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肉牛养殖效益影响因素分析

陈 栋，刘鹏凌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和粮食主产区，地形地貌以平原、丘陵和低山为主，丰富的秸秆资源及较大面积的低山草场为肉牛养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安徽省肉牛养殖由来已久，目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传统的农户散养方式正在逐步淡出，规模化经营的新型肉牛养殖主体开始涌现。如何提升肉牛养殖效益，推动安徽省肉牛产业发展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而明确肉牛养殖效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国内外部分学者针对我国畜牧业养殖的经济效益开展了相关研究。Longworth［1］通过对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不同模式下肉牛的养殖成本收益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提出了规模养殖收益和风险共存的理念。王凤兰等［2］采用因素分析法提出了农畜产品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在生猪养殖方面，规模养殖户在综合成本控制上具有优势［3］，生猪养殖数量、出售价格、仔畜费、精饲料费是影响生猪养殖效益的主要因素［4-5］。在肉羊养殖方面，饲草料成本、人工成本、医药防疫成本、固定资产折旧成本等因素对肉羊养殖的成本效益率具有重要影响［6］。在肉牛养殖方面，肉牛体重、出售单价、购牛成本及精饲料费用因素是影响农户肉牛养殖效益的最主要因素［7］。

已有研究多是从养殖成本总体统计的角度来分析其生产效益，而本文从成本内部因素角度研究其对生产效益的影响，以期为肉牛养殖主体加强肉牛生产能力提供对策建议。

1 安徽省肉牛养殖及牛肉产量情况

安徽省位于我国肉牛养殖的中原产区，该产区具有发展肉牛生产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进入21世纪以来，安徽省肉牛存栏和出栏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且存栏量下降幅度更大，到2007年之后才略有上升，然后开始趋于平稳。2015年安徽省肉牛年末存栏量为129.8万头，比2014年减少1.5%；出栏量为124.9万头，比2014减少7.6%。同时，安徽省牛肉产量总体上也呈现下降趋势，2001—2006年，牛肉总产量变动幅度较小，受2007年存栏、出栏量大幅减少的影响，全省牛肉产量同比也下降较多，但此后牛肉产量开始缓慢增加并逐渐趋于平稳，其中2015年安徽省牛肉产量为17.9万t，比2014年减少了0.26万t，降幅1.46%，安徽省牛肉产量占全国牛肉产量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9.73%下降到2015年的3.6%。

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皖北地区的阜阳、蚌埠肉牛养殖优势明显；宿州、亳州等产区肉牛养殖的出栏量逐年增大，单产水平也稳步提升，是全省牛肉产量的重要增长点；皖南及皖西地区的滁州、六安等产区受地理环境影响，虽然每年牛肉产量呈增长趋势，但波动较大，在安徽省肉牛总产量中占比较低。2015年，阜阳市、蚌埠市和宿州市的肉牛存栏量、出栏量、牛肉产量都位居全省前三位，其中阜阳市牛存栏量、出栏量、牛肉产量占全省近1/4。

表1 2015年安徽省各地市肉牛养殖情况

2 安徽省肉牛养殖效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每百头肉牛的纯效益为被解释变量，出栏量、每单位物质与服务费用、平均每头出售价格、肉产量4个变量为解释变量。考虑到采用样本数据的可得性选用《安徽省农产品成本效益资料汇编》中1995—2015年肉牛生产投入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用每百头肉牛的纯效益作为肉牛养殖效益的代表因素，出栏量、每单位物质与服务费用、平均每头出售价格、肉产量作为影响肉牛养殖效益的因素。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因素的干扰，将平均每头牛出售价格用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而每单位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主要包括了仔畜费及饲料费，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近似转化成实物量指标。将每百头肉牛的纯效益作为因变量，记为RNP，将出栏量、每单位物质与服务费用、平均每头出售价格、肉产量作为自变量，分别记为ABS、RMSC、RHP、OPM。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使各变量之间拟合效果更好，对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为模型计算提供方便。

2.2 实证分析

2.2.1 单位根检验 由于经济环境中的数据大部分是不平稳的，如果直接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研究运用Eviews 6.0软件，采用ADF法对1995—2015年安徽省肉牛生产的每百头肉牛纯效益、出栏量、每单位物质与服务费用、平均每头出售价格、肉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原始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各个序列在原序列水平下是不平稳的，而序列在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在此，记原序列为I（0）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为I（1）序列。

表2 各变量ADF检验结果

2.2.2 相关性分析 由于本研究的数据均为数值数据，为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还要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若被解释与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则模型研究有意义，若自变量之间相关性过高，则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较强，模型回归结果不可靠。

为研究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对两两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并检验相关性的显著性。因此，可以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进行测量，皮尔逊相关系数公式如下：

运用Eviews 6.0软件考察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0.01的显著水平下发现：由于LNOPM与其余变量的相关系数均较高，最高可达0.987，因此，删除LNOPM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2.2.3 协整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说明这组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平稳。本研究选取Johansen协整检验法，从表3可以看出，LR、FPE、AIC、SC和HQ等5个评价指标全部认为协整检验的滞后阶数为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减1，即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应为4阶。因此，可以确定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应为3阶。

由各变量ADF检验结果（表2）可得到Johansen协整检验的轨迹统计量检验结果（表4）。由表4可知，在1995—2015年样本期间内，LNRNP、LNABS、LNRMSC及LNRHP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以及存在一个协整的原假设，即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2个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由表5得到LNRNP为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化协整方程如下：

表3 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表4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表5 长期回归结果

LnABS、LnRMSC及LnRHP对LnRNP的影响系数分别为5.29、-3.04和3.13，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应的调整R2为0.987，模型解释了整体的98%，F值为232.365，对应P值为0.000，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整个模型是显著的。

最后对模型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残差项是否平稳，得到结果ADF统计量-3.892、1%临界值-2.528、5%临界值-1.978、10%临界值-1.502、P值0.001，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得，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再次检验得出变量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且上述协整关系方程成立。

根据上述结果，本研究对LnRNP、LnABS、LnRMSC等3个变量的协整方程作如下解释：

（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肉牛的出栏量对养殖纯效益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肉牛出栏量上升1个百分点时，会使肉牛养殖纯效益上升5.29个百分点，出栏量的增加对于促进肉牛养殖主体增收的弹性系数超过5。当前安徽省的肉牛养殖正趋于规模化，肉牛养殖规模扩大促进肉牛出栏量增加，进而提升肉牛养殖效益。

（2）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肉牛养殖每单位物质与服务费用对养殖纯效益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每单位物质与服务费用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肉牛养殖纯效益下降3.04个百分点，物质与服务费用上涨抑制肉牛养主体增收的杠杆效应为3.04倍。仔畜、饲料价格和人工成本的上涨，增加了肉牛养殖的总成本，进而抑制肉牛养殖的效益提高。

（3）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每头牛出售价格对养殖纯效益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平均每头牛出售价格上升1个百分点时，肉牛养殖纯效益上升3.13个百分点，平均每头牛出售价格的增加对于促进肉牛养殖主体增收的弹性系数超过3。肉牛产业链下游牛肉销售价格的上涨能够促进肉牛出栏价格的上涨，进而提升肉牛养殖效益。

3 对策建议

3.1 推进肉牛养殖的适度规模经营

在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上，应适度对肉牛养殖用地给予倾斜，鼓励建设规模养殖场，实施肉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通过规模化来实现出栏量的增长，以此来提高肉牛养殖效益。政府还应通过奖补等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新型肉牛养殖主体，增加肉牛养殖主体养牛的积极性，推动肉牛养殖的适度规模经营。

3.2 推进组织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

政府应支持肉牛养殖协会以及合作社发展，以培育和壮大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推广农牧结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和节本增效养殖技术模式，通过规模化来降低养殖成本。目前，安徽省肉牛养殖的规模化水平虽然相比以往稍有提高，但是对比其他省份而言，规模化水平还是较低，一方面通过规范化的专业合作组织可以提高养殖规模，另一方面专业合作组织还可以通过统一的购进饲料、仔畜等物资来降低养殖成本，做到以合作社的优势来加强肉牛生产的科学管理，从而控制生产成本。

3.3 完善肉牛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规模化的肉牛经营主体加快完善肉牛产业链，大力发展牛肉产品的精深加工、保鲜储运，加快培育新业态、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通过下游产业链价值推动肉牛养殖效益的提升。

［1］ Longworth J W. Food quality saf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eef cattle industry in China［Z］.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3，2000：95-109.

［2］ 王凤兰，徐丽丽. 主要农畜产品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内蒙古包头市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2014（8）：2481.

［3］ 刘清泉，周发明. 我国生猪养殖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畜牧杂志，2012（22）：47-54.

［4］ 尹春洋，王桂霞. 吉林省生猪规模生产效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畜牧杂志，2014（6）：31-35.

［5］ 刘晓峰，孟军. 黑龙江省生猪养殖规模经济效益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14（35）：19-21.

［6］ 刘雨佳，盖志毅. 浅析内蒙古肉羊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9-91.

［7］ 田露，王艳华，张越杰. 农户肉牛养殖经济效益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吉林省126个肉牛养殖户的调查［J］. 中国畜牧杂志，2011（24）：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