纵横家是古代的外交家、社会活动家、职业说客,以成功进言君主或权臣为目的,他们所应用的策略至今在国际交往中仍有实用性。“在全球化的国际冲突中,以说服、论辩为主要功能的“纵横术”依然有积极的意义。”④陈汝东:《古典与未来:中国修辞学思想的全球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127页。

其次,鬼谷智慧在国家政治层面上也提供了大量的治国之术、为君之道,即如何通过“量权”等谋略进行分析,提升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鬼谷子》中的《决篇》《符言》和下卷的《持枢》谈论的主体都是君主,虽然也是谋略的一个部分,但注重的是国家的治理之道,讲的是“人君之大纲也”,如《符言》里说的“人主不周,则群臣生乱”,《持枢》里说的“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变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等。纵横家们除了要为君主提供国家对外征战的策略,更要为君主提供有效的治理方案,否则治理不当,不仅会导致内乱,而且更会招致外敌趁乱来犯,引发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

再次,鬼谷智慧在国际体系、国家关系上同样可以广泛的应用。“量权”等术同样可以用于协调大国关系,抓住本国的战略时机。“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⑤《鬼谷子·权篇》。面对复杂的国家外交形势,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纵横家既要对内掌握所服务国家的实力、权力关系和决策能力,也要对外了解各邦国的实力、战略意图与部署,从而审时度势,提出有效的谋略,苏秦的“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之策与张仪的“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之策,无论成败如何,都是纵横家们留下的珍贵遗产。“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等谋略更是一脉相承,体现了军事征服与外交手段的相辅相成,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的联盟政治、均势政治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国际政治中的冲突解决理论与鬼谷智慧的谋略价值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两大主题。据西方学者的统计数据,从有文字记载的公元前3200年到20世纪80年代冷战即将结束之时,人类社会一共进行过14500多场战争,在这5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没有战争纷扰的年头竟然只有292年。①明苏苏:《21世纪的世界战争与和平》,《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3期,第140页。或许这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科学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经历的战争岁月要远长于和平岁月。虽然亚里士多德讲过战争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和平,格老秀斯也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曾指出,“由于战争是为和平而发动的,没有争端就不会引起战争……这样战争本身就会把我们引向和平,这才是战争的真正目的”②[荷兰]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战争意味着暴力、武力的使用,意味着生命、财产的耗费,意味着文明与文化遭遇的戕害,以血腥的暴力冲突来实现交流共融,来警醒人们珍惜和平,实在是非常悲哀的事。有鉴于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如何避免、消除国家间的战争,实现人类社会秩序的最高理想——永久和平。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学者们、政治家们为了这一目标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战略思想,下文仅以均势战略、结盟战略和谈判战略为例,探讨鬼谷文化为现代国际政治解决争端、消除战争所贡献的智慧。

1.均势战略与鬼谷智慧的契合

为什么千百年来世界上的战争连绵不绝,此起彼伏?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认为,根源在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即国家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一个高于它们的政府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斥着无政府状态。因此,“任何图谋或事件都能引发为公开的冲突……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战争一再爆发”③[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他试图说明国际战争的不可避免,更希望找到一条避免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影响的路径。均势战略正是在这种思考基础上形成的。

均势战略是“国际政治理论中最古代、最持久、最有争议的理论之一”④[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这一战略从现实主义的国家间权力斗争观念出发,通过对国际关系史和外交行为的研究,关注国家间实力的消长和国家体系本身的存亡。均势战略的目标不仅并不是寻求战争与和平冲突关系的解决之道,而且是将战争或和平作为可供选择的手段来维护一些诸如强权、势力范围或国际无政府状态等价值目标。⑤彭召昌、朱鸣、夏少权:《当代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多维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2期,第50页。二战后,国际社会得以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了和平,与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均势状态的出现不无关系。虽然冷战是一种广义的战争状态,但它毕竟也是一种权力均衡条件下的和平相处。国际力量对比相对均衡的结果一般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所谓均势战略的本质,就是以追求力量对比的均衡来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现实主义学派中把均势战略应用到外交实践中去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基辛格。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筑在多个权力中心力量均衡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平”,“在均势中寻求稳定……才造成了一个没有大战威胁的,甚至没有军事竞赛,长达一代人的和平时期”①[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卷一,陈瑶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基辛格促成了美苏缓和与中美和解,加强了盟国团结,维持了地区力量平衡。

基辛格洞察到中国从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中也发展出了一套与欧洲均势外交相通的外交风格。他说:“中国这个所谓的中央帝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居于与其相关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当受到威胁时,中国会通过使其周边国家相互制衡来寻求安全。”②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p.139.事实上,先秦时期的政治家也大都是现实主义者,也相信和平代表着一种稳定的力量安排,其中鬼谷子文化在谋略层面倡导一种平衡、稳定的对外关系。与基辛格均势战略的实践相似,鬼谷文化和纵横家的实践也是以政策实施为指向,以稳定、均衡的诸侯国秩序为目标。《鬼谷子》全本中《捭阖篇》是总论,讲平衡、稳定关系的重要性与达致之途。“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大意是指开启闭合是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而开启闭合就是调节阴阳平衡、四季轮转和万物化生的途径,简言之,捭阖之道就是寻找平衡、均势之道,“阴阳其和,终始其义”,开启闭合的适度和统一可以达至阴阳中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从第二篇的《反应》到第十篇的《谋》就是具体地从谋略思维的角度讲获得平衡、和谐关系的根据、原则和方式,比如《忤合》中的“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就是讲如何通过背离、趋向而掌握四海之内的各种力量,使它们在忤合之中实现转化,以求得最终的“合”,这个“合”就是一个合乎自身利益、达到了力量均衡的和谐状态。再比如《揣》中所讲的“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讲的仍然是追求均势的道理,量权的目的,就是知强弱轻重,从而知如何在强弱之间、轻重之间寻求平衡,发现生机。

2.联盟战略与鬼谷智慧的契合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均势战略在实力相当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和平路径,但是对于国家实力差距甚大的国家来说,均势前提下的和平就近乎一种理想状态了。因此,为了避免战争与冲突,战略安排、战略地位各不相同的国家可能选择另一条道路,即联盟政治。

联盟或结盟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现象,是指“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③[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其意图在于“建立、维护有益于本国的联盟,削弱、拆散有害于本国的联盟,是应对威胁、谋求安全或扩张权力、攫取利益的重要手段”④王鹏、郭莹:《纵横家的联盟思想及启迪》,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84页。。德国政治哲学家康德为其提出的国际政治的“永久和平”目标也找到了国家联盟这一实现路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示过需要一个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或“国家的国家”来维持和平,也不同意某个国际联合共同体对各个民族国家文化个性和特色的损害,但是他认为“永久和平”需要诉诸各个主权国家的自愿的联盟。⑤邓晓芒:《实践理性的政治立法——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法哲学诠释》, 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康德的联盟思想是一种基于和平目的的联盟,突出了各国保卫国际和平的责任,强调各国共同致力于导向永久和平的历史任务。当前的欧盟、欧洲安全与合作理事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非洲同盟等国际组织的成立,均有助于实现各国在局部地区的自身安全、法治方面的平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一种康德的国家之间“和平联盟”理论的实践。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各诸侯国在异常激烈的国际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联盟思想与经验,①王鹏、郭莹:《纵横家的联盟思想及启迪》,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84页。其中纵横家的联盟思想与实践留下过非常宝贵的历史财富。“纵横”的本意是指在政治、外交上运用手段进行联合或分化,这里面包含着明确的联盟思想。合纵连横策略支配着战国中后期的国际关系,七国非纵即横,几乎所有的外交和军事策略都围绕着纵横的分合而运转。纵横家们认为对于处在不同实力地位的国家,联盟的价值随其功能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受鬼谷游说术教益的策士们在游说前必须先揣度该国的决策能力、发展趋势、综合实力、地缘态势,以及与其他国家间的战略关系,包括其君主的战略意图。②王鹏、郭莹:《纵横家的联盟思想及启迪》,《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01页。对于强国来说,联盟战略的吸引力不如兼并战略,但是兼并不总是首选的称霸手段或统一手段。苏秦在提出“合众弱以攻一强”策略之前,曾游说秦惠王,希望秦国凭借强大国力和地缘优势而“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③《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只是秦王有自己的战略考量,拒绝了苏秦的建议。对于中等强国来说,结盟战略显示出极高的价值。从策略上看中等强国要避免与多个强国为敌或采取一边倒的战略,应该追求以自身为核心和盟主的结盟战略,哪怕这个联盟相对较弱。而对于弱国如何择交的问题,纵横家们认为结盟战略是维护它们的国家安全的根本手段,但是,弱国是要采取苏秦那种合众弱以制强,还是加入强者阵营、逢迎强者的“事强”,春秋策士之间各有不同的观点。总的来说,重视外交谋略的纵横家在其策略谋划中是十分重视联盟的,至少是放到与军事征服同等重要的地位。

当我们回到《鬼谷子》的文本中时,也能在鬼谷先生的论述中发觉其对联盟关系的认识和重视,虽然这样的文字并不多,但意义深刻。《抵巇》虽然是讲策士们如何因势利导、乘隙抵隙地从事政治活动,但一开篇就说到“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里面有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所谓的“合离”,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就是结盟与对抗的关系,而“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的思想在实践层面上就是“远交近攻”的策略了。与谁结盟、交往,与谁不结盟甚至成为对手,鬼谷子认为距离的因素很重要,这是一种在现代政治中非常普遍的结盟思想,比如在冷战时期的70年代,中国与邻近的苏联交恶,反而与远隔太平洋的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另外,《忤合》讨论了如何在政治活动中处理忤合向背的问题,从战略上看也是讲结盟则是“合”,不结盟则是“忤”的思想。其中“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一句,明白地告诉君主,凡是有关联合或对抗的活动,都会有相应的计谋。

3.谈判战略与鬼谷智慧的契合

严格地讲,谈判战略代表着一种以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理念,它并不具有均势战略与结盟战略那样的理论深度和广度,或许称为一种以避免战争与冲突为目的的国家之间交流策略更为合适。国家之间的交往手段有很多种,战争是一种恃强、冒险的手段,它的终结或许会带来和平,但从战争的结束到和平的实现,往往依赖于谈判与交涉。谈判是一种当今时代更为普遍的对外交往手段,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军事领域,没有对话、协商、谈判,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关系。在国际关系史上,以外交谈判解决争端、实现和解的事例很多。拿破仑战争之后,通过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长达百年的欧洲和平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有直接关系:前者设计了欧洲的势力均势,通过谈判促成了国际和解;后者用一系列的条约和精心安排的国家秩序,把欧洲大陆的均势“合法化”。基辛格从梅特涅、俾斯麦的均势体系中得到启发,阐述了以实力、谈判和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均势理论并支撑了尼克松主义。他通过与中国的秘密外交,恢复了一度失衡的全球战略力量格局,避免了从冷战走向热战的大国间冲突。

二次大战结束至今,所以只是出现局部战争而避免了第三次世界性大战,各国对谈判外交的共识和重视至关重要。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使得各国必须首先依赖谈判手段解决问题:一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轻启兵衅变得代价极其高昂、后果不可想象,核武器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传统认识,当今世界谁也承担不起大规模冲突或者核战争的后果。二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二战之前时期,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相互投资和人员往来,正在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或利益共同体的新世界,冷战后虽然因民族、宗教、领土争端而依然存在局部战争,但绝大部分是内战形式出现,国家之间的纷争更多是依赖外交手段来谈判解决。

如果穿越时空回到战国时代的中国,鬼谷文化在谋略层面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谈判外交提供历史经验与指导。基辛格曾说,在古代中国,“经验性的方法是与一个远方蛮夷的谈判相对与一个较近的蛮夷谈判更为安全”①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9, p.139.s。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古代纵横家“远交近攻”之策的理解,是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就实用性来论,鬼谷文化应用最广的是外交领域。在它的影响下,“纵横术”“长短术”是战国时期的显学。众多游说、策论之士周旋于各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审时度势、折冲樽俎、出谋划策、出将入相,在列国纷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②田海林:《〈鬼谷子〉与中国传统文化》,载于《新编鬼谷子全书》,学苑出版社1995年版。在他们的韬略与雄辩背后,是鬼谷智慧与谋略。战国时代,论辩与游说是一种与战争手段并用的治国之术,诸侯国之间的冲突与争端,许多是通过这种外交手段解决的。虽然在形式上看现代的谈判与古代的游说并不一样,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非战争手段实现和解,都是一种和平斡旋策略。

细读《鬼谷子》,其文本提供了更多于“远交近攻”的谈判技巧和游说技巧。该书寥寥十数篇,竟大部分是讲游说术的。比如《捭阖》一篇讲到“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既是辩证的思维,又指出要换位思考。很显然,换位思考是成功谈判应有的思维。《揣》中强调的“量权”与“揣情”,同样在谈判中有重要作用,不能权衡天下的权势包括对手的现实情况,不能准确揣度对手的内心世界,如何游说成功?如何在谈判中取得于己有利的结果?因此“量权不审”和“揣情不审”,正是谈判失败的根源。当然,抵巇之术、飞箝之术,揣与摩等就更是现代外交谈判中广泛应用的技巧了。在此,我们不必对其作所谓道德批判,它们只是现实主义的策略运用,就像“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一说,只论及游说辞令需要忽同忽异,无关游说者的道德境界或行为动机。

三、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学与鬼谷智慧的现代价值

自远古以来,无论东方西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但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理论化认识的研究却是近代才有的。近现代和平主义或和平学的出现,大约是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战争之后,但对当代影响最为直接的却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两场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进一步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并在相继提出了诸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根本的目标是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实现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和平。这其中,当然有霸权主义的企图,有美苏对抗的冷战考验,但幸运的是,二战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几无可能,人们需要防范和应对的是由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引发的局部战争。

人类对和平的追求首先建立在对和平的理解之上。所谓“和平”,通常被定义为战争的对立面或反现象,即“和平是没有战争的状态”。①[美]入江昭:《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2005年版,第10页。自从1942年美国历史学家昆西·莱特在《战争研究》一书中将和平具体分为“消极和平”和“积极和平”之后,1969年被誉为“和平学之父”的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进一步将“消极和平”定义为“直接暴力的缺失”,即“非战争状态”;将“积极和平”定义为“包括人际关系的合作与平等”“削除了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并且将“积极和平”再细分为自然和平、直接的积极和平、结构性积极和平和文化积极和平。②[挪]约翰·加尔通:《和平论》,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7页。这些概念的提出奠定了现代和平学的理论基础,推动了中西学者对和平问题进行类型学研究。我国学者黄嘉树将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概念差异理解为等级差异,划分了三种程度的和平状态:一是低度和平,这是由实力保障的和平,可以解释受基辛格均势理论的美国霸权主导的和平状态。这种程度上的和平意味着现实的战争暂时没有,但由于霸权意识的存在、利益对抗的存在,事实上“心中的战争”始终存在。二是中度和平,这是由协议、和约保障的和平。和约通常是力量平衡的结果,意味着冲突双方将妥协避战的意愿进行文本化、制度化,有较强的约束力,比仅仅依赖均势、依赖力量均衡更为可靠。三是高度和平,即由共同的利益纽带所保障的和平,它接近于康德所期望的永久和平。一纸和平不能保障永久的和平,当各国已联结为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时,才能真正消除原有的敌意和战争的冲动,正如当年相互厮杀的欧洲各国如今共同生活在欧盟的框架中那样,欧洲内部的和平才能获得更为可靠的保障。③黄嘉树:《两岸和平问题研究》,《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7期,第24页。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证明,战争与和平的相伴而行,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相互关联的过程。人类困于认知的局限或利益的羁绊,未能充分认识这种关系中的全部内容,总是徒劳地寻找解决战争问题的简单划一的方式。

现代和平学包括和平理论、和平问题和和平建设三大内容体系,它以“和平”为价值标准,提出了“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这一永恒的命题。但是,这个命题早在鬼谷子的时代就已经提出了。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各种征战、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最终是要到达具体的和平目标。比如,秦国想要的霸主地位,燕赵等国想要的生存机会,因此多么漫长的战争最终是要结束的。《鬼谷子》提供了大量的游说、论辩之术,但是仅仅从谋略层面、战术层面去理解鬼谷智慧的全部价值,就失之偏狭和误读先人了。鬼谷文化里既有宏观的战略思考,有人性善恶的辨析,更有追求永久和平的宏愿,这些都是现代国际和平研究所需要的大智慧。

首先,《鬼谷子》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大战略思维。它崇尚战略制胜论,对武力的使用持审慎态度。鬼谷子对高昂的战争成本有清醒的认识,相信伐谋伐交远胜于伐兵攻城,主张通过外交谋略缓和首强大国的敌意,对于敌对联盟需行离间、拆散之计,对与本国利益密切关联者需要拉拢或控制,最终达到化解、转移本国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目的。必须承认,如果将利益与价值区分开来,鬼谷子推崇的是一种面临冲突困境的国家决策者应有的战略思维。当代人把战国纵横家称为现实主义的外交谋略者,与他们高度重视战略设计有直接关系。战略是保障国家利益或者实现国家目标的根本之道,所谓“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①《战国策·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鬼谷子》的“量权”“抵巇”就是重要的战略思维。纵横家苏秦曾潜心研究尧、舜、禹和汤、武创造历史的政治经验,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即“诚得其道也”。即是说,战略设计得当,国家才能克敌制胜,国运昌盛,“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②《战国策·秦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

纵横家是“战略制胜论”的笃信者。在春秋各家中,他们的大战略思维不亚于法家,但对武力使用的审慎态度却更接近于兵家,更倾向于优先考虑依靠谋略和外交手段。北齐刘昼对鬼谷子评价颇高,认为“其术本于行仁,译二国之情,弭战争之患,受命不受辞,因事而制权,安危扶倾,转祸就福”③北齐·刘昼:《新论·九流》。。清代孙德谦的评价则更高,认为:“苏、张学于鬼谷子,历说诸侯,取富贵于立谈,儒者每鄙之为不足道,然禁攻息兵,天下稍免干戈之患,其功烈亦何可轻议?”④清·孙德谦:《诸子通考序》。鬼谷学虽被儒、法贬抑,但却从一个不亚于儒、法之学的战略高度与广度去思考战争,发挥了更积极有效的作用,其战略价值应该肯定。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对鬼谷子赞叹不已,认为“鬼谷子的察人之明,对历史可能性的洞察以及对当时外交技巧(合纵连横的艺术)的掌握,必然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⑤[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其次,《鬼谷子》有深邃的人文反思精神,对人性与人生有着执着的关怀。“人的本性到底是爱好和平、倾向合作的,还是仗势凌人、侵略成性的?”⑥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 2, Jan.,1950,pp157-180.]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已超越了战争与和平的讨论范畴,上升到人性与价值层面。肯尼思·华尔兹倡导的新现实主义认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无政府秩序。这一理论事实上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基础,忽略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中人性因素的重要性。约翰·穆勒批评了这一理论。他相信战争不是一种由外在条件限定的重复出现的现象,而是一种观念、一种习惯、一种历史过程的积淀。他甚至把战争比喻成决斗和奴隶制一样的人类文化习惯。⑦彭召昌、朱鸣、夏少权:《当代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多维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2期,第50、52页。这是一种国际关系学上少见的从人文历史、人性关怀的角度来思考战争的见解,恰恰与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可以对话,因为鬼谷学说充满着一种内在的、深厚的人文与人性关怀。

鬼谷子继承了道家天地人合一的思想,在构建游说之术的过程中强调了诸如“自省”“守道”“研史”和“识人”等观念,在大谈纵横捭阖之术、富国强兵之道和天下兴亡之理的同时,更在字里行间揭示了人性善恶之分,诸如“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以阳求阴,苞以德也”等语随处可见,而《抵巇》讲到“巇罅”的产生就是与人性恶有关:“天下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鼠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巇罅。”《决》篇中的“为人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讲的同样是人性。凡是需要请他人决断事情的人,肯定是有疑虑的人,而人们都希望遇到有利的事,不希望碰上灾祸。《鬼谷子》虽讲谋术,讲利益,但强调克制、低调和谦卑,遵从仁爱、忠信、礼制的价值规范,追求和谐统一的境界。台湾学者黄春枝教授认为,儒家哲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力行,尽在《鬼谷子》一书中,而其中的《中枢》篇、《符言七术》篇处处呈现出“道法自然”“以物引悟”及“无为以牧”的个体修行法则。①黄春枝:《鬼谷文化发展大未来》,台湾:唯心宗南天文化院印行,2016年,第25页。因此,一门讲论辩、说服的工具性学问,没有人文的关怀、伦理的底蕴,是不可能挥斥方遒、远者来服,更不可能超越时空、流传至今的。

再次,《鬼谷子》阐发了追求天下太平的本愿,与现代社会的“永久和平”理想遥相呼应。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创伤使人类对永久和平无限憧憬,各国政府、众多学者设计了各种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安全机制来维护世界和平,但是时至今日,战争的危机并未彻底消除。核武器制约着大战的贸然发动,但又意味着终极战争的毁灭性打击。康德在论述“永久和平”的设想时,提出了六个先决条件,涉及国家间的信任、国家主权的相互尊重以及消除战争的工具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在康德看来,实现永久和平,就是要远离一切战争、消灭一切战争。他认为,和平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地到来的状态,“和平状态必须是被建立起来的,因为放弃敌对行为还不是和平状态的保证”②[德]康德:“永久和平论”,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7-108页。,因此国与国之间要在六个先决条件的基础上制定永久和平的正式条款。永久和平论在现实主义看来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梦想,但很显然,彻底摆脱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无休止的伤害,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的梦想,它的意义不是在当下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而在于激励、警醒人们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为消灭战争进行不懈的努力。

事实上,人类追求永久和平的目标从未改变。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同样有这种追求天下永久太平的夙愿。鬼谷文化应用于军事、外交、管理等诸领域的权变、谋略思维和斡旋、说服、沟通技巧,都有助于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协调。换言之,它信奉的是以非暴力、非冲突手段来实现具体目标,这无疑呼应了现代和平学关于“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的核心命题,正所谓“消祸患于无形”③清·孙德谦:《诸子通考》。,“兵不刃血,远而来服”④《荀子·议兵》。。台湾学者黄春枝教授认为,鬼谷先生的权变、谋略、说术之学,谈古论今,皆以和平为本,以天下太平为本愿,由于鬼谷文化与讲求阴阳平衡的易经风水学相融相通,因此其精神世界也是在力求事物间的和谐与平衡,也在强调“以和平达和平,是为真和平”的理念。①黄春枝:《鬼谷文化发展大未来》,台湾:唯心宗南天文化院印行,2016年,第22、24页。鬼谷子要追求的“真和平”,恰似康德的“永久和平”。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种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秩序已成常态,全面战争、世界大战的危机逐渐淡去,但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大规模种族迫害、恐怖主义等非和平现象仍在时时提醒人们,人类追求和平的征程远没有终结,东方的鬼谷子、西方的康德所勾勒的“真和平”“永久和平”仍然没有实现,一切的努力都必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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