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崔 岷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1862年初，为抵御捻军的进袭，山东淄川县的二十余位绅士组建了一支名为“信和团”的团练。在其主要领导人、生员刘德培的经营下，该团很快成为淄川、博山一带势力最大的团练。不过，信和团并未成为官府用以抵御寇盗的帮手，反而处处与官府为难，从起初的“私征钱粮”、“擅理词讼”发展至“戕官踞城”的叛乱。在信和团之乱发生后十个月内，清廷不断增派兵力，直至动用僧格林沁的剿捻大军始将其平定。

淄川信和团之乱可谓咸同之际山东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现象的典型反映。[注]有关咸同之际山东各地团练引发地方动乱的情形，参见[日]横山英：《咸丰期山东の抗粮风潮と民团》，《历史教育》第12卷第9期(1964年)；[日]神户辉夫：《清代后期山东省における“团匪”と农村问题》，《史林》(京都)第55卷第4期(1972年)；崔岷：《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还在叛乱期间，其影响便已达到“全省因之骚动”的地步[注]孙葆田等编：《毛尚书奏稿》卷首，《清末民初史料丛书》第42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76页。， 同时还牵制了僧格林沁镇压安徽捻军的行动，致其不得不率军北上山东并将信和团列为首要之敌。[注]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在叛乱平定数月后发布的一道评估团练效果的上谕中，清廷更是将信和团之乱视为办团十余年来三起最为严重的团练“倡乱”事件之一。[注]《穆宗毅皇帝实录》卷86，同治二年十一月乙丑。

中外学者业已从不同视角对这场绅士借助团练发动的叛乱展开讨论。在传统的革命史视角下，刘德培被塑造成为民请愿、反抗暴政这一熟悉的革命领导者的形象，整个事件被视为淄川中小地主联合自耕农、佃农与大地主之间的一场抗争，是“太平天国时期革命高潮的产物”，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全国革命低潮的到来”。[注][日]神户辉夫：《山東省淄川县刘德培抗粮始末》，《大分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1974年第4卷第4期；江地：《论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下)》，《山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62—66页。类似的成果还有赵润生：《淄川刘德培起义试探》，《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王德峰、刘长飞：《试论近代淄川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而在“国家与社会”视角下，这一事件被视为“一种就近要求有权控制的资源问题而开展的新型战斗，也就是国家与社会两者都迫切期望在其中取胜的战斗”。[注][美]裴宜理著，章克生、何锡蓉译：《晚清抗粮斗争：上海小刀会和山东刘德培(续)》，《史林》1988年第4期。类似成果还有陈华：《清代咸同年间山东地区的动乱(咸丰三年至同治二年)》，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8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9—226页；张中训：《大汉德主刘德培反清始末(1860—1863)》，《东吴历史学报》2001年第7期。本文无意对刘德培之乱的性质提出新见，而是在重新梳理史实的基础上，着重揭示刘德培与部分绅士的联合行动对于日后成立团练直至发动叛乱的重要意义，以及刘德培抗官之路中体现出的绅士阶层内部的分裂倾向等前人关注较少的内容，期能借此进一步认识咸同乱世期间的“绅权扩张”现象和官绅关系的复杂性。

一、“闹漕”：从个人挑战到联合绅士

居住在淄川东关外纸坊庄的刘资治原本在县衙里担任刑书，因替人告状而遭斥革。在多年未能生子的情形下，刘资治选择了抱养以延续香火。收养之后，刘家竟陆续降生了四子。刘资治给长子起名为“德培”，其寓意除了寄望之外，也隐含了对自己品行的自信。[注]⑧《刘逆纪略》，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但刘资治在乡里的名声委实不佳。[注]⑥《刘逆事迹本末》，《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94页。这一切都缘于他的谋生手段——“唆讼”。因此，当长子刘德培没费什么力气便通过童试，并以院试第一名的成绩取得生员资格时，乡人都抱怨为何刘家没有受到应有的报应。[注]⑦《刘逆德培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52页。

在乡人眼中，刘德培既“好趋小利”，又“尚义气”。⑥一方面，他并没有沿着科举之路继续前行，而是“仍蹈父辙”，时常替人告状，“以故士林与契者少”。⑦另一方面，刘德培又多次为乡人利益挑战官府权威。他曾向知县告发了一位在征收漕粮过程中向花户勒索钱财的斗级⑧，而最为冒险的一次行动当属1860年冬天的“闹漕”。在得知官府准备继续施行一种名为“合勺成升”的不合理制度后，刘德培即劝说乡民和他一同前往县衙抗议。由于应者寥寥无几，刘德培又冒用几位绅耆名义抄写了数百份传帖，“沿村传观”，鼓动村民“于某日赴城”，去向知县抗议。[注]《刘逆德培纪略》《刘逆纪略》《刘逆事迹本末》，《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52、62、94页。这些为民争利之举无疑又为其博得了一些绅士的同情。

正因此，闹漕行动虽为刘德培带来牢狱之灾并被解送省城接受严惩，但在途中成功地脱逃后，他先是得到了般阳书院主讲、贡生林佶的帮助，得以逃亡邻县博山，为旧识贡生魏孔彰所收留。不久，经友人监生蒲人芷的牵线，刘德培又潜回淄川，藏匿于蒲之好友监生司冠平家中。[注]《刘逆德培纪略》《刘逆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52—53、62、53、62页。在随后的抗官行动中，刘德培与其他绅士逐步走向联合行动，而捻军的进袭更为他们提供了建立组织的良机。

1861年3月，捻军由莱芜县青石关突入博山县境，“遂扰淄邑”。由于淄城坚固，捻军“破西关，恣意焚掠，一宿方去”，随后即在乡间“据掠村落”，“阅三日始陆续出境”。[注]方作霖修、王敬铸纂：《三续淄川县志》卷9，艺林石印局1920年版，第36页。其间“邑之被杀伤裹胁者，惨不忍言，孝水以西村庄皆成焦土”。因其离境时声称“八月间仍回齐鲁借粮”，知县多仁“闻之惧，即谕四乡团练，谋于耆老保守城池，以御外患”。

知县的办团谕令并非开启一项新的计划，而是加强此前业已展开的行动。1852至1853年间，随着太平天国叛乱的迅速蔓延，清廷先是将此前于广西实施的“普行团练”迅速推广，号召各省绅民仿照嘉庆年间之法迅速举办团练，稍后又多次催促各省督抚“实行团练”，以期再现当年“白莲教匪”蔓延数载、一经举办团练“旋就荡平”的明效。[注]详参崔岷：《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第21—32页。在当时奉谕办团的各省中，山东的团练办理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时任礼科掌印给事中的毛鸿宾即认识到：“逆匪现陷皖省，必将窥伺江宁，各处土匪恐有纷起之势。山东一省为北方屏障，最为紧要之区 …… 此时惟有实行团练以资保卫”。[注]毛鸿宾：《请密饬山东抚臣实行团练片》(咸丰三年二月初一日)，孙葆田等编：《毛尚书奏稿》卷1，《清末民初史料丛书》第42种，第213页。江宁陷落后，清廷更是催促山东巡抚李僡加快办团进度：“现在江宁失守，东省接壤江南，水陆通衢，防堵尤为吃紧。必须团练壮勇，以济兵力之未逮”。[注]《寄谕李僡著责成兖沂曹济道厉恩官等会同绅士认真办理团练》(咸丰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5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367页。

在山东加紧办团的背景下，淄川亦陆续建立起团练组织。不过，1861年3月的抵御行动使得淄川团练伤亡惨重，仅在团练首领中就至少有2名生员、2名监生被杀。[注]方作霖修、王敬铸纂：《三续淄川县志》卷9，第94—97页。为防备捻军再袭，重建团练便成为淄川官绅的急务。就在知县多仁下令四乡办团后，“不意外患未至，内患骤起”[注]⑥《刘逆德培纪略》《刘逆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53、62页。，被寄望于帮助官府恢复秩序的团练反而引发了新的动乱。

由于在3月的兵燹中受灾，乡民们纷纷簇拥团长入城报灾，以求官府延缓征粮。于是，平日肃穆的县衙成为嘈杂纷乱之地，以致知县多仁对团长们“阳慰之”而“阴恨之”。⑥ 但对他而言，团练的闹漕行动只是麻烦的开始。在捻军袭扰期间，城外西关是淄川境内损失最重的地区，那里遭受了整整一夜的焚掠。事后，西关的永和当铺按例向官府报告财物受损情况，称其铺中衣物被抢掠一空。随之，一个令人愤怒的消息迅速传开：有人看见永和派人将衣物悄悄运进城内同一东家的当铺。此时已为团长的司冠平、蒲人芷随即带领众人将永和当铺团团围住，以赔偿损失为名，抢去了一杆抬枪和数千贯铜钱。[注]《淄匪纪实》，《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6页。

几乎同时，仍处于官府通缉下的刘德培经蒲人芷推荐，投靠了邻县临淄一位朱姓团长，“协办团务”。到6月时，刘德培便将这支团练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为扩充实力，刘德培率团袭击了临淄东南益都县的金岭镇，与盐枭共同劫掠了临淄西邻长山县的富户，并联络临淄、博兴的土匪分别“啸聚”于两地的凤凰山和通滨镇。这些行动使得刘德培及其团练在临淄一带已被视为与“匪”无异。不久，相信已具备足够实力的刘德培率领团练返回淄川寻仇，但在途中遭到长山县一支团练的袭击。显然，这是对他在长山劫掠富户的报复。刘德培的团练伤亡严重，他本人则幸运地逃脱，并再次潜回司冠平家中。[注]《淄匪纪实》《刘逆德培纪略》《刘逆纪略》《刘逆事迹本末》，《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6、53、62—63、94、102页。

这一次，刘德培邂逅了司冠平的师父张积中。作为太古学派的重要传人和北宗领袖，张积中自四年前为避战火而从扬州北迁山东后，先后在济南、长清、肥城等处讲学。其间，山东士人“闻积中讲学，皆负笈担簦，自远而至”。上年，为躲避捻军兵锋，张积中又被徒弟司冠平接到淄川居住。[注]《黄崖纪事略》《张积中传》，《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134、170、182—183页。在张积中眼中，司冠平、刘德培、蒲人芷均非常人：司有“太原公子气概”，刘与蒲则皆为“将相之才”。[注]《刘逆德培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53页。对三人而言，这一预言无疑大大增添了他们继续挑战官府的动力。在行动方式上，他们再次选择了与民众关系最切、官府也分外敏感的闹漕。

1861年9月，捻军再次突入山东，绕过淄川、博山，经益都东去。[注]方作霖修，王敬铸纂：《三续淄川县志》卷9，第36页。11月，知县多仁因境内未受扰害，通告全县粮户按时交纳漕粮。粮户们则普遍认为官府所定米价过高，提出减价，并要求废除一直沿袭的“合勺成升”制度。在多仁拒绝了上述请求并鞭笞了几位坚持“负米封纳”的粮户后，立即引发了团练的骚乱。蒲人芷与监生毕澜远、武生韩辅东、高振远等人率团聚集在县城外，并在城下杀死了一名催收漕粮的衙役。直至多仁在长山县一位团长调处下宣布废除“合勺成升”并允许粮户减价交纳，蒲人芷等始率团撤去。[注]⑧《淄匪纪实》《刘逆德培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6、53，37、54页。

此次闹漕行动直接推动了那些敢于挑战官府的绅士结为盟友。1862年初，因闻听闹漕时所杀衙役家人和永和当铺方面欲一同“赴省具控”，又适逢蒲人芷曾经庇护的一位生员苏庆云前来求助(因仇家报复)，蒲人芷遂与刘德培、司冠平、孙作云联合了二十余位生员“结为私交”，并创立了一支新的团练，“号信和”。[注]④⑤⑥⑦《淄匪纪实》，《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6、36、36、36、36—37页。在随后的数月中，信和团的行动加剧了淄川自1861年初大兴团练后日渐突显的官弱民强态势，并最终演变为“踞城戗官”的叛乱。

二、信和团的扩张与入城

成立信和团后，刘德培、蒲人芷等即“觅丁勇，请练师”，积极谋求组织的扩张。其团丁多为“贫人”，分为正丁和余丁。正丁可按时领到衣食，余丁则“册名候调”。在领导层，除二十余位绅士发起者外，刘德培还将上年在临淄办团时的一些部属招致麾下。其间，如何筹集经费成为领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雇请练师和训练团丁的费用最初由信和团发起者的捐献维持，司冠平甚至不惜变卖了家产，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久，他们“约富室入团，随意捐资”。这一方式既扩大了组织规模，又缓解了经费压力，可谓一举两得。④

扩张组织的同时，刘德培等人还寻求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在乡民之间产生纠纷时，他们以团练领袖的身份僭越官府，对纠纷行使审断之权。其间，因乡民张某向信和团控诉孙覃灼“强娶其嫂”，刘德培立即传唤后者，并在遭拒后派团丁“围其宅，尽俘其家”，绑至团练局中“杖责断离”。⑤

信和团的强势扩张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敌意。受到打击的士民向官府寻求帮助，揭发信和团侵夺官权的行为。领导人之一苏庆云的仇家、生员吴业荣首先发难，向知县控告刘德培“擅收擅断”；此前被信和团杖责的孙覃灼也趁势加入控诉。由于“素通衙署”的蒲人芷向知县送去不菲的财物，刘德培等人仅仅受到“薄责”。但经此打击后，其“势已少敛矣”。⑥

幸运的是，邻县博山的“匪”警再起，适时地为信和团提供了新的扩张方向。司冠平主动向博山团总、贡生魏孔彰表达了信和团入博助防捻军的意愿。不过，当魏孔彰邀集博山四乡团长共议时，各团长对于境外团练介入一事反应各异：东北乡团长、举人翟在田“不至”；北乡团长、恩贡陈知本“力言不可”；南乡团长、副贡赵塘则因此前遭遇捻军袭击，“深惧南匪，闻信和团丁勇强悍，欲借为援”，且因家人死于捻军之手，“又欲借以复仇”。最终，刘德培逃亡博山时曾给予其帮助的魏孔彰采纳了赵塘的意见。随即，刘德培等人将信和团团局从淄川迁至博山西南的长庄。⑦

移局博山后，信和团的经费最初由魏孔彰和赵塘供给。一个多月后，两人便“力不支”，被迫“征粮四乡”。但“东乡应之，北乡不应”。雪上加霜的是，刘德培还在继续扩充信和团的规模，“暗遣人结南匪，复招河北盐枭”。到1862年6月，信和团“聚愈众”。对此，压力巨大的魏孔彰向司冠平提出了信和团撤离博山的请求。就在此时，信和团捕获了一名奸细，从其口中得知捻军即将再次北上。恐惧立即笼罩了整个南乡，并使得信和团顺理成章地留在了博山。⑧

尽管在博山的扩张颇为顺利，刘德培对淄川始终念念不忘，并时刻准备返回那个曾经多次抗官的地方。成功留驻博山后，刘德培不失时机地向魏孔彰提出，由于眼下实力仍“不足御贼”，他拟将临淄一支团练招入信和团，但需为此筹措一笔经费。当魏孔彰要求北乡团长陈知本承担部分经费时，后者再次予以拒绝，并提醒魏这必然是刘德培所设“奸计”，博山之患恐“不在南匪也”。不仅如此，陈知本还亲向知县禀报信和团的不轨意图，同时向淄川城内的团总、廪贡王维塘发出了警报。于是，淄川城门立即多出了一百名团丁。[注]《淄匪纪实》，《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7页。

淄川城门的加强戒备令刘德培意识到形势紧急，立即将目标从扩张转向入城，随之引发了信和团成立后与官府的首次冲突。他先是遣蒲人芷利用在县衙的关系面见新任知县麟盛，并以“未闻警报而派人守门”不但“惊惑人心”且“妄费”为由，说服其下令撤回了城门处的团练，继而于7月16日亲率信和团二百余人自长庄“突入”淄川城，将位于东街的永庆当铺围住，以上年3月曾遭捻军焚掠为由向其索赔。当知县麟盛带领衙役赶到并试图驱散人群时，遭到团众的恐吓，“几为坠马”。最终，恐惧万分的知县令当铺满足了信和团的赔偿要求。利用这笔款项，刘德培在城外西关建立了团局，“大治军器，旁招丁勇”。凡入团者每丁先给钱三千到五千文，除去提供衣食开销之外，每人每天给钱二百文。此外，“觅五十丁者，即以为首领”。几天内，信和团便在当地招募了数千人，且历城、青州、博山均有来投者。[注]《淄匪纪实》《刘逆德培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7、54页。

信和团的突然闯入引起了淄川城内众多绅士的恐慌。鉴于知县的软弱，他们将抵制信和团的期望寄托于营尉李鸿图。然而，刘德培轻而易举地清除了这一可能的障碍。收到信和团百两赠银后，李鸿图“遂置城守事务不问”。[注]④⑥《刘逆德培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54、54、54—55页。至此，入城已成为信和团的囊中之物。

不过，为了尽量不得罪城内的绅士，刘德培并未立即“冒然进城安局”，而是谋求取得以书院山长刘申祚和团总王维塘为首的城内绅士的支持。直至遭到团总王维塘的拒绝后，恼怒的刘德培方于8月8日率领信和团开进县城，并将团局设在般阳书院内。④ 这样，在成立半年多后，信和团成功地进入了州县官府统治的核心地带。作为当地实力最强且具有明显抗官倾向的团练，信和团的入城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与官府更为激烈的冲突。

三、冲突加剧与走向“叛乱”

率领信和团入城后，刘德培随即展开一系列针对城内官绅的威慑和控制行动：派人监守火药和守城器械，捣毁了两名曾经与己为难的县役的居所，并“分其众守四门”。由于即将卸任的知县麟盛并未干预信和团的行动，以致“在城老幼，惧而逃避”。[注]⑦《淄匪纪实》《刘逆德培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8、54，38页。

面对信和团的严重威胁，城内未逃的一些绅士谋求将其驱逐出城。接替麟盛的新任知县李凤韶到淄后，几位绅士即“伺夜深进署，求李公做主”。李凤韶与绅士们商定了8月25日晚“联五街丁勇逐之”的计划，却因事泄而未能实施。紧接着，绅士们采纳了山长刘申祚赠与经费以换取信和团出城的提议，要求“凡居城之人，无论士农工商，乐输者催之速出，不乐输者迫之继出”。因筹款缓慢，又以封禁数位绅士家产作为抵押向当行借钱三千贯。但这一举措仍未达到目的。刘德培“得钱益横”，不但借故不出，反而派人在西关安设两座冶炉，“造枪炮”，并“分遣其党”，于淄川解庄、博山福山又设立了两处团局。⑥

不过，城内官绅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在信和团经营各处团局期间，书院内一度仅留有十余人。得到消息的知县“集兵役欲往”，但行动之前再次走漏风声。刘德培遂事先“命列枪炮于门内，自门至堂，多设旗烛。十余人执火绳以待”。当知县率领兵役赶至书院时，“见有备，兵役不敢入。官无如何，逡巡而退”。在接二连三的驱逐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后，“城中无敢议讨贼者”。⑦

其后，成功站稳脚跟的刘德培开始实施更为强势的扩张行动。于博山东南乡福山设局后，信和团派遣当地人元凤林、吴业秀征粮，并要求“社中地丁银亦令纳于团局”。当博山知县发现纳税期限已过而福山里正仍未赴县时，便命4名差役前往传唤。信和团则施以“杀三人，令一人回信”的恐吓，以致“四人闻之皆逃”。9月9日，信和团首领之一苏庆云率众前往仇人吴业荣居所，“尽掠其财物”，并将其捆绑以“逼令变产入局”。此前加入信和团的博山人翟芳“自淄回里”后，“各处招摇，夸其众有数十万，淄、博二邑已在掌握，山东之地，指日可定。入局者共享富贵，不入者以吴氏(即吴业荣)为鉴”，以致“近村多为煽惑，贫人争册名，富人争纳赀”。[注]②《淄匪纪实》，《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8页。

当时唯一敢于挑战信和团的便是此前反对其入驻博山的北乡团长陈知本。三个月前刘德培还在博山经营时，陈知本便拒绝了团总魏孔彰为信和团提供口粮的请求，并亲自向知县秘禀刘德培的非法活动。如今，眼见信和团势力日益强大，陈知本拒绝了旁人的“远避”建议，并先后派人向知县和济南知府禀报。但前者在奔赴博山县城的半途中便被信和团设伏阻止，后者则尚未赶到济南，信和团便展开了报复行动。②

9月27日，刘德培令翟雷等率信和团数百人包围了陈知本团练局所在的太和庄，并另派一队占据太和庄西山“以为援”。28日黎明，信和团从东南角攻入庄内。冲突中，陈知本受伤被俘，其子陈星灿被杀。在“数其三次禀官、两次却饷之罪”后，信和团将陈知本处决。在撤离前，信和团掠夺了几位团长的财物，并命令当地富室“助饷”。[注]《淄匪纪实》《刘逆德培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8—39、55页。

这起严重的团练仇杀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但刘德培与其信和团再无回头余地，官方也到了所能容忍的底线。太和庄事件发生后，陈知本之侄“控于藩司”，博山知县亦“上言”。在巡抚严催下，济南知府吴载勋只得放弃羁縻的初衷，亲率官军进攻淄川。信和团亦公然发动叛乱，宣称“先得博，次得青州，再图济南”。随后，他们处决了淄川知县和营尉，并将首级挂于城墙上示众。自1862年10月始，信和团据守淄川，同清军进行了十个月的对抗。由于攻城行动屡屡受挫，清廷先后调派济南府、兖州府、青州府绿营及驻防八旗会剿，并于1863年5月谕令僧格林沁从济宁州亲率剿捻大军前来。[注]《淄匪纪实》《刘逆德培纪略》《淄川土匪一》《三续淄川县志兵事门》，《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38—39、54—55、103—104、118页。

踞城期间，刘德培先是自号“督招讨大元帅”，僧格林沁督兵到淄后，又自称“大汉德主”。他“部署将相”，“以书院为朝会军机处，以讲堂为殿。柱贴对联有‘同心扶日月，双手转乾坤’云云。以东街景山堂翟氏楼院为宫院，以各街宽阔庭院为衙署”。官军破城后的残酷杀戮也表明了信和团之乱的严重性。1863年8月6日，清军攻陷淄城，随即将“自戕未死”的刘德培与“伪大将军”、“伪军师”等一同凌迟处死。次日，僧格林沁又下令屠城以“无留遗孽”。[注]《刘逆德培纪略》《破淄略记》《刘逆事迹本末》《纪刘逆踞城作乱事》《淄川土匪一》《淄川土匪二》《三续淄川县志兵事门》《淄川刘德培抗粮始末》，《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58、60—61、91—92、95、98、106、115、118、120页。关于刘德培领导“信和团”发动叛乱以及清军镇压的详情，可参见张中训：《大汉德主刘德培反清始末(1860—1863)》，《东吴历史学报》2001年第7期，第102—111页。

平定信和团4个月后，安徽凤台生员苗沛霖领导的规模更大的团练“叛乱”亦被僧格林沁率兵镇压。[注]苗沛霖之乱，参见[日]并木赖寿著，谢俊美译：《苗沛霖团练事件》，《学术界》1994年第1期；徐松荣：《捻军史稿》，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58—371页；池子华：《晚清枭雄苗沛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随之，清廷发布一道上谕，对办团十年来的团练效果做了总体评价：

各省设立团练，原以助守望而御寇盗，辅兵力之不足。其能协助官兵保卫桑梓者固不乏人，乃或有不肖团长以有寨可踞，藐视官长。甚至擅理词讼，聚众抗粮，挟仇械斗。其尤甚者，竟至谋为不轨，踞城戕官。即如山东之刘德培、河南之李瞻、安徽之苗沛霖等先后倡乱，皆由团练而起。虽螳臂当车，终归翦灭，而国家已重烦兵力。良由办团之人良莠不齐，间有一二团长倚势跋扈，承办团练绅士不能即时举发，遂有尾大不掉之势。国家使民自卫以卫地方，似此奉行不善，流弊滋多，殊非杜渐防微之意。[注]《穆宗毅皇帝实录》卷86，同治二年十一月乙丑。

在这份重要上谕中，山东的“刘德培之乱”、皖北的“苗沛霖之乱”以及稍早前的河南“李瞻之乱”，一同被清廷视为绅士利用团练“倡乱”的典型事例[注]这三起引起清廷关注的事件中，河南的“李瞻之乱”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据《清实录》记载，李瞻“由举人分发山西知县，乞假回籍。借名办团，自号‘瞻王’，又号‘汝南王’。盘踞樊古寨地方，分遣其党王汉围攻张寨。其附近之朱寨、陈寨并相勾结，同谋不轨”。后经河南巡抚郑元善派兵剿办，于交战中将李瞻杀毙，并“歼毙逆众七十余名”。(《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9，同治元年五月乙巳。)，可谓从不同侧面为咸同乱世中本应维护体制的乡绅如何走上反体制的“叛乱”之路提供了注解。

结 语

淄川生员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这使得刘德培在1860年闹漕行动失败后的逃亡期间，能够幸运地得到淄川和博山几位绅士的无私帮助。在随后的抗官行动中，刘德培与当地绅士逐步走向联合行动，而捻军的进袭更为他们提供了建立组织的良机。与此前的绅士抗官方式明显不同的是，咸丰年间清廷的频繁倡导办团为这一时期的绅士抗官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1861年后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往日稀见的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寻求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从而成为咸同之际以团练为基础的“绅权扩张”现象的一个典型注脚。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则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注]美国学者康无为曾在讨论地方绅士时提出此说。考虑到团练首领一般由绅士担任，这里借用这一提法。参见康无为著，陶文钊、樊书华译：《三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历史学家》，《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的转变。随之，刘德培率领信和团公开发动叛乱，而迎接他们的是官方的大规模清剿行动。

回顾刘德培的抗官之路，从早期的闹漕，到建立信和团后的扩张，直至最后的叛乱，无不体现出绅士阶层的分裂——一部分绅士甘于冒险、挑战官府权威，另一部分绅士则坚持维护传统秩序，而刘德培对反对者和拒不合作者的打击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裂痕。事件平息后，淄川当地绅士的评论也呈现出两极分化之势：既有认为刘德培的“作乱”是“为官所逼而成”，亦有断言“当其闹漕滋事，原是为利私心”，因刘德培“天性奸诈，逼亦乱，不逼亦乱”。[注]《纪刘逆踞城作乱事》，《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分册，第97页。尽管作为官府与绅士关系中的一面，清初以来官绅之间的冲突可谓常态[注]相关概述参见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27—533页。，但如“刘德培之乱”中有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且不乏同情者，从最初的抗粮暴动最终发展为“造反”且影响两省时局的情形则委实鲜见，揭示出在咸同年间社会剧烈动荡的背景下，绅士阶层内部在政治上的分歧明显扩大了。

对于咸同期间伴随“绅权扩张”过程而发生的绅士分裂倾向，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笔者以为，这一倾向自然直接缘于地方官府乃至清廷在太平天国威胁面前权威和统治力的严重削弱，另外从绅士方面看，清廷频繁的团练动员激发了绅士心中埋藏已久的地方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得以借助团练的力量反对官府暴政或谋求控制地方资源。[注]参见崔岷：《山东“团匪”：咸同年间的团练之乱与地方主义》。正如一些学者所注意到的，“在正常情况下，绅士对乡村地区发挥着稳定的作用”[注]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73页。，而作为清代规模空前的“叛乱”，太平天国的兴起“大大削弱了绅士对国家的责任感”。[注]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不言而喻，这一情形将促使更多对官府不满和意欲挑战其权威的绅士走上抗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