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及启示

受特殊国际环境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后并未真正参与到国际治理体系中。改革开放既是中国国内建设重心转移的关键节点，又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态度与立场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40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与广度显著拓展，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一、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站起来”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独立自主的历史过程，“富起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并从中获益的过程，“强起来”是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更有话语权、引领构建国际新机制的实践与目标。

1.处于国际治理体系边缘、谋求独立自主的“站起来”阶段。

近代中国遭受了封建统治的腐败与西方列强的入侵，内忧外患中，中国共产党诞生并带领中国人民赶走侵略者，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此以独立、平等的身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深刻社会改革，从此走上富强富裕、政治稳定、制度完善的道路。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两极国际体系。特殊时期的国际格局决定了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在国际事务中时常遭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敌视和排斥。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中国政府要求委派驻联合国新代表，却遭到美国以各种理由阻挠。

紧张敌对的国际环境造成了中国对当时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持警惕甚至敌对的态度。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并多次阻碍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安全上威胁，导致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把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事务治理机制和国际组织定性为具有敌对性和侵略性的陷阱，采取完全抵制的态度和行为，体现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全球经济治理上”。[2]除了消极应对，中国也采取主动出击的行动，例如全力发展核技术以突破西方的核垄断，明确反对旨在维护大国绝对核优势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认为联合国“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美苏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3]同时也将反映西方国家利益诉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制打上帝国主义的标签。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是紧张与缓和交替出现的。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与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中国从处于国际治理体系边缘到试探性参与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契机与标志。当然，此时的中国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制的认知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然将联合国看作是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争夺的工具。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联合国治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不足、效率低下，时常有主权国家对于其应对国际事务的能力提出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联手成立了七国集团(G7)，目的在于增强发达国家的凝聚力，探索除联合国之外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在G7的外在压力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单纯拒绝和抵制既有国际机制并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只有参与进来才有表达自身诉求甚至改变现状的机会。

2.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经济体系密不可分的“富起来”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也随之提升，中国逐渐参与到全球经贸体系中，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国家都要学习别的国家的长处”。[4]这为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政府实施分层次和有重点的、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为中国从抵制到融入国际体系提供了客观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参与国际机制。在经济金融领域，1980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6年正式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在安全领域，1980年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会议，1992年中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1996年中国加入《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86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活动，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积极的多边外交活动，增进与各国在各领域的合作”。[5]这是中国政府官方对全球治理机制态度的转变，为中国更多更好地参与全球事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冷战终结，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进入多极化。国际体系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国家间交往愈加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利益成为国际合作的前提。随着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与全球问题的层出不穷，全球化成为多极国际体系的新态势。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正在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共同难题。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不断改革和创新。除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既有国际组织，在地区层面、不同专业领域都建立起新的制度与规范，指导着国家间经济交往与贸易往来。冷战结束标志着国际安全局势总体趋于缓和，传统安全问题不再是国家间交往时的唯一考虑因素，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其跨国性、蔓延性等特征使得安全对话与交流逐渐成为国家间多边合作的重要途径。

这一时期，中国与国际机制、全球治理的关系经历了从“局外者”到“局内者”的转变，[6]中国在既有国际机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与国际机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从参加的多边国际组织来看，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有21个，到冷战结束前的1989年增加到37个，非政府国际组织则由71个增加到677个，到1997年，两者分别增加到52个和1 163个；从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的角度看，1977年中国签署或宣布承认的有45项，改革开放至冷战结束112项，冷战结束以后到2003年116项。”[7]在这一阶段，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各项会议与活动，亦非常重视地区性新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上合组织等。在安全方面，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参与者，1992年还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支持核不扩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大大扩展，关注气候变化、传染病、跨国犯罪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积极参加相关国际会议，签署条约并履行义务。

加入世贸组织(WTO)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标志，亦是中国“富起来”的重要节点。“入世”使得中国真正融入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凭借劳动力和产品优势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更使得中国有机会直接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以主动姿态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3.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并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强起来”阶段。

2008年，始发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与随后爆发的欧债危机致使西方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同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果。新兴国家经济力量迅速崛起，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渐重要。“东升西降”的国际局势、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与中国可喜的经济形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在深入参与全球经济、安全治理的基础上，中国向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引领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新机制，向国际社会提出全球治理新理念。中国对全球治理规则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大幅提高，从官方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全球经济治理发展到直接阐述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再到有规划的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呼吁改革现有国际机制。2015年《人民日报》发文表达了中国对当今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看法，指出“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的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8]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金融机制反映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家间力量对比状况。新兴国家力量兴起与发达国家实力相对削弱的现实，要求全球治理机制做出适当改变。中国主张对既有国际机制进行渐进式改革，提出根据各国对国际经济金融的实际贡献，增加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票数占比，促成了旨在提高新兴国家投票份额的改革增资协议获得通过。

引领建立国际新机制。西方国家国内经济增长乏力，致使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中国适时提出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要内容，得到新兴发展中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支持，他们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中国将本国引领或参与的国际新机制有效对接起来，努力构建新型国际机制合作群。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李克强提出建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的建议，使之与“一带一路”等中国倡导的国际新机制实现良好对接，以地区合作促全球发展。金砖新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是新兴国家填补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缺位的公共产品，金砖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来源，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形成互补互促关系，它们在诸如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相同目标。亚投行向全球各国全方位开放，其成员涵盖了世界各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是中国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新贡献。

凭借主场外交推广中国的全球治理新方案。国际高层次会议的主办国可利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会议参与国共同关注某些议题，进而达成能够贯彻执行的共识和协议。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出“合作共赢，明确合作方向，反对保护主义，依托项目驱动，对接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引领者，中国在推进该倡议的过程中，与欧盟主要国家加强合作，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减少地区冲突，共同维护沿线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金砖国家厦门峰会是中国主办的又一场国际盛事，充分发挥了主场外交优势，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召集人”和“粘合剂”，推促金砖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关键主体，力促金砖成员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抱团取暖。中国作为G20、“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和金砖峰会的主办方，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设想和新路径，并为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方案。

向国际社会提供全球治理新理念。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存，人们的共同利益跨越传统国家边界，形成休戚与共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中国借引领“一带一路”的时机，提出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发展治理观，提倡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这些新的观念和思路超越了二战以来形成的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开创国际合作新模式。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向国际社会表达对全球治理的新理解，尝试提供能够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先进的精神公共产品，丰富了全球治理的思想内涵。

二、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从观望、融入到引领，参与主体增加、参与范围扩大、影响力和话语力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系列变化，是将维护国家利益与履行国际职责相结合的过程。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由量增到质变，对全球治理的贡献由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变，包括全球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9]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1.对国际机制的态度由疏离到参与、引领。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制于国家实力的不足与美苏对峙的两极国际格局，新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在美苏敌对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一阶段，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的互动与变化。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决定了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的态度为警惕和疏离，但并未完全关闭与国际社会沟通的大门。在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陆续与西方国家建交，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国际机制的态度转变为试探性接触。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实现了经济的巨大飞跃。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与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机制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对于全球治理进程采取适度参与、有限扩展和审慎应对。2001年“入世”是中国从适度参与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转折点，自此之后，中国真正融入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承担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责任。

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新兴国家经济群体性崛起，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意愿也有能力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联合向发达国家施压，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呼吁改变现有国际机制的不合理之处。与此同时，中国还倡导成立了亚投行和金砖新开发银行，旨在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是，“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一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10]

2.参与主体从单一到多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面对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联合国维和等国际安全事务以及对待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时，都是由中央政府进行官方表态。随着全球事务日益纷繁复杂、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逐渐增多，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由被动接受国际规则向主动遵守国际规则转变，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与调整。除了中央政府这一最重要的全球治理参与主体外，地方政府、大型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都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型企业在海外建厂，跨国经贸联系也日渐增多，这些企业不仅为当地带来先进技术和投资，还是中国经济管理模式与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呈现者，它们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全球化的加深使得不同国家地方政府之间的交往增加，地方层面的跨国经济活动亦成为全球联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与组织也发展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多元主体为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治理进程提供了灵活的方式与多样的选择，便于中国与国际层面的全球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对接，为中国参与较为敏感或专业性较强的全球治理特定领域创造了更多机会，有助于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全球治理理念和实施全球治理行动。

3.关注领域从聚焦经济到全方位治理。

全球经济与国际市场的开放性本质决定了中国成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一员。经贸往来较少涉及敏感的核心国家利益，也相对容易找到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将全球经济治理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侧重领域。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从中不断受益。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陆续爆发经济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凸显影响力。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提出，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11]全球治理是一个囊括经济、安全、环境等广泛议题的概念体系，经济和安全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但近年来环境污染加重、恐怖主义肆虐、网络犯罪猖獗，这类具有跨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更广泛的全球治理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先后与英、美、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签署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推动者，除了支持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治理国际协议外，中国还积极阐明自己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中国担任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推动该机制升级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开创亚洲安全合作新局面；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基础上，推动上合组织朝机制更完善的方向发展。[12]在传染病防治、网络犯罪、太空极地等新兴治理领域，中国也在积极表达治理主张，参与相关国际治理规则的制定。

4.参与路径由一味遵守国际规范到推动制度改革进而创建新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实践活动中。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更多的是遵守现有的、西方创建并主导的国际规则。只有真正融入既有国际机制中，才能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利。虽然在新兴国家的压力下，西方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了有限改革，但美国仍保留了主导权，国际机制并未发生实质改变。中国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创建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全新的国际机制，彻底改变了一国或几国主导国际规则的状况，从机构设置、投票规则、票数分配等方面充分体现了成员国的平等性。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国际环境的改变，由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一家独大”发展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认识日渐成熟，在参与中形成独立见解，力图对改革旧机制与创建新机制“双管齐下”，最大限度地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5.逐渐形成站位更高视野更广的全球治理观。

在“站起来”和“富起来”阶段，独立和富强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目标，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是中国全球治理实践的最大动力。伴随着中国进入“强起来”阶段，国家政府与领导人愈加注重在国际社会提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念，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向全球治理贡献的思想公共产品。习近平指出，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继续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13]具体而言，“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我们也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14]因此，“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只有对接各国彼此政策，在全球更大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才能形成合力，促进世界和平安宁和共同发展。”[15]国家实力的增强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站位和视角变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全球治理观的更新则是重要的思想保证。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新理念有助于全球治理理论突破西方视野的局限，使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同时打破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观念鸿沟，为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扫除思想障碍。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因分析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参与主体、关注领域、观念定位等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特点。国家实力的改变、国际体系的变迁、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反全球化浪潮的挑战都是导致以上变化的重要因素。

一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与世界经济联系愈加密切。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1978—1992年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此后呈稳步上升趋势，近年来稳定至7%左右。[16]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013—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30%，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总和。[17]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使中国更主动的参与到各项区域乃至全球多边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中，承担起与自身资源力量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新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在国家经济利益和全球经济治理中找到契合点，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好地维护本国经济利益，而实现经济利益又成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持久动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行充分展示了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良好姿态，亚投行有力推动了亚洲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此外，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调整，有助于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经贸利益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通过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在良性竞争与遵守国际规范的过程中，借助外力倒逼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借既有国际机制和国际新机制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贫困、环境等难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既是中国向世界经济做贡献的过程，也是中国从中受益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发展。

二是国内问题与全球问题的产生、影响与应对相互交织。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全球化的双刃剑带来了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导致复杂多样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各类问题跨越了主权边界，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挑战和威胁。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治理模式出现了供给不足的现象，新兴国家逐渐承担起国际责任并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实践中。在地区层面，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对区域治理的参与；在议题领域，则表现为对生态环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的关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经济风险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不同地区与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投资市场动荡。而经济金融领域的风险挑战可能引发从经济金融危机到安全领域危机的“外溢”现象，进而加剧某些热点地区的局势混乱。现有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并不能应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尤其是伴随经济全球化不断出现的新挑战。一些首先爆发于某个或某些国家内部的问题，由于具有跨国性、蔓延性等特征，加之经济全球化造成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国内问题迅速扩展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问题。而地区或全球性问题如一直得不到有效应对，将内化为一些国家的国内问题或加剧国内问题的严重后果。湄公河流经国家因发展国内经济造成水质污染、土地退化、自然资源损耗，长期以来对整个地区的环境问题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作为利益攸关方，中国积极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的运行，“加强中国境内资源开发和森林保护的统筹规划，将澜沧江流域列入中国国家大江大河保护体系建设”。[18]

三是国际体系与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经历了从美苏两极对峙向多极化世界格局的转变。冷战结束至今，全球化带来政治和解、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和人员流动，将全球纳入新的体系整合阶段，新兴力量崛起，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经验意识，国际体系变化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的地理意涵和超越西方经验基础的观念形态。[19]国际体系的新面貌有助于改变战争、安全困境等传统的国家间关系模式，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全新国际关系，全球人类共同体的观念也在酝酿和传播。在国际经济领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重提升到亚投行建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全球治理，世界经济中心出现分散化趋势，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正从主要由西方大国主宰转向西方与非西方、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协调。[20]在国际制度层面，二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经济衰退，而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国家间实力对比加速发生变化。新兴国家占世界经济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截止今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将超52%，世界经济的重心真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兴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体现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机制愈加不满。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日益增强，它们利用G20峰会、金砖峰会等平台协调立场、表达集体诉求，联合起来力促国际新机制的建立。

四是全球治理失灵与西方反全球化浪潮急需中国做出回应。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得不到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恐怖袭击频发，全球治理机制在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时表现的低效和无力，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治理失灵的讨论。“冷战结束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国际管理体系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严重滞后，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和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积累，世界秩序失调”。[21]国际制度安排严重滞后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全球问题的日益复杂，改革国际机制、创建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或危机的国际新机制就显得至关重要。“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是反全球化问题的核心”。[22]2008年始于西方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既有全球治理机制未能及时有效地遏制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将经济全球化看作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反全球化浪潮在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此起彼伏。反全球化抵制自由贸易、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使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鼓吹反全球化的政党获得国内力量支持，影响国家对外经济社会政策，经济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密不可分，经济全球化顺利发展，中国便能够持续从中获益。全球化进程保证了中国以和平方式获得世界的资金、技术、市场和原料，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3]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表达支持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习近平指出，“当前，人们普遍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感到焦虑，反经济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主张对现行发展道路、分配制度、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和变革的声音增多，世界经济走向成为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巨大市场空间，继续成为各国投资的热土，继续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做出贡献。”[24]“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25]严峻的国际形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待、中国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一贯立场，促使中国对反全球化浪潮表达明确态度，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由参与转变为引领。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实践活动中，动员国内外各方资源，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与“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实践探索便是中国给予反全球化浪潮的最有力回击。

五是西方国家与一些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猜疑是中国增加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的外在动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话语力显著增强，一方面，至今仍抱有冷战思维的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周边国家与中国就历史遗留问题向中国发难；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意愿由国际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发展为“供应者”仍持怀疑态度。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质疑是中国主动站出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外部动因，在经济与公益治理领域更多更好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深入参与到既有的国际机制中，遵守国际规则行事，有助于中国最大限度地化解他国疑虑、提升国际形象。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启示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目标、路径、模式等方面都与时俱进做出调整，兼顾本国国情与国际体系的新变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治理的贡献者与引领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与思考为未来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依托雄厚的国家实力适时把握历史机遇。国际社会出现危机时，有效化解危机并将“危”转化为“机”的行为体，能够抓住机遇，成为有领导力的全球重要行为体。区域或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迫切需要世界经济强国带领受危机波及的国家摆脱困境、恢复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多个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崩溃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及时遏制危机，而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无条件援助，对亚洲乃至国际金融稳定作出重大贡献，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保持国内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协助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如在欧洲采购巨额商品以促进其经济恢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全球经济影响力凸显。美欧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成为全球治理进程的阻碍，中国带领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以建立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的实际行动促进国际合作与共赢发展。中国正处于“强起来”的历史机遇期，如何把中国机遇转化为世界机遇，对于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至关重要。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发生巨大变化，而“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弊端丛生，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孕育”，[26]“中国方案”的提出恰逢其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第二，巧妙运用国家实力审慎引领全球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在全球治理各领域增加投入，但投入不意味着就能够按照预期取得同等收益。因此，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巧妙运用国家实力是中国未来自我发展和引领全球发展的关键。首先，中国与全球的关注点需契合。只有找到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契合点，中国才能尽可能多的投入资源，国际社会也才能真正欢迎中国多做贡献。其次，投入看重长期收益，但不等于无收益。无收益的投入不仅无法保证可持续发展，还可能被别国质疑投入的动机。中国在全球治理某些领域中的贡献与投入，有些暂时看不到短期收益，但从长远看是有收益的，这就需要决策者具备全球视野和宏观意识。再次，投入与实力相匹配。虽然中国经济取得迅速发展，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若要当好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必须与国家实力相匹配。超出国家实力的投入必定不能长久，甚至还会损害国内经济发展。

第三，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目标及路径有效对接。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7]参与全球治理和推进国家治理均被纳入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如何将两大进程的目标及路径有效对接起来，对于中国和全球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国家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政府管理效率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这与全球治理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当前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紧密结合的重要尝试。然而，两大进程在推进过程中，只有找到恰当的路径，才能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家参与并影响全球治理进程，首先，必须遵守全球治理规则，以颠覆现有秩序为目的的行为不利于融入，这就要求国家治理机制适当做出调整；其次，只有理顺国内各种关系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在国际社会为他国发挥示范作用，对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提出改革要求时才更有说服力；再次，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透明度、民主化程度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既是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又是国家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必备条件。中国提出“将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经济，设立并严守资源消耗上线、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28]响应全球环境治理“发展低碳经济”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标和倡议，将有效平衡经济收益和环境保护、治理好国内环境作为对全球环境治理的一大贡献。

第四，全球责任担当助力国际话语权提升。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存在较大不足。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全球性发展设想的提出，体现了中国积极主动地承担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提供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全球公共产品，努力构建全球发展新体系。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第一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第一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制定了世界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全球投资领域的空白”，[29]体现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大国责任担当。在2017年联合国波恩气候变化大会，中国提出处理分歧时采用“搭桥方案”，有效推动谈判进程；2017年，金砖厦门峰会，中国促进贸易便利化、本币结算、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路线图，推动成立新开发银行非洲区域中心。[30]从政府官方报告提出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到中国在全球治理具体领域中的务实行动，都反映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由于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增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随之迅速提升。

第五，改革开放的实践行动与全球化的观念更新同步发展。改革开放包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对内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对外开放是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交往，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观念的影响渗透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31]中国“入世”就是将改革开放成果展示于世界经济的尝试，也是深刻接受“经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有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论断，亦是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高度相互依存的认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乐于与世界分享经济建设的成果。然而，随着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解加深，意识到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不公正性以及全球治理的低效性，因此，致力于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向全球经济治理提供资金、制度等公共产品，还表现在向全球治理提供新理念。2017年9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首次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中国的经济腾飞既得益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也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反过来为全球化观念增添新的内涵。中国对全球化与时俱进的认识，有助于突破反全球化的狭隘观念，将全球治理的目标升华至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建设，这就要求未来中国在这一事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