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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天津300072)
达尔文的进化论深深影响着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对生命体和人类起源的基本认识。现存的生物和人类是从遥远的过去,由一种古老的、低级的生命体演化来的,它们为什么能演化成我们现在的样子,达尔文认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当把这种观点推演到人的起源问题上,达尔文说:“在世界的每一大区域里,现今存在的各种哺乳动物和同区域之内已灭绝了的一些物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有可能的是,在非洲从前还存在过几种和今天的大猩猩与黑猩猩有着近密关系而早已灭绝了的类人猿;而这两种猩猩现在既然是人类最为近密的亲族,则比起别的大洲来,非洲似乎更有可能是我们早期祖先的原居地[1]”。早期的人类学家极不喜欢达尔文的这一观点,但后来的发展使人类学家不得不将达尔文“人类诞生地是非洲”的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逻辑推演起点。
从简单到复杂和现存的相似性成为推演生命体起源的基本思维原则,这一原则既推动了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巨大发展,也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取舍后,将人们的研究引入歧途的危险。以这一原则推演和研究人类起源获得成功的人类学家很多,但就其影响应首推肯尼亚考古和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时,就向自己的导师提出到东非大裂谷寻找人类起源化石的计划,遭到导师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