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
——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

2018-01-23 20:33
东南文化 2018年2期
关键词:宋书建康罗氏

陆 帅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建康城研究是六朝史领域的基本课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不断加以关注,成果丰硕,尤其在城市空间布局的复原上取得了较大进展[1]。另一方面,由于文献不足征等原因,由建康城(今南京)内外居民的具体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历史图景,目前仍不清晰[2]。如何将考古新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深入描画六朝建康社会变迁的具像,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也是近年来建康城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3]。在这方面,南京市江宁区出土刘宋罗健夫妇、罗道训买地券提供了一组崭新的资料群,弥足珍贵。由于这三方买地券学界尚未有深入研究,故本文拟以此为中心,围绕券文所提示的墓主人籍贯变迁、仕宦经历、葬地选择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此触及晋宋之际建康周边人群、社会的变动实态。

一、买地券的基本情况与录文

罗健夫妇买地券两方(下文简称A券、B券),罗道训买地券一方(简称C券),现藏于南京江宁博物馆。2013年,《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一书中刊布了券砖正面部分的照片,并提供了形制、出土地点等信息[4]。尽管照片有若干处不甚清晰,但文字大体可读。为研究需要,现初步录文、标点如下:

1.罗健夫妇买地券I(A券)

宋元嘉廿二年八月丁亥□十日丙申□。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钊阳县开国男罗健,□□□□里/□□□□□□□□□丘丞墓伯、地下两千石、东都丞、武夷王、□共买此地,□广五顷。□堂邑/郡□男女死人罗健夫妻,得钱万々九千九百九十九□钱,即日毕了。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自军乱以来,普天死人听得随生人所□丹阳郡湖孰县西乡都乡里中□□买/地葬□,入□□此地中,掘作葬墓埋健夫妻尸丧,魂魄自得归此冢庐。随/地下死人之俗五腊及日月会十五日,休假上下,往来不得留难。有□问左/右,比居他人,妄仍夺取健地。时人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

2.罗健夫妇买地券II(B券)

宋元嘉廿二年太岁己酉八月丁亥□十日丙申□。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钊阳县开国男罗健八十岁,妻□□八十岁。醉酒□□官归。□□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皆得随生人所在□□□□□丹阳郡湖孰县□乡/西乡里中地下□、蒿里父老、□□□□□□□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尸□□□□□□□□尸丧□□万々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毕了。地下先人、□里□□□/□石□□□□□□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皆)听□□此地中,□□□□□□/□得使左右比居,妄志此地,□□不□。时知者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

3.罗道训买地券(C券)

宋元嘉卅年太岁癸巳七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予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地下先人、蒿里/父老、墓县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买此地,广一倾余。地/□□城都乡安上里罗道训,以义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诏书除袭父封钊阳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地□卅五里。到十二年四月十七/□□子,诏书除武原令。□□元嘉四年七月一日癸酉、/诏书除魏郡广川令。到六年六月廿一日辛巳、/诏书除南广平太守。到□年十月十九日丙申、/诏书除龙骧将军。到十七年十月七日壬戌、诏/书除左卫殿中将军。到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壬寅、诏书/除南平昌太守。到廿七年十二月卅日乙酉、诏书/除行参征北将军。事道训得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毕了。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墓埋。今/皆于地中掘土作冢藏埋尸丧,魂魄自/得还此冢卢,随地下死人科法。□即吉日,/月晦十五日□□上下往来,不得留难。有所□/□□□比居他人,妄仍夺取道训地。时知者/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右□□□门□□□。

此外据书中介绍,A、B两券侧面亦有铭文。A券为一行六字、B券为一行二十四字。更为精确、完整的录文,尚有待相关部门公布清晰拓片。

三方买地券文内容丰富,涉及墓主籍贯、官职、爵位以及买地位置、时间等信息。A、B券主人为罗健夫妇,其内容、形制相同。C券主人为罗道训,其与A、B券在结构上的区别在于详细记录了墓主的仕宦履历,这在六朝买地券中不多见[5]。

众所周知,买地券的主要功能是宣告亡者在阳间的生命结束,通过“买地”获得阴间的居留权,且往往与特定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罗氏买地券也不例外。上述三份券文都提到了“玄都鬼律”与“地下女青诏书科律”。研究认为,其源自天师道信仰[6]。东晋南朝时代,建康周边是天师道颇为流行的区域,罗氏买地券出土地东面不远的茅山更是南朝道教的中心所在,信仰氛围极其浓厚[7]。罗氏买地券文中鲜明的天师道因素,正是这种信仰氛围的具体表现。

券文所反映信仰实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买地者罗健、罗道训的情况,同样令人很感兴趣。具体而言,他们究竟来自何处?是何身份?又为何葬于建康周边?见于三方买地券的年代、职官、地理等信息,提供了不少线索。

二、罗氏父子的行迹

首先需要判定的是罗健、罗道训的关系。上述三方买地券出土于同一地点,墓主又为同姓,很容易将之联想为一个家族。事实上,券文中的爵位记载也证明了此点。

据券文,罗健、罗道训封爵都为钊阳县开国男[8]。罗健葬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受封时间不详,但肯定在此年以前。罗道训亡于元嘉三十年(453年),C券记载其受封的时间与缘由曰:

义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诏书除□袭父封钊阳县开国男。

可知罗道训的爵位是东晋义熙五年(409年)袭父封而来。此后至元嘉三十年下葬,其间并无改封。按中古爵制,一爵不能同时分封两人。若罗道训自义熙五年至元嘉三十年之间为钊阳县开国男,罗健便不可能在元嘉年间持有此爵位。这一矛盾,恰说明两者为父子关系:罗健为父,先封钊阳县,义熙五年时由子罗道训袭封。A、B券爵位于罗健是对死者的尊称,与C券并不冲突。

罗道训于义熙五年袭封,罗健夫妇买地下葬却是在三十余年后的元嘉年间。这一时间差的产生原因,可以考虑两种可能。其一,罗健于义熙五年致仕,让爵于子罗道训,至元嘉二十二年去世,夫妻合葬[9]。其二,罗健的亡故就在义熙五年,由子罗道训袭爵。翻检史传,是年四月刘裕伐南燕,于青齐合战多次,战事激烈[10]。罗健作为刘裕旧部(说详下文)或于此时战死。由于卢循、徐道覆与此同时在南方起兵,进逼建康。故青齐战事甫定,刘裕随即班师。纷乱之际,罗健很可能就地草葬,灵柩未归。至元嘉二十二年,罗健夫人去世,其亲属重新择地,将两人正式合葬。

另可注意的是,券文所记罗氏父子的籍贯并不相同:A、B券载罗健为堂邑郡高山县人,C券载罗道训为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人。梳理两晋南朝政区,堂邑郡高山县位于江北,东晋末已撤废,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在江南,刘宋元嘉时尚存[11]。则罗氏一族应是南渡过江的侨民,堂邑郡高山县是其本贯,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是南渡后所著籍贯,其南渡时间当不迟于东晋末[12]。

永嘉乱后,南徐州彭城郡所在的京口周边,正是侨民在江南的一个聚居地[13]。晋末、刘宋时代,南彭城郡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它是宋武帝刘裕的乡里所在;另一方面,郡内侨民在代晋建宋的过程中也很活跃。《宋书》卷四九《刘钟传》载刘裕起兵京口之际,侨彭城郡民颇多“赴义者”。这些侨民被“立为义队”,“恒在左右,连战皆捷”,是刘裕极为信赖的一支力量[14]。

著籍南彭城郡的罗氏父子,就是追随刘裕起事的旧部。史载,刘裕登基后随即下诏对前代爵位按例“降杀”——即减封、除国,但“宣力义熙,豫同艰难者”,则“一仍本秩,无所减降”[15]。刘宋《谢珫墓志》载谢氏家族在晋宋禅代以后“诸国并皆削除”,即爵位“降杀”的实例[16]。如前所述,自东晋至刘宋,罗氏父子爵等没有变化,正说明他们曾经参与了“造宋”大业。这一层渊源,也成为了罗氏父子进入刘宋政权的契机。券C所载罗道训的官职转迁情况,就是最为直接的体现。

如券C所见,罗道训的仕宦生涯长达三十余年。所任官职大致可分为郡县守令与武职两大类。其所守诸郡县中,魏郡广川县隶扬州,其余都属南徐州[17]。扬州为京畿所在,南徐州是刘宋帝室的“桑梓本乡”,皆地位优重[18]。罗道训在此两州频繁任职,是刘宋政权对罗氏参与佐命的回报,无需赘言。不过,这些郡县都是无实土侨郡县,事务清闲,近于寄禄之职。真正体现出其与当时政治密切联系的,是其于元嘉十七年(440年)转任左卫殿中将军一事。

按《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殿中将军为皇帝近侍武官,“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在宫城防务中地位关键[19]。罗道训任此职在是年十月,此时刘宋宫廷发生了一起重大事变:权倾朝野的彭城王刘义康失势,刘湛等党羽伏诛。《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彭城王义康传》述其梗概云:

(元嘉十七年十月戊午)其日刺(刘)义康入宿,留止中书省,其夕分收(刘)湛等,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衅,义康上表逊位。[20]

宫内防务例由禁军负责,宋文帝却在处分刘义康、刘湛等人时令“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以备非常”,引入外军,这一细节值得玩味。翻检史传,自元嘉九年(432年)至当年五月,统领禁军的领军将军一直由义康党羽刘湛所担任[21]。宋文帝对禁军不完全信任,正在于此。而刘湛伏诛后,引入心腹力量,重新控制禁防也就成为了当务之急。罗道训转任殿中将军恰在事件发生后四日。不久后,宋文帝又任命皇弟刘义融为领军将军[22]。这些人事调整,皆可以置于此背景下理解。罗氏父子是早年的从龙旧部,与刘宋皇室渊源颇深,这或许是罗道训为宋文帝所信任的原因。

罗道训的死,同样与刘宋政治有关。券文记载,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起,罗道训除征北行参军。检《宋书》纪传,时任府主的是始兴王刘浚[23]。元嘉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刘劭弑文帝即位,刘浚协成其事。此时罗道训的动向不详,但作为刘浚的僚属,难免被卷入其中。元嘉三十年五月,刘骏平定京邑,刘劭、刘浚及同党伏诛,罗道训则葬于是年七月。此后,罗氏家族的封国也被废除。综合这些来看,他很可能是作为“二凶”的同党而受到牵连[24]。

堂邑罗氏名不见经传,史书中几乎无迹可寻。质言之,他们属于随刘宋政权而兴起的一批新贵。立足于这一背景,有助于对罗氏父子的墓葬位置作进一步的观察与认识。

三、都城圈与新居民

罗氏家族买地券出土于今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咸墅岗[25]。但券文所记地望却不尽相同:A、B券皆记为丹杨郡湖孰(熟)县,之后作“西乡都乡里”与“□乡西乡里”不一。这类讹误在古代买地券中很常见。券C则云买地于“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

综合相关资料来看,罗氏父子葬地属于湖熟县西乡的可能性较大[26]。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墓葬所在的这片区域与都城建康的联系很紧密。这一点,通过墓葬西北、西南不远处的两个地点——倪塘与方山,就能够清晰地观察到。

倪塘在今江宁区上坊街道附近,关于这个地点,《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云:

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27]

萧梁时代,倪塘是建康城东面的主要地标。不过其与建康的联系,远早于梁代。南齐柳世隆“于倪塘创墓”;晋末刘毅赴任荆州,路过建康,刘裕“出倪塘会之”;王恭为司马道子所拘,“于建康之倪塘斩之”,皆为其证[28]。在上坊街道周边发现的大量高等级皇族、官僚墓葬与神道石刻,如孙吴上坊大墓、棱角山、沙石岗天册元年墓、石马冲东晋荀籍墓、中下村东晋南朝墓,耿岗、侯村、刘家边(梁萧正立)南朝神道石刻等,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倪塘是仕宦于建康的诸多官僚贵族活动、营葬的场所[29]。

方山位于倪塘以南,即今江宁方山。其东侧有方山埭,是六朝时代连接秦淮水系与三吴水系的重要水道——破冈渎的起点,也是建康东面最重要的关津。作为交通枢纽,方山埭是商旅辐辏之地[30]。都城中的贵族官僚,在此周边殖产营业者也为数不少。如刘宋何尚之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赋》”;州韶“筑室湖熟之方山”;梁萧正德“自征虏亭至于方山,悉略为墅”[31]。又《初学记》卷七《地理下》曰:

常熟有赤山湖、夏架湖、丹阳湖、张昭湖。昭封娄侯,又因名娄湖。高平湖、太傅湖。太傅即谢安也。著作簿湖、刘南蛮湖、侍中湖、张侯湖、葛塘湖、倪塘湖、庾冰湖……自娄已下,谓皆独擅一湖之利。[32]

上引文字出自点校本。文首的“常熟”与赤山湖(今江苏句容赤山湖)、倪塘湖(今江宁上坊街道附近)等距离甚远。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刻本《初学记》作“湖熟”,是。按引文所言,娄湖、太傅湖、庾冰湖、倪塘湖等“独擅一湖之利”的产业,遍布湖熟县境内。其主人如张昭、谢安、庾冰等,都是来自于建康的权贵官僚。六朝时代,权贵官僚热衷于以屯、邸、别墅等形式封山占泽[33]。倪塘、方山所在的湖熟县密迩建康,自然颇受青睐,乃至于东晋皇室在此亦有产业[34]。

以方山、倪塘为代表,六朝建康城周边存在着一系列与之紧密关联的经济、生活区域,学界将之命名为“建康都城圈社会”[35]。买地营葬于方山东侧的罗氏父子,当然也是都城圈社会的一员。这片区域对于罗氏家族的意义,在反复出现于三方买地券文中的一段文字中有所提示:

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墓(埋)。

以上引自C券,A、B券大体相近。如其所言,这里不仅是罗氏父子“买地墓埋”之所,也是其家族的“生人所在”,也就是实际居住地。文中提到的“军乱”,指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之乱[36]。由此还可推知,罗氏生居、死葬于此是在东晋末以后。若不是这样,也就没必要特意写上这番话了。

罗氏家族迁居建康周边的动因不难索解。前面说到,凭借代晋建宋的功勋,罗健、罗道训活跃在晋末、刘宋政治中。尤其是罗道训,元嘉年间两次任职京邑,其为双亲营葬的元嘉二十二年,更已在建康宫中达五年之久。可以想象,仕宦生涯的中央化,使得建康成为罗氏家族的生活重心所在,他们也由此在东南不远的湖熟县购地置业,成为了都城圈中的新居民。

那么,罗氏家族在新居地的生活如何?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罗氏父子先后下葬的元嘉年间,淮水两岸仍为刘宋所控制,原高山县地仍在版图内。显然,定居日久的他们已不打算回去了。从这一角度理解买地券中的“死人听随生人所在买地墓埋”这句话,其表现出的也就不仅是侨民异地埋葬的无奈,更是他们对于江南新居地、对于建康社会的实际认同。六朝江南侨、旧民之间的融合,也正是以这种心理认同为基础而不断展开的。

四、结语

晋宋之际,随着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建康的居住人群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罗氏父子的活动,可以说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缩影。在当时,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彭城刘氏、东莞臧氏、高平檀氏、下邳赵氏、兰陵萧氏等。借助于王朝易代所提供的上升渠道,这些原本侨居京口、晋陵的侨民家族成为一时新贵,不断向都城建康及其周边集中。由此来看高平檀道济、兰陵萧思话、萧道成家族移居“建康青溪”[37],萧衍家族移居“秣陵县同夏里”[38],彭城刘袭家族在位于建康北郊的“江乘白山”、“琅琊乘武冈”择地营葬等史实[39],对其所透射出的历史内涵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罗氏家族买地券对于理解六朝建康社会发展脉络所具有的个案意义,也正在此处。

其实,类似的人群流动,在此后仍不断发生。南北方的政治、社会变动,往往都伴随着各色人群对建康周边的进入。宋齐之际“青齐土民”的南下,萧梁时代从中原南奔而来北魏皇族、士人等等,都是如此。新居民的到来,不仅改变了建康社会的人群结构,还带来了自身所固有的生计习俗、信仰传统,构成了更为多元的社会文化图景。这种图景,也就是《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所概括的“(建康)人杂五方,其俗(与二京)颇相类”[40]。那么,不断进入的新居民是如何与建康社会展开互动的?他们给建康的城市景观、文化样貌带又来了哪些影响?以这些问题意识为参照,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将会变得更加有趣。

(附记:本文写作期间,承蒙张学锋、王志高、姚乐、许志强、刘萃峰等师友恵赐诸多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1]a.张学锋:《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b.〔日〕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第453-553页;c.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1—97页;d.陈刚:《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卢海鸣:《六朝都城建康研究状况综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a.张学锋:《六朝建康都城圈的东方——以破冈渎的探讨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2辑,2015年,第63-83页;b.魏斌:《南朝建康的东郊》,《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c.〔日〕小尾孝夫撰,陆帅译:《六朝建康都城圈的形成与江右地区》,《中国中古史集刊》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0-57页。

[4]江宁博物馆、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编:《东山撷芳:江宁博物馆暨东晋历史文化博物馆馆藏精粹》,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4-15页。

[5]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

[6]刘安志:《六朝买地券研究二题》,《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5-86页。

[7]a.刘屹:《晋宋“奉道世家”研究》,《天问》(丁亥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240页;b.魏斌:《句容茅山的兴起与南朝社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8]钊阳县于史无载,刘宋时长沙国下有浏阳侯国(县),亦作刘阳。“刘”、“钊”字型相近,古代常异写。承蒙南京大学聂溦萌老师告知,《晋书》中便颇有其例,如卷八七《凉武昭王传》“非刘孙之鸿度”一句,南图本、池州本等作“刘”,宋杨氏海源阁本作“钊”。浏阳侯国的记载,见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9页。

[9]南北朝时代生前让爵的例子,如北魏大臣源贺“辞老”,让爵于其子源思礼,见北朝齐·魏收:《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思礼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923页。

[10]《宋书》卷一《武帝纪·上》,第15-16页。

[11]堂邑、高山原均为县,西晋武帝时属临淮郡。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立堂邑郡,治堂邑县。此时高山县所属不详,不过两县相互毗邻,属堂邑郡的可能性很大。东晋在江南又侨设过堂邑郡,但仅领堂邑一县。因此该行政区划必然位于江北。彭城郡原在江北,后侨置属南徐州,在江南。堂邑郡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第1029页;《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第451—452页。南彭城郡的情况见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35页。

[12]位于江北的堂邑郡东晋末被改为秦郡,侨设于江南的堂邑郡则于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时被省并。罗健下葬之际,堂邑郡不存在于当时的行政区划中,故只能是其南渡前的原籍。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县在江南,元嘉时代尚存,其应是罗氏南渡后的著籍郡县。南彭城郡彭城县虽不见于《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但如点校本第21条校勘记(第1066页)引孙虨《宋书考论》之说,《州郡志》记南彭城郡辖县十二,县名却仅有十一,所缺当即为彭城县。

[13]a.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第34-35页;b.田余庆:《北府兵始末》,《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第330-378页。另需指出的是,刘宋永初元年(420年),诏令位于南方的侨州郡县均加“南”字。故C券所谓彭城郡,当作南彭城郡。参见《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5页。

[14]《宋书》卷四九《刘钟传》,第1438页。

[15]《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3页。

[16]张学锋:《南京司家山出土谢氏墓志研究——东晋流寓政府的挽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7]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第24-42、144-153页。需要稍作解释的是魏郡广川县。该县刘宋时冀州、扬州均有设置,但属冀州者元嘉九年始置,故罗道训元嘉四年所任广川令当属扬州。

[18]a.同[15]b;b.〔日〕中村圭尔:《南朝政権と南徐州社会》,《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124-158页;c.〔日〕小尾孝夫:《南朝宋斉時期の国軍体制と僑州南徐州》,《唐代史研究》第13号,2010年,第3-32页。

[19]《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第1249-1250页。

[20]《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彭城王义康传》,第1792页。

[21]张金龙:《南朝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22]是月丙辰朔,刘义康事变发生于戊午(三日),C券载罗道训任职于七日;刘义融的任职时间,见《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7页。

[23]《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8页。

[24]《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长沙国下有“浏阳侯相”,而非“浏阳男相”。如沈约在《州郡志》序中所言,这是刘宋大明八年的行政区划。“浏阳”即“钊阳”,同[8];又《宋书》卷九一《孝义传·卜天兴》(第2253页)、卷九九《二凶传》(第2434页)均提及当时刘劭麾下有“旧将”、“军主”罗训,与罗道训身份相类。若再考虑到六朝人名中“道”、“之”、“灵”等皆为虚字,常略写,此罗训或就是罗道训。“二凶”事件中,刘浚是刘劭的主要支持者,其僚属罗道训为刘劭所用很正常。

[25]同[4],第14-15页。

[26]汉六朝湖熟县均治今江宁区湖熟镇。1989年,湖熟镇东北东汉墓葬中曾出土木牍一方,上有“丹杨郡湖孰(熟)都乡”等字,罗氏买地券出土于湖熟镇西北8公里处,似属西乡。至于C券云买地于“南徐州(南)彭城郡彭城县”,恐非现实。因为宋、齐时代,南彭城郡均为寄治京口的无实土侨郡。既无实土,也就不存在买地的实体空间,此地点应是葬者观念中的籍贯。木牍见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县文化局:《南京湖熟汉代朱氏家族墓地》,《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5页。南彭城郡无实土的记载,见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第246-248页。

[2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江南东道二·升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1774页。

[28]《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第453页;《宋书》卷五〇《胡藩传》,第1444页;《晋书》卷八四《王恭传》,第2186页。

[29]a.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孙吴天册元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b.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中下村五座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8—88页。石马冲荀籍墓见[4],第6、13、110、163页。上坊周边神道石刻见徐湖平:《南朝陵墓雕刻艺术》,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3-225、259-266、281-282页。

[30]同[3]a。

[31]《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卷九三《隐逸传·州韶》,第1736、2296页;唐·李延寿:《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传上·萧正德》,第1281页。

[32]唐·徐坚:《初学记》卷七《地理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140页。

[33]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34]《晋书》卷一〇《安帝纪》载:“(义熙九年)夏四月壬戌,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第264页),可证。

[35]同[3]a。

[36]刘昭瑞:《妳女买地券与早期道教的南传》,《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20-335页。

[37]高平檀氏见《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卷四五《檀韶传》,第1341、1372页;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三二四《檀道济》,中华书局1961年,第2571页。兰陵萧氏见《宋书》卷八七《萧惠开传》,第2200页;《南齐书》卷一《高帝纪》、卷三《武帝纪》,第1、43页;《太平广记》卷一三五《宋明帝》,第967-968页。

[38]唐·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纪》,第1页。

[39]邵磊:《刘宋临澧忠侯〈刘袭墓志〉疏证》,《冶山存稿》,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38-150页。

[40]二京即长安、洛阳。《隋书》述其风俗云:“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则建康风俗亦大致如此。唐·魏征:《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第817、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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