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研究中理论观点异同说（下）

◎朱彩云

（续上期）

四、年鉴“官书”异同说

2001年来，年鉴界在年鉴是“官书”还是“民书”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年鉴“官办”“官编”“官看”的“官本位”模式要摒弃，还是年鉴保留这种“官办”“官编”模式，不要“官看”，又或者是年鉴既不能办成“官书”，也不能有“官本位”思想。

（一）“官书”“官本位”说

《地方志工例条例》把地方综合年鉴划入地方志范畴，第八条明确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官办、官修”的“官书”定位十分明确。“官书”地位的明确似与年鉴界的反对之声很不协调，但反对“官书”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反对的是“官用”的内容，反对把年鉴编成领导人的言行录，政府有关部门的记事本、功劳簿，反对年鉴报喜不报忧，而不是反对“官办、官编”的形式。官书的定位和模式在年鉴事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有强大的、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就像现在中国的报纸种类有2000多种，党报仍然有其强大的、不可替代的生命力。如果在年鉴界不加分析地提出反对所谓的“官本位”，综合年鉴不重点记录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却要承载的如娱乐、生活、时尚等内容并不是综合年鉴所主要承载的，其道理就和党报同其他类型的晚报、娱乐报、生活报等小报的区别一样。因此，不认清目前现有综合年鉴的定位、体制而盲目提出反对所谓“官本位”，在理论上的界定是模糊的，用这种观点来指导当前年鉴的发展实际，则是有害的。典型代表李目宏。

（二）“官书”反对“官本位说”

反对官书的原因是因为年鉴编纂者自身的“官本位”观念。因此，要反对的不是“官书”的称呼，而是年鉴编纂者的“官本位”观念；要做的是让年鉴更加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而不是单纯地记录政府部门的工作；要作为政府发布权威信息的渠道提供给各级政府官员和有关研究者，而不是当作休闲读物卖给普通百姓去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此外，“官书”也涉及年鉴的读者定位问题，反对者认为“官书”的定位影响了普通读者对年鉴的关注，减少了年鉴的读者群。实际上，作为资料性文献的年鉴获取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与普通读者日常生活不相关的。既然中国的年鉴并不能像国外的年鉴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么突出年鉴“官书”的特点反而更有利。衡量中国年鉴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并不是发行量的大小，而是检索使用次数的多少。近几年很多年鉴编纂单位编纂《××生活年鉴》《××市民生活手册》《××通》一类出版物的成功，恰恰说明了作为“官书”的年鉴应该明确自己的读者群体。从全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要做到资料的准确权威，必须使用各级政府所公布的信息，而“官办、官编”是资料准确权威的基础。典型代表尹树国、张子忠、胡新力、周南非、崔震、唐剑平等。

（三）反对“官书”“官本位”说

有观点认为年鉴不应是“官书”。最具代表性的是许家康，他认为要破除年鉴的“‘官书’意识”，因为“官书”是一个“陈腐之词”，“‘官书’意识的最大危害是造成年鉴官气十足、脱离群众，宣传色彩浓厚、少人问津……”孙关龙提出年鉴要抛弃“官本位”思想，转向“民本位”，认为官书会造成只重点记述政务要闻而忽略其他内容的记述。他查到关于“官书”一词，在一些百科全书、词（辞）典等书上查阅，均未见此词。在《辞海》上查到“官书”一词的意思是“旧谓官府文件；旧时政府机关所编辑、刊行或收藏的书籍。”他说：“‘官书’一词如同‘官商’等词一样，在历史上曾经红极一时，可是在现代已经成为一个贬词、陈腐之词。年鉴界一些同志还把它作为褒词用，这说明‘官本位’思想已侵入年鉴界一些同志的思想。这种思想背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阻碍了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孙关龙建议“我国年鉴界以后不再用陈腐之词——官书，来称呼我们的年鉴”。

（四）年鉴应该是“官书”，但不能“官本位”

年鉴“官书”体现了它的权威性，方便运作，“官本位”的危害是导致年鉴内容偏颇，年鉴要摈弃“官本位”思想，注重记述时代区域主旋律的内容。1.“官书”的理由。目前国内年鉴的“官办、官编、官看”的运作模式，对中国年鉴事业的起步、发展、成熟、繁荣起到根本的推动作用，没有“官办、官编”，就没有年鉴业的今天。目前综合年鉴的内容定位——全面记录、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现状、发展和变化——决定了它就是一本独具权威性的“官书”。这种定位和模式没有错，而且在年鉴事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现有的综合类年鉴也还是得按这种模式运作，也还会有强大的、不可替代的生命力。2.不能“官本位”的理由。在当前中国年鉴既然是官书、官鉴，如果突出社会上重要的活动主体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的活动，就会造成重点不突出，本末倒置，缺乏实用性，严重阻碍年鉴事业发展。所以编写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官本位”思想的危害性，时刻怀揣群众，站在读者的角度，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点记述习近平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时代主旋律的内容，充分体现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主要任务。

五、“规范和创新到底是否矛盾”异说

在年鉴中，规范是否会造成“千鉴一面”，规范和创新是否矛盾，到底是规范重要，还是创新重要，这些都是年鉴界争论的问题。

（一）认为年鉴的规范化就会导致“千鉴一面”，与创新相矛盾

2000 年以前，中国年鉴编纂者注重的是年鉴的规范性问题，为此催生了《年鉴学概论》（肖东发等著）、《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李今山、范作义等编著）等一批理论著作和一大批理论文章。阳晓儒认为“事实上，这对年鉴规范化的探讨与研究确实对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1～2009年，中国年鉴界将近10 年的改革、创新热潮可以说是对前20 年规范化的颠覆。年鉴的规范被弃之一边……”“提倡规范化，千万不能把规范搞成僵化的条条框框，制约和阻碍年鉴的发展。”有人简单地认为年鉴标准化、规范化，会影响年鉴的创新，制约了年鉴个性的张扬和地方特色的显现。还有人担心年鉴规范的制订会导致年鉴的僵化，阻碍年鉴的发展进步。典型代表是阳晓儒，强调年鉴的规范化。

（二）认为年鉴的规范化不会导致“千鉴一面”，规范和创新不矛盾

胡新力认为：“规范与创新本身不构成尖锐的对立。”“一些同志在谈到年鉴创新时，提出要创新还是要规范，把规范与创新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创新就会导致不规范，其实，这是对创新的曲解；也有的同志谈创新时，认为规范就阻碍了创新，这同样是一种曲解。”规范与创新是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的两个重要手段，不是目的，两者不构成对立，是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 。典型代表是胡新力、唐剑平。

（三）规范和创新不会导致“千鉴一面”，两者不矛盾

年鉴要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规避“千鉴一面”。一是规范和创新不会导致“千鉴一面”的理由。规范对于年鉴是十分重要的。规范是针对年鉴的基本共性做出的方方面面规定，目的为了达到年鉴基本要素齐全，检索方便，纵横可比，有效提高年鉴的整体质量。但对于年鉴的特色化和个性化应留有充分的空间，真正意义上的年鉴规范化不会导致年鉴的“千鉴一面”。年鉴规范化工作进一步讲就是构建年鉴质量标准体系工作，“要全面提高地方年鉴的质量，亟须在框架设计、条目编撰、年鉴形式、封面要素、广告组织等方面加以规范，制定出地方年鉴的‘ISO’标准，此其一；其二是管理上要规范。目前中国年鉴存在多头管理……” 长期以来，年鉴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工作不健全，影响并制约年鉴整体质量的提高，导致年鉴数量和年鉴质量发展的不同步。二是规范和创新不矛盾的理由。规范与创新是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的两个重要手段，两者的互为依存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不矛盾。一般而言，规范在先，创新在后，规范是基础，创新是提高，“年鉴只有在规范的基础上创新，才能保持其长久的生命活力。”规范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创新是因人而异的，但不是人人能够做的。

六、“创新是否是年鉴发展主题”的争论

创新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从事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活动，是一个获取创造成果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结果表现为首创出前所未有的、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事物。创新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年鉴创新一词的提出是随着新时代各行各业掀起的创新一词挪用而来。诚然，年鉴界也需要创新，但不能什么都叫创新。

（一）主张创新是新世纪年鉴发展的主题

“从2001 年开始，中国年鉴界刮起了一股‘改革、创新’之风。”“在许家康的倡导下，改革、创新成为年鉴界的主流，规范化被当作改革、创新的绊脚石弃之一边。”“改革创新的目标就个体而言，是将年鉴办成特色鲜明、拥有广大读者、靠发行量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出版物。”年鉴开本由小改大，年鉴封面设计换个图（字体、颜色），增加一个或几个新栏目，把大事记放到正文之后或放到正文之前，增加很多单一性条目或常规条目，收录一些生活指南内容，刊登企业广告或不再刊登企业广告，换一种印刷纸张，正文配上插图，出版时间缩短几个月，编一部生活类年鉴或一个新区域、新行业年鉴，兴办电子光盘和年鉴网络年鉴等等，误将这些做法都称为创新 。在年鉴中，创新用得频率过多，范围过广，把与年鉴有关的改动变动都称作“创新”。

（二）主张慎用“创新”二字

年鉴工作者编纂年鉴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不断提高年鉴的编纂出版质量，而“年鉴创新”仅仅是实现这个任务和目标的重要手段而已。张子忠认为：“在对年鉴是何物和应该如何编辑出版等这类在年鉴编辑出版学范畴内原属ABC的问题，业内见解与其说不尽一致，毋宁讲相去甚远，尤其是在众多年鉴的编辑出版理念、编校出版质量亟须提升、夯实基本功之际，侈谈年鉴创新，有点儿玄虚。”胡新力认为：“不能把调整、完善一概称之为‘创新’，把什么东西都贴上‘创新’的标签。”周南非认为：“这些研究有真正在正确方向上的研究，但也有一些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所谓创新。”唐剑平认为：“十年来，年鉴界到了言必称‘创新’的地步，‘创新’成为时髦的‘口号’，成为政治和理论的‘标签’”。唐剑平认为创新用得过滥，或者过分强调就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空洞乏力，他认为“现在，中国年鉴界如果再不重视年鉴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一味空谈所谓的‘创新’，‘年鉴学学科体系建设’将会‘路遥遥其修远兮’”。“过分强调创新，就会使年鉴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基石，使年鉴不成其为年鉴，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年鉴的内容增加、改版都属于常编常新。

（三）年鉴应该慎用“创新”这一说法

其理由如下：创新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创新要有突破，要有质变，因此，创新必须具备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来自于年鉴理论学习、研究和编纂工作实践，没有年鉴编纂工作实践的创新是空洞的、乏力的；创新还必须具备客观的创新条件。我们通常所谓的许多“创新”，其实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口头上、标签化了的“创新”。年年要有创新成果，这个在古代学者穷其一生研究都很难实现的目标，在当下也是很难实现的 。规范不是机械地照搬照录，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规范的对象仅仅是年鉴的共性，年鉴的个性鲜活、丰富多彩，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目前，年鉴数量迅速增长，但总体质量呈下降趋势，这不是缺乏“年鉴创新”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人才缺乏、工作机制没有理顺、重视程度不足、责任意识不强等。年鉴编纂工作中的许多“创新”应该称之为“与时俱进”和“常编常新”。

本文对年鉴理论中六种不同异说，包括志鉴异同论、年鉴书刊异同说、中国年鉴与国外年鉴异同论、年鉴“官书”异同说、“规范和创新是否矛盾”异说、“创新是否是年鉴发展主题”的争论，进行辨析，从宏观层面展示了年鉴理论中的百家争鸣，也以此说明年鉴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和研究，年鉴理论正在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