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被仁宗‘黜落’事件的真實性質疑

郭紅欣

内容提要 對於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第二次落第，宋人吴曾有‘及臨軒放榜’，仁宗皇帝‘特落之’的説法。對於這種説法，後人多取接受和認可的態度，幾成定論。而本文則認爲，這純屬‘事贋理真’的筆下推想。柳永首次落第之後，浪子的行爲和名聲確實對其舉業形成了巨大的阻礙，但這種阻礙應當發生在更早的時候，且首先應當發生在科舉體系低層的發解試或省試階段，而不可能是最後一道關口的殿試。無論從時間上還是事理上推斷，仁宗皇帝親自黜落柳永的可能性都幾乎是不存在的，此觀點也可從吴曾説法的材料來源等幾個角度得到印證。

關鍵詞 柳永 科舉考試 宋仁宗 黜落 辨析

對於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研究，一般是從其人、其詞兩個方面展開的。對於其詞，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思想内容還是藝術成就，都已有較爲確當的評價和明確的結論。如柳永對詞的貢獻，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爲：‘正如宋詩到了歐陽修等人登上詩壇才顯示出獨特的面目一樣，宋詞到柳永手中才發生重大的變化。’〔一〕王兆鵬在《唐宋詞史論》一書中，更對柳永‘創體’、‘創意’、‘創法’的‘三創之功’做了全面、具體而又精闢的論述〔二〕。

而説到柳永其人，説到柳永的人生經歷，却還有許多方面不能確定。這種情形，用‘草色遥看近却無’的詩句來描述應當是恰當的。即柳永生活的年代及其一生的主要經歷，雖可以大致勾勒其輪廓，但具體到某一經歷或事跡，準確的時間和具體的情形還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對於一些看似已成定論的説法，也有不少讓人發生疑問的地方，有再辨析、再商榷的餘地和必要。比如，關乎柳永一生命運的臨榜被黜一事(可稱爲‘柳永被黜事件’)，就屬於這種情況。

柳永被黜一事，首載於宋人吴曾的《能改齋漫録》，後人多附和之，幾成定論，即認爲此事發生在仁宗朝，而且是仁宗皇帝本人所爲。延至當代，這種看法也多被採信，並被寫進學術論著和大學教材中，成爲一種常態性的表達。但與此同時，質疑之聲也是不少的。比如，有人鑒於仁宗後來取中柳永而對他前此黜落柳永一事表示懷疑〔三〕，有人則認爲此事根本就與仁宗無關。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做更爲大膽的設想，此事原本是發生在真宗朝，或者此事根本就不曾發生過，完全是小説家‘事贋理真’的筆下妙想。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進行認真的辨析和審慎的推斷。

一 ‘柳永被黜事件’的存疑意見與辨析

吴曾對‘柳永被黜事件’的記述是這樣的：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虚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换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四〕

話説得很明白，是‘臨軒放榜’時，仁宗皇帝親自且特意把柳永黜落的。對此事表示懷疑的，以薛瑞生爲代表：

柳永科場不濟是事實，但却與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虚薄之文’根本無關。因自柳永弱冠之年(古人一般自冠年即參與進士考試)算起，至景祐元年柳永中進士之前，執政的是真宗與章獻皇后而不是仁宗。真宗朝且不必説了，仁宗十三歲即位，尚爲幼童，據《宋史》卷一一七‘皇太后垂簾儀’載：真宗遺詔：‘后(章獻明肅劉皇后)爲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后稱制凡十一年’，‘與皇帝並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實際爲十二年，因真宗卒於乾興元年(一二二)二月，仁宗即登極，至景祐元年(一三四)仁宗始親政。宋代皇帝親試進士自宋太祖始，可謂‘軍國重事’，太后既垂簾聽政，焉有不與之理？此則説明，自乾興元年(一二二)二月，至明道二年(一三三)，這十二年間，並非仁宗執政，而是真宗章獻明肅劉皇后執政；即使柳永‘蹉跎’於這十二年間，亦與仁宗無任何瓜葛。所謂‘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豈非癡人説夢乎？〔五〕

薛先生的質疑態度無疑是可貴的，看法也有較爲切實的依據，我們幾乎就要被説服了。但細究起來，其中似乎還有一些不夠嚴謹而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們還是先來瞭解一下柳永參加科舉考試的相關情況。

據唐圭璋推測，柳永約生於太宗雍熙四年(九八七)，仁宗皇祐五年(一五三)去世〔六〕。但查清乾隆《福建通志》，柳永的登第時間是在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且是以特奏名身份登第的〔七〕。又據吴熊和推測，柳永此次登第，符合的是當年仁宗皇帝所下詔書中‘進士五舉年五十’這一特奏名條例〔八〕。而這一年，柳永才四十八歲，尚不滿五十。可以肯定地説，朝廷是決不會爲一個曾經的浪子詞人施以特别恩遇的。那麼，柳永的生年就只能略向前提。對此，中外的一些學者，如村上哲見、吴熊和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九〕此不妨採用曾大興的説法，即將柳永的生年‘提前到四至五年，即太宗太平興國末年(九八三)左右’。曾先生還説：‘柳永至京師，是在他將要參加第一次進士考試的時間，大約在他的冠年，即一三年左右。’應當説，這一推斷是大致合理的。據此，柳永正式參加科舉考試的時間就有可能從真宗咸平五年(一二)一直延續到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時間長達三十年左右。在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朝廷一共開科十三次，即：真宗咸平五年(一二)，景德二年(一五)，大中祥符元年(一八)、二年(一九)、四年(一一一)、五年(一一二)、七年(一一四)、八年(一一五)，天禧三年(一一九)，仁宗天聖二年(一二四)、五年(一二七)、八年(一三)及景祐元年(一三四)〔一一〕。其中，除大中祥符二年(一九)、四年(一一一)、七年(一一四)三科爲皇帝親試東封路、汾陰路、亳州和南京路〔一二〕，而與柳永無涉外，其他的十次都是他的當試之年。但柳永究竟參加了幾次省試，資料所限，已無從知曉。唯一可資推測的就是景祐元年(一三四)，即柳永登第這一年正月，仁宗皇帝所下的詔書。詔曰：

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使孤寒棲遲，或老而不得進，朕甚閔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一三〕

既然‘進士’須‘五舉’，則除首試和終試兩次外，柳永至少還參加了另外三次省試。而這至少的另外三次省試，就成了問題的焦點。也許，這三次省試正是仁宗朝的天聖二年(一二四)、五年(一二七)、八年(一三)這三次，或者可能包含了這三次中的某一次或兩次。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來辨析一下薛瑞生的意見。

章獻明肅皇太后稱制十二年不假，仁宗皇帝即位時年紀尚幼也是事實，但到柳永及第前有可能參加的仁宗朝三次殿試中的後兩次(天聖五年和八年，即一二七年和一三年)時，仁宗皇帝已經長到了十八歲和二十一歲，已完全具有判斷是非的能力，此其一。其二，即便太后垂簾聽政，處分‘軍國重事’，也是‘權取處分’、‘與皇帝並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已是少年天子的仁宗皇帝不會完全被剥奪了話語權；升朝時，‘帝位左，太后位右’〔一四〕，議事時皇帝不會不發聲的，且也不會不起到某種實際的效用〔一五〕。其三，科舉自是軍國大事，但就局部的細節而言，黜落一個聲言事業功名爲‘浮名’的浪子詞人，也實在是小事一樁，不會被太后駁回的。

也就是説，只依薛瑞生提出的論據和運用的推論方式，仁宗皇帝黜落柳永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即使柳永登第符合的是‘嘗經殿試進士三舉’、‘嘗預先朝御試’兩條中的某一條，仁宗皇帝仍有親自將其黜落的可能性〔一六〕。問題的關鍵其實並不在這裏，不管是誰黜落了柳永，仁宗皇帝也好，章獻明肅皇太后也好，在時間上都嫌晚了些。更爲重要的是，從事理上推斷，作爲有名的浪子詞人，柳永被最高統治者黜落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下文即詳爲辨析之。

二 從時間上推斷，柳永被黜事件不可能發生在仁宗朝

上文已經提到，柳永參加科舉考試的時間應該比較早。主要依據是：

第一，柳永有著很强的功名事業心。據清乾隆《福建通志》和王禹偁《建溪處士贈大理評事柳府君墓碣銘並序》提供的資料〔一七〕，柳永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其七世祖柳奥初唐時曾任福州司馬、建州長史，祖父柳崇於五代十國時曾任福建沙縣丞。父親柳宜於南唐時爲監察御史，入宋後又進士及第(登太宗雍熙二年梁灝榜)，官至工部侍郎。五位叔父皆爲官，並有二人舉進士第。身處這樣的家世背景、家庭環境中，耳之所濡，目之所染，柳永從小就讀書習業，並渴望長大後得第爲官，一定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特别是其父柳宜入宋登第後，曾在淳化元年(九九)‘叫閽上書’的非常之事〔一八〕，一定對其功名事業心的樹立産生過更爲積極和直接的影響。至於宋王朝所積極推行的崇文政策，以及對科舉制度施行的諸如限制豪門子弟和糊名、鎖院、謄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更會對像柳永一樣門第不高的士子起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勵作用。《古文真寶》曾收入柳永一篇題爲《勸學文》的文章，文中就有‘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的自勵語〔一九〕；他的《鶴沖天》(黄金榜上)詞，也有‘白衣卿相’之語。可見，‘公卿’、‘卿相’一類的名位，就是柳永希冀並爲自己設定和努力邁向的人生目標。説他志向遠大、功名事業心强，絶非泛泛之論。

第二，柳永是少有才華的。首先，柳永的爲學意識非常清醒。他的《勸學文》全文是：‘父母養其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人。’不少學者和研究者認爲，此文當爲柳永早年求學時所作。〔二一〕文章雖短，但所言嚴教、勤學、成必由學，三個方面連環而出，觀點明確，認識深刻，與當時尚學的社會風氣相融相洽。其次，柳永的學習又是非常勤苦的。孔子曰：‘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夏》)柳永自己也説：‘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他的爲學目標是如此之明晰，用功之勤就自不待言了。據其家鄉福建崇安縣五夫里的鄉老傳言，柳永每夜必燃燭苦讀，其讀書之地就曾被人們命名爲筆架山和蠟燭山。〔二二〕再次，柳永的勤學又是很有成效的。王辟之在《澠水燕談録》中稱他‘少有俊才’〔二三〕，葉申薌《本事詞》也稱他‘與兄三接、三復齊名，時稱柳氏三絶’〔二四〕。鑒於柳永後來並不太好的名聲，這‘三絶’自然是指稱其兄弟三人‘少’時所負有的才學之名〔二五〕。

第三，是有他人實際的科考經歷可資比照的。在宋代，很多的少有才華之士在很早的時候就參加了科舉考試。比如，黄庭堅是在仁宗嘉祐八年(一六三)十九歲的時候〔二六〕；歐陽修則更早，是在天聖元年(一二三)，這一年他剛剛十七歲〔二七〕。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説，柳永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涉身科場了。即便就認定他在真宗咸平四年(一一)約十九歲時首次參加科舉考試，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當然，這裏所説的‘考試’，指的是宋代科舉考試中最低一級的發解試。宋代的科舉考試共分三級，即‘州府發解試、禮部省試、皇帝殿試’〔二八〕。對於發解和發解試，祝尚書解釋説：‘所謂“發解”，即各地將考試合格的士子(此時統稱“舉子”)按解額發送到尚書省。爲發解而進行的考試，叫發解試(簡稱“解試”)。’〔二九〕如果柳永真的是在真宗咸平四年(一一)首次參加了科舉考試，則他這一年所參加的就是發解試。這次發解試，頗有才名的柳永應該是比較順利地通過了。也就是説，柳永可能不太困難地就獲得了‘舉子’的身份，取得了被發解至京參加二級考試即禮部省試的資格。

黄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争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换了淺斟低唱。

從‘偶失龍頭望’之‘偶失’與‘明代暫遺賢’之‘暫遺’，以及整個詞中所流露出的不敢相信的驚愕神態與高聲大氣的抵觸情緒來看， 這首《鶴沖天》詞當寫於柳永首次落第之後無疑。這一點學界也是已經認可了的。這裏需要再明確和强調兩點：(一)柳永此前一定没有在科舉考試中遇到過什麼挫折，否則，他的反應決不會如此之强烈，也不會在詞中用‘偶失’、‘暫遺’一類的字眼。换言之，這次省試前的發解試或殿試前的省試，他是順利地通過了。而且，這次省試或殿試也是他第一次的省試或殿試經歷。(二)這次省試或殿試失敗的經歷應當在他的早年，或許就在真宗咸平五年(一二)他二十歲的時候。即便定在這一年有些早，但也決不會遲到仁宗皇帝有可能最早黜落他的天聖五年(一二七)。因爲如果到了這一年，算上景祐元年(一三四)最終登第的那一次，他最多也只有三次參加省試的機會，根本符合不了‘進士五舉年五十’這一特奏條例中‘進士五舉’的限定條件。

我們還可以把柳永的《鶴沖天》詞和吴曾記述的那段材料對比著來看：‘未遂風雲便，争不恣狂蕩’，‘忍把浮名，换了淺斟低唱！’柳永是怒氣衝衝的。‘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仁宗皇帝也是怒氣衝衝的。仁宗皇帝的針鋒相對，説明其距柳永發洩怒氣的時間間隔一定不會太遠。也就是説，仁宗皇帝的激烈反應當是緊承著藉詞大發牢騷並把自己的牢騷話一一落到了實處的落第舉子柳永的激烈反應的，間隔一個科考輪次應當是比較合適的。即，如果柳永是在咸平五年(一二)首次落第後寫了《鶴沖天》一詞，那麼，仁宗皇帝對他的黜落就應該在下個科舉年的景德二年(一五)。而這就與史實發生了巨大的齟齬，因爲這個時候在位的是真宗而不是仁宗皇帝！如果必要一口咬定是仁宗黜落了柳永，則咸平五年(一二)柳永出言不遜之後，仁宗皇帝就要一直等上二十多年，在他有可能最早黜落柳永的天聖五年(一二七)再出來發他雷霆萬鈞的天子之怒，而這在時間上顯然已經大大滯後了，可能性實在是很小的。且不説，柳永可能在咸平五年(一二)寫出《鶴沖天》詞時，生於大中祥符三年(一一)的仁宗皇帝還没有出生呢！

那麼，把吴曾材料中的主人公‘仁宗’换爲‘真宗’，是不是就可以了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即便真宗皇帝也像仁宗皇帝一樣‘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虚薄之文’。如果真换成了真宗，時間上倒是相合了，但在事理上，却仍然是悖拗的。而且説到底，與事理相合才是根本性的、最爲重要的。

三 從事理上推斷，柳永不可能在殿試中才被黜落

毫無疑問，柳永二次科第受挫的根本原因，是他的‘浪子’行爲和由‘浪子’行爲所招致的名聲的損毀。在首次落第的沉重打擊之下，頗爲自信和自負的才子柳永失去了理智，他不僅寫下了驚世駭俗的《鶴沖天》一詞，還通過確實的‘狂蕩’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發洩自己的怨氣。

首先，是大量俗豔之詞的寫製。其中，約有三四十首是直寫或提及其在汴京的放浪生活的。可以肯定地説，這些俗詞豔曲確實爲柳永贏得了極大的詞壇聲譽。葉夢得曾在《避暑録話》中説：‘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羅燁也在《醉翁談録》中説：‘耆卿居京華，暇日遍遊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宫换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三一〕同時，柳永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對此有生動的記述：‘珊瑚筵上，親持犀管，旋疊香箋。要索新詞，殢人含笑立尊前。’(《玉蝴蝶》五首之四)在樂工、歌妓這裏，柳永受到了充分的肯定、讚賞和追捧，自身價值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精神和心理都獲得了從未有過的滿足。

其次，更進一步，柳永的所作所爲又不僅僅只表現爲操文弄墨、寫作俗詞豔曲。我們也曾努力試圖尋出柳永並没有涉足‘豔事’的根據，證明他筆下的這些豔詞只是文學意義上的想往和想像；他寫這些詞只是爲了發抒怨氣，或者討得潤筆之資；他所遭受的都是‘莫須有’的不公正待遇，是當政者‘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式的迫害。但結果是令人失望的，柳永後期詞中屢屢出現的對自己早年京華風流生活的真情回憶——如《戚氏》二疊所云‘夜永對景，那堪屈指，暗想從前。未名未禄，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使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確曾是那些秦樓楚館的常客。唐圭璋還説：‘在《醉翁談録》丙集卷二裏，也有有關柳永的“花衢實録”。’〔三二〕而且，也許一方面由於過於專注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對這痛苦的消解與麻醉，一方面又天真地認爲狎妓對應試、舉第並不構成妨害〔三三〕，柳永對這些詞的寫作、甚而潛隱在這些詞背後的可能的放浪行爲，都達到了無所顧忌的‘恣意’程度！而這種無所顧忌的‘恣意’行爲又帶來了確實的嚴重後果。隨著柳永詞名的遠播，他行爲‘狹邪’的名聲也被認定了下來，並被傳播開去，最終對他的舉業形成了巨大的阻礙。

但是，我們又有比較充分的理由相信，柳永是不可能在殿試中才被最居於封建統治體制最上層的最高統治者黜落的。

前文已經提到，在宋代，每次參加省試的士子都必須首先通過所在州、府或國子監的發解試，取得被發解的資格。不僅如此，另據相關材料推測，士子們所取得的發解資格並不是終身制的，取得一次只能‘享受’一次。先看《文獻通考》卷三十二《選舉考》五所載：

開禧二年，詔諸道運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候省試中，牒發御史臺，同禮部長貳參對字畫，關御藥院内侍照應。廷試字畫不同者，别榜駁放。〔三四〕

‘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云云，表明每次所發解的舉子，都必須經過選拔考試，而不管其上次是不是被發解過。黄庭堅和歐陽修的科舉經歷，更爲直接地證明了這一點。

歐陽修的經歷也有相似之處。據黄進德《歐陽修評傳》，歐陽修十七歲時就首次參加了隨州州試(即發解試)，但‘因賦逸官韻而見黜’。‘三年後，通過州試，由隨州薦名，參加仁宗天聖五年(一二七)春天的禮部試，又一次落榜。’天聖七年(一二九)秋，‘赴國子學解試’，得第一名，並于第二年進士及第。〔三六〕一次隨州州解試，一次國子學解試，也是兩次。

既然如此，柳永在首次省試失利之後，要想再次參加省試，就必須一切從頭再來，再次通過發解試，以取得被發解的資格。但可能的頗具殘酷意味的事實是，下一個科試期，他根本就没有獲得再次被解送的資格，更毋庸奢談什麼晉階省試甚至獲得在殿試中被黜落的機會！

對於最上層的統治者而言，晚一些的仁宗皇帝、章獻明肅皇太后也好，早一些的真宗皇帝也好，對於‘狹邪’之名遠播的柳永，都是不必勞駕他們親手加以處置的，他們只須在上面造好‘勢’就行了。我們且看一些朝廷和帝王們是如何在科舉考試方面‘造勢’的材料：真宗景德二年(一五)，頗‘有聲場屋’的舉人賈邊，只因殿試中把‘當仁不讓於師’之‘師’釋爲‘眾’，即被斥黜。其原因，參知政事王旦説得很明白，就是：‘捨注疏而立異，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三七〕此年真宗皇帝又下詔曰：‘貢舉之門，因循爲弊，躁競斯甚，繆濫益彰。宜令權住二年，庶使服勤，更專學問，無失大成之術，式符虚佇之懷。’〔三八〕大中祥符二年(一九)其再下詔曰：‘讀非聖之書及屬詞浮靡者，皆嚴譴之。’〔三九〕我們看，僅解詞不依注疏就被認定爲行爲‘放蕩’，相較之下，柳永的‘放蕩’之舉性質就更嚴重了。至於‘更專學問’、‘屬詞浮靡’之類，則更像是專對柳永而言的。

而先前還有更爲具體、更爲嚴厲的懲戒措施出臺。比如，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太宗皇帝曾下詔説：‘自今諸道解到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十人爲保，内有舉止逾違，爲佗人所告者，並當連坐，永不在赴舉之限。’咸平三年(一)，真宗皇帝更詔曰：‘孔門四科，德行爲貴。言念近歲，偷薄成風，務扇朋遊，以圖進取，潛相詬病，指摘瑕疵，有玷士倫，頗傷俗化。自今兩京、諸路所解舉人，宜先廉訪行實，或藝文可採而操履有虧，投書匿名，飾詞訕上之類，並嚴加懲斷，勒歸鄉縣課役，永不得就舉。如輒敢解送，所由官吏必當論罪，仍令御史臺覺察之。’〔四一〕試想，有如此之嚴令，即使柳永通過了發解試，又有哪個舉子敢與之連保，又有哪個解官敢把其發解至京呢？而且，接連降發的這些詔令，距柳永有可能參加的第二次發解試和省試，時間都不是十分得遠。也就是説，這些詔令所形成的威懾力，是完全可以籠罩、控制或達於柳永準備再次參加考試的這一段時間或這一個時期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四二〕不管是發解官，還是參加考試的士子，還是社會輿論，都很難逃出統治階級鼓吹的思想以及上層統治者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的强勢控制。那麼，柳永所處地位的孤危就可想而知了。

再者，翻檢《文獻通考·選舉考》，宋代確有很多舉子在殿試中被黜落的記載，而所給出的黜落‘名目’，又幾乎全都是‘材質最陋’、‘所業毋可採’、‘落韻捨注’、‘議論不合體式’之類，即問題幾乎全都出在屬於末節的‘藝文’技藝方面。至於‘操履有虧’而被黜者，却幾乎没有。而這種情形的出現，正可看作是解官和舉子們或出於忠於職守，或出於自慮前程，或出於驚恐憂懼，而在科舉系統的下層環節即嚴格把關、細密過濾的結果。舉子柳永，就很有可能是被這樣‘過濾’掉的。《文獻通考》曾載一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殿試中，‘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四三〕。試想，僅因答題速度快，就被斥爲輕浮而有失持重，又有誰膽敢把常在輕歌曼舞、淺斟低唱中‘討生活’的柳永舉薦到皇帝的面前？

四 其他幾個角度的推斷與印證

針對‘柳永被黜事件’之有無，我們還可以從其他幾個角度進行進一步的推斷與印證：

(一) 關於吴曾説法的材料來源。吴曾之前，唯一對柳永被黜事件有相似記述的，是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所引嚴有翼的《藝苑雌黄》：

柳三變……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獧子縱遊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四四〕

嚴有翼(生卒年不詳)爲宋徽宗宣和六年(一一二四)進士〔四五〕，吴曾(生卒年不詳)的《能改齋漫録》編成於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四六〕。那麼，可能的情形是，吴曾之説是對嚴有翼之説的再加工，被斥緣由一樣，但時間具體化爲殿試放榜時，皇帝具體化爲仁宗。而二人説法的共同材料母體，則極有可能都是柳永的《鶴沖天》一詞。再之後，胡仔(一一一—一一七)於宋孝宗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復歸寓苕溪之後編寫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四七〕，只採録了嚴有翼的説法。如果嚴、吴兩種説法胡仔都看到了，則其顯然認爲嚴有翼的説法可信，而吴曾的説法並不可信，即在柳永身上不曾發生過所謂的殿試被黜一事。

(二) 關於柳永被黜事件的受關注度。如果真有柳永被黜一事，且是因浮豔之名在臨放榜時被皇帝特意黜落，那肯定是極有轟動效應的新聞事件，受人們關注的程度之高，傳播的速度之快、地域之廣，都是可以想見的，絶非一般性的因‘試文不合格’未被録取情形可比，也非上文所提及的其他殿試被黜情形可比。但這樣一個影響力巨大的科考事件，正、野史料和筆記材料却集體緘默，在嚴有翼、吴曾前的一百多年間没有留下任何相關的文字記載。反觀唐代有相似經歷的温庭筠，《舊唐書》就專記説：‘温庭筠者……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詞……由是累年不第。’〔四八〕那麼，我們就有較爲充分的理由推斷説，吴曾的説法並没有什麼切實的事實和史料依據，柳永被黜一事原本就不曾存在。

(三) 關於仁宗皇帝前後做法的矛盾。上文已提到，如果真有仁宗皇帝親自黜落柳永一事的話，那就應該發生在天聖五年(一二七)或八年(一三)的殿試中。而讓人不解的是，怎麼緊接著的景祐元年(一三四)，仁宗皇帝却又親手取中了他，而且是以給天下士子施以特别恩遇的特奏名名分呢？村上哲見就曾對此表示不解説：‘如此被特别黜落的耆卿，何以到景祐元年又能及第呢？’〔四九〕梁麗芳也説：‘爲什麼柳永這次不被黜落呢？實在令人尋味。’其實，他們疑問的産生，就在於柳永被仁宗皇帝黜落之事既缺乏應有的事實依據，也缺乏必要的邏輯依據。吴熊和曾試圖對此做出解釋，説此年仁宗皇帝親政並改元，擴大科舉録取名額並開特奏名‘恩科’，是其‘爲自己親政擴大影響、延攬聲譽所採取的一個措施’〔五一〕。這種解釋總的方面自然是對的，但‘擴大影響，延攬聲譽’至於一個曾被自己嚴加摒斥、特意罷黜的所謂浮浪無行文人，恐怕就有問題了，況且又是在相隔不長的時間内，或許就在前後相鄰的兩個科試期。那我們就蠻可以反推説，柳永根本就不曾被仁宗黜落過，柳永並不曾上過皇家的‘黑名單’。柳永被黜事件，其實就是由《鶴沖天》(黄金榜上)一詞演繹出的一個頗有戲劇性和喜劇色彩的虚無故事。

不過，柳永早年參加科舉考試落榜，並因寫下叛逆的《鶴沖天》一詞及其他諸多豔詞，從而使自己的名聲受損，並進而嚴重影響到自己的科舉之路則是可以肯定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不洗刷自己的汙名而只是被動捱延下去的話，柳永將不再可能重新獲得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像有人認爲的那樣，柳永只是把自己的名字由‘三變’改成‘永’，就中了進士〔五二〕，其可信度是很低的。爲實現自己身爲士子的終極理想和目標，浪子柳永一定最終醒悟過來，並走上了一條極其艱難而又漫長的自我救贖之路。自贖的方式，大致有自抑與羈旅〔五三〕、干謁與頌聖〔五四〕、屢敗與屢試〔五五〕種種。自贖的時間，大約有三十年左右，即從可能的二次科第受阻的真宗景德二年(一五)，一直延續到他最終登第的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

〔六〕、〔三二〕唐圭璋《柳永事蹟新證》，《文學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三期。

〔七〕清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三‘選舉’，四庫全書本。

〔八〕吴熊和《從宋代官制考證柳永的生平仕履》，《唐宋詞通論》，第四二九頁(原載《文學評論》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九〕村上哲見看法見《柳耆卿家世經歷考》，《唐五代北宋詞研究》下篇第三章《柳耆卿詞論》附考，第二五—二五一頁；吴熊和看法出處同注〔八〕。

〔一一〕、〔一二〕、〔三四〕馬端臨編《文獻通考》(第一册)卷三十二‘選舉考五’，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版，第三五—三六頁、第三五—三六頁、第三二頁。

〔一三〕馬端臨編《文獻通考》(第一册)卷三十一‘選舉考四’，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版，第二八九頁。

〔一四〕《宋史》(第二五册)卷二四二‘列傳·后妃上’，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八六一三頁。

〔一六〕‘嘗經殿試進士三舉’，即爲‘進士三經殿試’(見王栐《燕翼詒謀録》卷一《進士特奏》，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一頁)。關於此一條例，柳永有可能參加仁宗天聖二年(一二四)、五年(一二七)、八年(一三)三次殿試，而在後兩次的某一次被黜落。關於‘嘗預先朝御試’條例，柳永早年那首《鶴沖天》詞中‘黄金榜上，偶失龍頭望’之所指，可能就是其在真宗朝一次失敗的殿試經歷。而這次可能的殿試經歷，並不妨礙其參加仁宗天聖五年(一二七)、八年(一三)兩次殿試，並有一次被黜落。因爲，在景祐元年(一三四)這一科後，録取特奏名進士的做法才被相對固定下來，‘自此率以爲常’(同注〔一三〕)。而在此之前，有没有特奏名，以及特奏名的條例是什麼，都是不確定的，柳永自然無法預知景祐元年(一三四)‘嘗預先朝御試’這一條例，而放棄此前的其他科試機會。

〔一七〕見清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三‘選舉’，四庫全書本；王禹偁《小畜集》卷三十，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版，第四二二—四二三頁。

〔一八〕王禹偁《送柳宜通判全州序》，《小畜集》卷二十，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八七頁。

〔二二〕李國庭《柳永生年及行蹤考辨》，《福建論壇》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二三〕王辟之《澠水燕談録》卷八‘事志’，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一六頁。

〔二四〕葉申薌《本事詞》卷上，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册，第二三七頁。

〔二五〕程瑞釗即持此種看法，他説：‘柳永以其聰穎多才，早年便偕其兩位兄長獲得了“柳氏三絶”的雅號。’見其文《柳永思想性格新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二六〕、〔三五〕鄭文曉《黄庭堅年譜新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一九—二六頁。

〔二七〕、〔三六〕黄進德《歐陽修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三四—三六頁。

〔三一〕羅燁《醉翁談録》丙集卷二，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二頁。

〔三三〕柳永的一些詞即可證明此點。如《剔銀燈》：‘何事春工用意。繡畫出、萬紅千翠。豔杏夭桃，垂楊芳草，各鬥雨膏煙膩。如斯佳致。早晚是、讀書天氣。 漸漸園林明媚。便好安排歡計。論檻買花，盈車載酒，百琲千金邀妓。何妨沉醉。有人伴、日高春睡。’《長壽樂》：‘尤紅殢翠。近日來、陡把狂心牽繫。羅綺叢中，笙歌筵上，有個人人可意。解嚴妝巧笑，取次言談成嬌媚。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仍携手，眷戀香衾繡被。 情漸美。算好把、夕雨朝雲相繼，便是仙禁春深，御爐香嫋，臨軒親試。對天顔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等恁時、等著回來賀喜。好生地。剩與我兒利市。’

〔三七〕、 〔三八〕、 〔四一〕、 〔四三〕馬端臨編《文獻通考》(第一册)卷三十‘選舉考三’，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版，第二八六頁、第二八七頁、第二八六頁、第二八五頁。

〔三九〕《宋史》(第一册)卷七‘本紀第七’，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一四頁。

〔四二〕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五二頁。

〔四四〕嚴有翼《藝苑雌黄》，引自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長短句’，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三一九頁。

〔四七〕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人物志》，方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九三四頁。

〔四八〕劉昫等撰《舊唐書》(第一五册)卷一百九十下，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第五七八—五七九頁。

〔五一〕吴熊和《從宋代官制考證柳永的生平仕履》，《唐宋詞通論》，第四二七—四二八頁。原載《文學評論》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五二〕如于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教程》(下册)就説：‘柳永，原名三變……中年以後，改名柳永，得中進士。’高等教育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第二四頁。

〔五三〕據《樂章集》中的有關羈旅行役詞推知。

〔五四〕據《樂章集》中的有關干謁詞和頌聖詞推知。

〔五五〕‘屢敗屢試’也是柳永的自贖方式之一，這不僅是其自身追求功名理想的本然要求，同時也是在向當政者證明自己對功名‘正業’的執著之念。柳永二次科第受阻後，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大致十年左右)來洗刷自己的‘浪子’名聲，並完成‘歸正者’的角色轉變。那麼，前文所述的從真宗咸平五年(一二)到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的十三次科考中，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天禧三年(一一九)，仁宗天聖二年(一二四)、五年(一二七)、八年(一三)數次，汲汲求進的柳永應該都參加了，但最終都未得中。 其中，又至少有三次進入到了在禮部進行的省試階段，加上大約真宗咸平五年(一二)的首次落第與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的最後及第兩次，一共至少五次參加了省試考試，合於‘進士五舉’的特奏名録取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