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民俗学实践的有力探索—评《田野花信风：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故事》

王雪

2016 年11 月30 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之，中国民俗学者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民俗学的公共属性等实践和理论的课题也引发了民俗学界的广泛思考。

《田野花信风——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故事》①王颖超、潘虹著：《田野花信风：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故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践的路径、突破的尝试，在传统图书出版领域率先为民俗学者如何研究和普及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做了开路先锋。

作者曾受过民俗学的专门训练，既讲究收录资料的方法，又富有能引导观察和提问的假设。这并不是一堆材料的集合，对于与学术性与可读性问题固有预设来说毫无价值的内容，作者毫不犹豫地全部舍弃，故此，有关农事、饮食和民间传说、谚语的汇编既完善又完整，里面既有质量上乘的原始资料，又有清晰、简洁、科学的解释逻辑。同时作者大胆尝试了与地方民俗工作者、地方民俗代表性传承人合作的方式，这既为本书增添了明丽的颜色和富有生机的气韵，又成为一种新型跨界写作方式的前导。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本书的内容、特色及内在理路。

一、现代的“非遗”VS“我们”的传统

中国的“非遗”热可从现代化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和考虑。现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瓦解了传统的文化认同，正如福山教授指出的，“这种秩序使人们的内心自我和外在社会实践之间产生了分离。”②陈家刚编：《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48页。“非遗”即是人们应对这种现代化挑战而寻求新的身份认同的产物。

同时，冷战后民族国家结构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现代社会文化力量与民族身份意识之间的关系。对此的反应之一，就是借助表达无形文化来增强民族性。③爱川纪子：《无形文化遗产的新的保护措施》，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2000：文化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恰恰满足了各个民族国家的需求，它不仅蕴涵着历史根源，更体现了民族的价值。

在此背景和框架中，我们更容易理解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在国内引发的热潮，它成为了国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是地地道道的现代化的产物。具体落实到二十四节气这一“非遗”事象，它是中国人对时间的一种独特体认，表达着中国人对于生活、世界的感受。它不同于普遍化的均质化、标准化的时间，是属于“我们”的独特的传统。

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传统是多样化和地方化的。“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尤其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各地二十四节气的物候特征与民俗特点都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他们”来说的“我们”，在地化后又有了“你们”和“我们”的区别。

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日用而不察，然而经过了非遗的转换，二十四节气由日常生活转变为一种文化和审美的资源。它的艺术性得以彰显，丰富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它也成为人们反抗全球化、现代化和工业化趋势、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姿态象征，增加了时尚和品味。

传统是原材料，“非遗”是顾客的需求，它们呼唤着大厨的出现，想请她创制出一盘品相精致、鲜美可口的新菜、大菜、好菜！当仁不让，大厨操刀上阵了。

作者首先将二十四节气落实到以辽西医巫闾山为代表的东北地区的物候和农事生产，以应花期而来的“花信风”指代这种物候，既唯美又恰当，先声夺人，书名响亮、瑰丽。内容以围绕二十四节气所派生出的谚语、俗语、节庆等民俗文化生活填充，丰厚而深广，朴素而明朗，正如东北黑土地上那一望无际的广袤又丰饶的田野。

在地化的书写策略令二十四节气真实可感。书中“不但有四季不同的景色，更有东北人脸上不同的表情。春风吹拂着扶犁、点种的人们，脸上满是希望和期盼；炎炎夏日中，拔节的庄稼咔咔作响，薅草拔苗的人们，满脸的汗水浸泡着深深的疲惫；金色的秋天，成熟的庄稼果树把田野染得五彩缤纷，到处荡漾着大人小孩的欢笑；寒冷的冬天来了，人们忙着采买年货，热腾腾的黏豆包、杀猪菜……热炕头上是浓浓的幸福和化不开的亲情。”①王颖超、潘虹著：《田野花信风：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故事•前言》，赵志国剪纸，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所有这些展现的是浓浓的属于“我们”的传统。

与此同时，在地化更是一种人生情怀。作者邀请了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的潘虹馆员和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赵志国先生合著此书。“我们”的传统由“我们”的人亲自撰写，全书从内容到风格，从审美到品格，均植根于医巫闾山的土地，沾衣欲湿的是辽西民众淳朴的生活气息。

其次，作者着重把握了地域性与普遍性的和谐关系，注重地域性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普遍性。这也是由二十四节气这一民俗事象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它产生于黄河流域，我国幅员辽阔，有些民俗事象是全国通行的，如一些重要节日；有些可扩大到整个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如一些农谚；有些则是东北地区甚至是辽西地区所独有的，如饮食特点。非东北地区的读者既能对照本地特色，引发联想与调查的欲望，又能欣赏到陌生化带来的冲击体验。

二、民俗学者的逻辑、问题意识与情怀

讲好二十四节气故事，参与到节气文化的传播和文化创意之中，充分发挥文本的构建语境功能，利用民俗资源去表达和建构我们希望的世界，这是民俗学者的一个愿景。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凭借的正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素养。

王颖超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师从万建中教授，她的论文写作思路清晰，驾驭材料能力强，是一名优秀的毕业生。现在知识产权出版社从事民俗文化、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编辑工作。学术训练和编辑经验让她迅速抓住了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点”，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本书的创作，这样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她平时深厚的积累。正所谓厚积而薄发，作者的功力随处可见。

比如，二十四节气说起来有系统，但知识点零碎，如何有机组合起来是难题和挑战。以立春一节为例，作者的阐释由“打春阳气转”开始，介绍立春后节气的变化，进而描述东北地区的特点:“打春别欢喜，还有四十天冷天气”，顺着东北地区的线索，介绍了立春的饮食习俗“咬春”。

立春还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内部民俗知识，那就是春脖子长短、“寡妇年”、赖岁和“打春牛”等，作者娓娓讲述了这些习俗的局内解释、相关传说和现今流传状况。

说到这里，立春似乎说尽了，要怎么收尾结束？作者由立春为四季转换的开始，写到人的生命周期观念！谷子由萌生到成熟，国人的生死观也从此生发，“真正的死亡就是这颗谷子没有达到成熟阶段的夭折，这是最可怕的。”夭折经常发生，祖先们选择在关口过节，消灾祈福，自然地过渡到信仰民俗，引人深思。

谈到信仰不能不说到万物有灵观，闹春正是要以人类自身的繁殖行为感应天地，祈求和谷物一起勃发生机。至此，配图东北“跑旱船”剪纸，文气贯通，相得益彰。

如果说将平面零散的知识点组成系统的网络，并层层深入地呈现出来，考验的是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既顾及普及性，又有科研性、既注重文献资料，又珍视田野资料，则是作者有意追求的问题意识。

本书以普及为主，同时着意对某些平常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和习俗作深入探讨，有些观点具有独创性。如对辽西马神庙中所供的神像“三位一体”功能的探求。书中不只记述了农业社会中曾经存在的习俗，对某些习俗的变迁也进行了研讨，尤其是结语部分对二十四节气在当下的现状及意义有精彩的分析。

问题意识还体现在作者对田野作业方法的有意识的运用。本书很多资料都来源于田野调查，如某个节气庄稼的长势及耕作经验、一些现在已逐渐消失的习俗等。因此二十四节气在这里不是“故纸堆”，而是和实际生产、生活经验紧密相关。正如作者所说：“我们都是从小在农村长大，耳闻目睹过父辈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也有过直接的农事生产经验。我们根据自己儿时的记忆，加上对文献资料的按图索骥，做了访谈调查。感谢我们的父母、家人和朋友，随时解答疑问并帮助搜集资料，使我们获得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只有凭借田野调查对地方社会具有深入了解的民俗学者，才有可能理解地方民众对于地方文化的想法和价值观，才能够把他们的想法和价值观向地方内外的社会进行广泛地传播。

最后，我想谈一谈一个纸面上看不到的东西，它却萦绕于全书内外，它是一种深切充沛的情感，它的名字叫“故乡”。

王颖超与锦州群众艺术馆潘虹，两人一个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出生于80年代初，他们都有农村生活经验，本书是专业知识与故乡情感合一的产物。每一页、每句话乃至出书的行为本身、后续的每一次寄赠、每一个宣传，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我看到王颖超博士内心深处坚定的几个字：“用所学回报故乡”。

故乡的水土和物产养育了我们，我们对食物的品味、饮食的习惯、审美的趣味、对欢乐悲伤的感触，无不是故乡定下基调。民俗学者对自己的故乡充满情感，这情感是复杂的，既有乡音乡恋的滋润，又有对故乡局限的清醒认知。在此基础上的爱恋才是豁达的、健康的、可以与外界产生对话的情感表达。“如果作为一个民俗学者不具备形成实践前提的规范的实践思想，民俗学者在地方上的实践就如同那些无清醒认识地参与文化保护政策的民俗学者的实践那样，将不可能产生对地方上的文化和居民来说具有可喜意义的结果，为此，民俗学者在地方进行实践活动之际，首先必须奠定根植于地方规范的思想。”①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民俗学者的立场，感人、动人的力量最终源于自己的感动和丰富。正因为知道了文化的全部，才爱它到骨髓中。这爱化作自信与自豪，转化成连接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的积极力量。

三、美图、美食加美文的三重诱惑

如何将学问与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对接？作者选择了现代人渴望的“仪式感”来切入。祭祀曾经是我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意义和归属感，现代化带来了科学昌明，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被污名化，人们心灵的真空等待着被填补。于是饮食习俗、传说、谚语等原本附着的民俗样式逐渐增添了分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建构仪式感的方法。我们到旅游景点，总想听到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想品尝当地特色的小吃和美食。做一件事如果能引用到一个互文的谚语，这件事也仿佛从平常的时间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瞬间”的纪念意义。

5.提出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1］

生活在碎片化时间中的人们渴望意义和价值，如果一本书能给你什么时节应该吃什么的指导，还给出你丰富的理由，那我们过的就不是生活而是文化了。

作者采取了三种方式赋予仪式感以血脉和气韵，那就是美图、美食和美文的跨界整合。以强大的吸引力抓住读者的兴趣点，俘获广大的读者群，获得美好的传播体验。

笔者见到此书，正值清明节气，书中写到“七九河开河不开，渤海湾的春季渔汛要清明之后的4月中旬左右。此时虾爬子正值产卵期，它的肉质饱满、味道鲜美，可以直接煮，也可以用它的鲜肉拌入饺子馅……”看到此处我迫不及待打开手机的铁路12306APP，定购了回锦州的火车票，微信爸爸：“虾爬子准备”。在城市生活久了，已忘记了清明后是吃这种美食的最佳时期。正好和清明小长假配合，让好久没回家的我跳上了火车，得以踏上家乡的土地，和父母亲人们见面一叙天伦，也得以给逝去的老人扫墓，生命仿佛因此增加了厚度。当虾爬子拿到手里之时，“正值产卵期”五个字幻成了硬硬厚厚的触摸质感，紧接着变为金黄色的长长一条鱼子，塞到嘴里，满满的海潮涌动，香甜的海边气息笼罩全身，挡不住的放松、愉悦。我喜欢这次突然的旅程，感谢《田野花信风》为我开启的契机。

朋友圈里“小福”点评到：“第一次看见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东北节气，看得直咽唾沫。”确实，让人咽口水的地方俯拾皆是：“头伏饺子二伏面，在辽西人的饭桌上，这一天的伏面应该是过水面，而且过的还是井拔凉水，伴之以紫皮蒜和鸡蛋酱。爽口有味无与伦比。还有‘高粱米水饭咸鸭蛋，给个村长都不换’之说。”没有对食物习俗和味蕾的千万次刺激与习惯，没有细致入微的田野访谈，没有跃然纸面的享受感与热爱之情，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食俗描写，感受不到这样的诱惑，完全可以作为“舌尖上的中国”千金不换的底本。

本书的配图则是策划的又一大亮点，它大有来头，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医巫闾山满族剪纸的国家级传承人赵志国特意为本书而剪，剪纸以每个节气的民俗事象为主，具有浓郁的东北特色，完美融合到二十四节气民俗的叙事中。

从阅读的接受效果来看，这些高水平的剪纸作品令人瞠目，刷新了笔者对于剪纸的固有刻板印象。这完全是艺术品，而且是地域生产出的艺术品，里面的老太太、大姑娘都像是从地里蹦出来的利索、精神、痴情。以第74页的“老太太喂猪”为例，这头猪没有生存压力，并且具备着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气质，它的两只后腿跳离地面，屁股上歇息着大公鸡，尾巴向天空的方向开成了一朵狗尾巴花。它的头有着猪八戒的神气，真不知道神情这种东西是怎么剪出来的。只见它半蹙着眉头，大口地吸食着面前的美味佳肴，仿佛吃完还要去处理猪国大事一样。这样的猪只有它旁边的老太太才能养出来。她穿着扎起裤脚的棉裤，梳着一个大抓髻，鬓角还戴了一朵大芍药花，手里拎着小桶，拿着小瓢，嘴微微张开，似乎正在跟她的爱猪说着话。人与猪生于天地间，每一天每一刻都要过得精神，活得欢实！

掩卷良久，剪纸的图片中的人物、场景和精气神还在思维深处活动，挥之不去。不用笔，没有油彩，不需要优雅的书房画室和画桌画轴，一把剪刀，说话间剪出生活，谈笑中剪出向往，独特的魅力在艺术家手里获得了更新的生命。这些创作有机地融入文字的叙述，相互激赏，嗟叹再三，余味深长。

全书的写作风格亦如上述美食与美图带来的审美感受，文从字顺，清爽怡人，这部分取决于作者的叙述策略。二十四节气主要为了指导农事，但本书没有拘泥于此，而是突出了文化特点，记述了每个节气的物候特征、农事生产习俗、节日习俗、饮食习俗等，既五花八门，又重点突出。引用了很多谚语、俗语等，语言通俗易懂，使东北人读起来亲切可感，唤起共鸣；外地人也能从中有所对照，引发对自己故乡二十四节气民俗的兴趣。

美文效果的取得另外则来自作者清晰的思路和真挚的情怀，文风如清水芙蓉，朴素明朗。在作者笔下，二十四节气不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传统遗产，也是民众日常的生活，更是一种可以不断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在中国人的认识中，天道与人道互相感应，周而复始、循环不绝，也因而永葆生机，它具体化为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珍贵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在不知不觉中，全书完成了这种理念的传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生活方式的传承者，都应对民俗生活保持自觉，将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方式传承下去。

四、中国公共民俗学实践的有力探索

2004年，杨利慧教授和安德明教授撰文向中国学界介绍了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兴起和发展，认为公共民俗学是“指在新的语境中对某种民间传统加以展示或应用的实践活动，这种展示或应用，通常是通过传统承载者与民俗学者或其他文化专家的协作努力来完成的”①杨利慧：《美国公众民俗学的理论贡献与相关反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公共民俗学在日本也引起了很多讨论，日本学者菅丰认为，“公共民俗学不只是从属于政府及其相关团体等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员所承担的学问，也是从属于大学等机构的学院派民俗学者同样必须承担起来的一种方法。”②[日] 菅丰著：《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陈志勤译，《民俗研究》，2011年第6期。周星教授提出，民俗学天然具有一种实践性和公共性。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为我们重视民俗学的这一特性提供了契机，“根据民俗学的实践性和公共性，不妨将民俗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参与等社会性学术实践定义为中国式的公共民俗学”③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对这些难题进行挑战，建立新的公共民俗学，可以说是现在的民俗学者的使命。”④[日] 菅丰著：《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陈志勤译，《民俗研究》，2011年第6期。

那么除了为政府及其相关团体提供服务外，民俗学者的公共民俗学实践还有哪些可能性？以二十四节气为例，其中蕴涵的传统智慧需要民俗学者对其进行提炼、升华、传播、弘扬，从而让这项古老的农耕智慧获得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借以安顿现代人的“文化乡愁”。在现代都市化和工业化的条件下，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用新的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怎么进行知识普及，怎么进行价值功能的认识动员，怎么促进二十四节气文化在社区、家庭和学校中落地生根？

摆在我们面前的《田野花信风——二十四节气的民俗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它用自己的研究实绩表明：公共民俗学应当立在时代潮头，积极切入热点话题；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认真思考学问与社会现实对接的方式；尝试跨越学术与艺术的藩篱，带来具有爆破效果的审美感受。这些都是本书给予中国公共民俗学实践的启示。

若说缺点与不足，笔者认为，作者有明确的用专业知识更好为家乡和社会服务的意识，非常难能可贵。但如何服务，服务的主体是谁？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效果？家乡人民的受益点在哪，是通过本书的阅读，增加乡土情感？还是意在增加青少年的地方习俗知识，令他们成为积极的传承人？抑或是为当地文化部门服务，帮助他们完善知识系统，指导其开展社区实践？还是为民俗学添砖加瓦，增加一些经过思考而且新鲜的材料？这些都是公共民俗学者应该思考的。杨利慧教授的文章《遗产旅游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二三模式”——从中德美三国的个案谈起》①杨利慧：《遗产旅游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二三模式”——从中德美三国的个案谈起》，《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就是一篇极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作者开宗明义：“文章从公共民俗学的立场出发，力图为各级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和开发实践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希望此例能为作者进一步的思考与实践提供方向上的借鉴，在其后系列书籍的策划上开拓出更多创见，树立起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实践的品牌。

公共民俗学在中国天地正阔，需要更多有学识、有担当的学者投身其中，王颖超博士及其作品无疑为这个事业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最后，笔者想重温钟敬文先生在1930年创作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歌》：

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园

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

但现在呵，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

斩除荆棘，修理枝条

来！同志们，莫吝惜辛劳！

收获决不会冷待了耕耘

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

钟老的预言成真。在今天，民俗学更加大有可为。她的园地里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她天生的实践品格更加值得我们去认真探寻、戮力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