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材“新思想的萌发”论述的几点疑问与分析

陈玉建

[摘 要]新思想的萌发，并非是在鴉片战争中，而是开始于明末清初，可以说与“西学东渐”同步，是“西学东渐”影响的结果，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时代要求的结果。新思想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它鲜明的“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也表现在它鲜明的“反封建”的一面。新思想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中断”，相反，它的精神永存。新思想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抗拒的思想解放潮流，冲击着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

[关键词]西学东渐；新思想的萌发；思想解放运动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36-0025-03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近代现代》上册和《历史·必修》第三册对“新思想的萌发”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但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意犹未尽”，甚至有些还是“硬伤”。

为什么这样说呢？请先看教材对这一问题的几段主要论述和一个主要举例。

论述一：随着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觉察到空谈义理，无法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他们开始面对社会现实，揭露腐败现象，呼吁革除弊端，提倡“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挣脱程朱理学的枷锁。这就为“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的萌发奠定了思想基础。[1]

论述二：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使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了。他们开始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萌发了。[2]

论述三：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他收集西方国家信息组织编译西方书报，之后编辑《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籍。因此，林则徐被誉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3]

一个主要举例：教材关于“新思想的萌发”的事实举例，时间“下限”最远的是：“1859年冬，洪仁玕为振兴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4]

从以上三段主要论述和一个主要举例中，我们不免产生了以下几个疑问：

1.新思想真的萌发于鸦片战争中吗？

2.新思想萌发的原因仅是“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吗？

3.为什么一定要写成“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难道新思想仅“新”在“向西方学习”吗？

4.新思想的萌发“中断”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吗？不然为何有关举例时间“下限”仅到1859年？

围绕这些问题，笔者想谈谈自己与教材的不同看法，以求专家指教。

一、新思想的萌发，并非是在鸦片战争中，而是开始于明末清初，可以说与“西学东渐”同步

其理由是：从16世纪后期起，由于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华，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赢得了一部分开明封建士大夫的好感，他们积极引进“西学”（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此，“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开始萌发。且请看下面几个史例：

例1：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的科技著作《农政全书》就包含了一部分西方新知识；他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从此“几何”成为我国数学的专有名词；此外还翻译了《泰西水法》、《测量法仪》、《简平仪说》、《崇祯历书》等科技著作。

例2：明末另一科学家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收录了一些国外传进来的技术。

例3：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康熙帝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带头努力吸收，采取了比较尊重科学的态度，他曾重用传教士南怀仁等修订历法，铸造火炮，康熙时编撰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就部分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例4：雍正王朝时期，士大夫陈昂、陈伦炯父子更是主动走出去，探寻世界，他们在海外游历5年，目睹了世界的变化。回国后，陈昂写成奏稿，要求“驰海禁”，注意“海防”；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也记录了西方丰富的人文、自然地理资料，对西方国家的造船、造炮、航海技术及其他工业品生产技术表示了赞赏，对西方殖民者向东扩张侵略表示了密切关注，并明确提出了“外防番舶” 的海防观念。

类似史例，不胜枚举。难道这些史实，还不足以证明早在明末清初新思想的萌发就已开始了吗？不知教材是以什么事实认定新思想萌发于鸦片战争中？又是以什么事实进一步认定“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难道林则徐在这方面比同时期的那个高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大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还早吗？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不是更准确吗？

当然，不可否认，从明朝后期开始，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残酷压制进步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思想的萌发受到巨大阻碍。但是，新思想在明末清初就已萌发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新思想萌发的脚步也是任何旧势力无法阻挡的！

二、新思想的萌发，固然与“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有关，但也是“西学东渐”影响的结果，还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时代要求的结果

现行教材认为，新思想萌发的原因，一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出现”，二是由于“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毫无疑问，这两个原因都是正确的。但是，仅此两个方面，是不全面的。

前面笔者已列举了“西学东渐”对新思想萌发的影响的一些史实。这也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对我国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是有进步作用的”。[5]“传教士客观上在当时承担了‘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他们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构建了中国近代科学基础的主要方面。”也正因如此，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的经验科学不再明确地划分为西方的或中国的，而是已成为‘近代科学”。这不都说明了“西学东渐”也是推动新思想萌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吗？endprint

新思想的萌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清之際“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要求。正是因为明清之际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新思想的“反封建”色彩才在那时的文学领域，如小说、戏剧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如明朝吴承恩的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通过塑造孙悟空的形象，反映了人民蔑视封建统治和敢于斗争的精神；清朝曹雪芹、高鹗所著的我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更是通过描写封建贵族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和贵族青年的爱情悲剧，鞭挞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罪恶，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真实；清朝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为主；清朝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借写妖狐鬼怪的故事批判封建社会。此外，明朝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也从个性解放的高度描写爱情，歌颂热爱自由的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叛。这一切无不打上“反传统，反封建”的新思想的烙印。

同时，在思想领域，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末清初“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6]一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进行揭露和批判的进步思想家应运而生。如指责儒家思想并非“万世之至论”的反封建思想的先驱李贽；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的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强调“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政治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否定理学，主张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提出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的唯物思想家王夫之；等等。这些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无不表现出了新思想的“反封建”色彩，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充分的理由和大量的事实证明，新思想的萌发，是“西学东渐”影响的结果，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时代要求的结果。

三、新思想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它鲜明的“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也表现在它鲜明的“反封建”的一面

通过对前面两个问题的分析，引发了笔者对新思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的思考，即新思想到底“新”在何处？真如教材所说，它仅“新”在“向西方学习”吗？不然教材为什么总是在“新思想”前面加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限定语呢？

笔者认为，把新思想仅限定在“向西方学习”这一个方面，是不全面的。因为，新思想简单地说，一方面它“新”在不同于封建顽固势力闭目塞听，不了解外部世界和时代的变化，而是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抛弃虚骄自大的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这就是它“向西方学习”的特征。

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新”在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一些读书人，只是埋首故纸堆，绝口不谈政治，而是面对社会现实，揭露腐败现象，呼吁革除弊端，提倡“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挣脱程朱理学的枷锁。这就是它“反封建”的特征。

“向西方学习”和“反封建”是新思想的最基本的两大特征。而且必须强调的是，这两个基本特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各的内涵，缺一不可。前文列举的大量史实可以证明我们决不能因为强调它“向西方学习”的特征，而忽略甚至代替了它“反封建”的特征。在这个问题上，现行教材只强调它“向西方学习”的特征，而对它“反封建”的特征可以说是“只字不提”。不然为何总要在新思想前加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限定语”呢？为何教材后边有关新思想萌发的主要事例也只列举了“向西方学习”这一个方面的史实呢？教材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它不利于我们对新思想内涵全面正确的把握。

四、新思想的萌发，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中断”，相反，它的精神永存，其后先进的中国人，继续了更高层次的新思想的学习与实践

新思想萌发时间的“下限”到底是何时，现行教材没有明确定论。但是，从其关于“新思想的萌发”的主要事实举例来看，时间“下限”最远仅到“1859年冬”。而这一举例后，教材就再没有必要的“说明与交代”了。所以，完全可以认为教材是“默认”了新思想的萌发“中断”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这一观点。

但对此，笔者想提出两点质疑，一是，这个可以也应该明确回答的问题，教材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默认”的态度呢？二是，这种“默认”的态度，不是更容易引起“人为”的混乱吗？

其实，认真研究和总结萌发时期的新思想（即从16世纪后期新思想的萌发开始，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为止），不难看出，这近三百年的新思想，其“本质特征”是相同的，即在“反封建”方面：它始终仅停留在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上，而没有上升到对封建社会的改造上；在“向西方学习”方面，它始终仅停留在学习西方“器物”（即所谓的“师夷长技”）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学习西方的“制度”（即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高度；而且参与推动新思想萌发的主体始终是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或封建士大夫的有识之士）。但是，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产生，新思想的发展却有了“质”的飞跃，其“反封建”的一面已上升到了对封建社会改造的高度；其“向西方学习”的一面已上升到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高度；而且参与推动新思想发展的主体也由地主阶级变为另一个更为先进的阶级——资产阶级。所以，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新思想发展史上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它标志着地主阶级的新思想（即萌发时期的新思想）的“死去”，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新思想的“诞生”。

[ 注 释 ]

[1][2][4]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 朱汉国.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书·历史必修（第三册）.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5]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教师教学用书（中国古代史全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6]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古代史（全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袁 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