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文革”书写的两种类型（下）

陶东风

三、“文革”是国民党专了共产党的政——重读《大墙下的红玉兰》

丛维熙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①原载《收获》1979年第2期。的主人公葛翎原来是一个专门替共产党清理“阶级敌人”、审查“阶级异己分子”的公安干部，革命江山的守护者，省劳改局狱政处的处长。他出身贫寒，解放前参加红军，解放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为组织打江山守江山的战士。谁知道他因反对神化毛泽东（一个没有详细交代的很可疑的罪名）而成为社会主义监狱中的阶下囚。这对葛翎无异晴天霹雳，打得他天旋地转、失魂落魄。这真是一个讽刺。

正因为这样，葛翎最最痛苦的不是劳改队极度紧张的劳动，②参见本文第2部分对《布礼》《蝴蝶》的分析。依据许子东的分析，“很少有中国当代小说将体力劳动（哪怕是强迫的体力劳动），作为主人公的一种‘受难’形式来描写来渲染来抱怨”。“仿佛在各种‘文革故事’里，劳动之艰苦都不算苦。”详见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部文革小说》，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89-90页。而是组织突然间变得六亲不认了。然而，这个被组织冤枉的时刻恰恰也是葛翎这个组织的亲儿子表示忠诚的时刻：他不但不能因为自己的受冤而埋怨、离弃组织（如果这样他就真的成了“叛徒”），而且要拼死挽救组织，挽救一时糊涂的“母亲”。当葛翎被迫站在毛泽东像前“请罪”的时候，他心里在作着尖锐的思想斗争：“是像一个革命者那样，真正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纯洁，还是用祭‘神’的语言假检查图得眼前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