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使者巡行制度及其对民间歌谣的采集

李春阳

摘要：使者巡行制度作为统治者了解和监督地方行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汉魏六朝时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与执行，发挥着监督吏治、人才选拔、观察民风和赈恤灾荒等作用。为了行使其职能，圆满完成巡行任务，巡行使者非常重视对民间歌谣的采集。该期使者巡行对民间歌谣的采集分为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巡行和把采集民间歌谣作为主要任务之一的巡行。这不仅使这一时期的民间歌谣得以有效保存，而且对民间歌谣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汉魏六朝；使者巡行制度；民间歌谣；采集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2-0077-04

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汉魏六朝民间歌谣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视角方法的创新，还是研究内容的拓展，较以往皆有新的突破，为我们进一步展开对汉魏六朝民间歌谣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一些研究不够全面深入之处，如对汉魏六朝使者巡行制度与民间歌谣关系的探讨，从已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来看，多着眼于对汉魏六朝使者巡行制度的历史、政治的审视，对其对民间歌谣的采集等文学价值的分析虽有涉及，但还缺乏系统和具体的透视。而汉魏六朝时期使者巡行制度对民间歌谣的采集而言，又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本文主要立足于汉魏六朝的历史文献，对该期的巡行制度及其对民间歌谣的采集予以探讨。

一、使者巡行制度的職能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与监督，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巡行制度，这些制度在秦汉时期逐步得以确立和完善。这不仅表现为有皇帝巡行制度、刺史巡行制度，而且还有使者巡行制度。使者巡行制度是由统治者派遣自己的亲信，定期和不定期的，或明或暗地对地方郡县进行巡行的制度。使者巡行制度作为统治者了解和监督地方行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汉魏六朝时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与执行。其目的主要在于了解地方风俗、获知地方官员的为政情况，有其独特的职能。

一是监督吏治。监督吏治是汉魏六朝时期使者巡行的重要职能之一。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与汉代刺史巡行职能的对比予以说明。汉代刺史行使权力所针对的主要是地方豪强大姓及地方长官，目的在于控制地方豪强、监督地方官吏，以维护君权及其统治的绝对地位。汉代刺史作为政府行使监察权力的人员，具有“以六条奏事”的权力，对此《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云：

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

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

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

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

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

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

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

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

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

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①

以上六条具体说明了汉代刺史巡行的权力和职能。汉魏六朝时期使者巡行制度的职能与汉代刺史巡行制度的职能相比，有相似之处，即均有对豪右、二千石地方长官的监督与考核；但也有不同，即使者巡行制度还包括对刺史的监督和二千石及以下官吏的贬黜、惩罚。如《后汉书》卷61载周举任巡行使者对地方进行巡行时云：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举

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

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

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

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②

巡行使者不仅可以对二千石、刺史有罪者的罪状亲自上报朝廷，而且还可以对级别低的官员“便辄收举”，直接行使贬黜、惩罚的权力。

到了六朝时期，由于承担监察职责的刺史逐步成为掌握军权的地方大员，不再行使其监察职能。这样本来就具有检察职能的使者巡行制度自然就成为了该期统治者对地方官员监察的主要手段。如晋武帝泰始四年下诏派使臣巡行天下说：“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喻朕心，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教，问人间患苦。”③ 诏令中直接指出使者巡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申喻王帝之心、访求得失损益、观省政教和询问人间患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观省政教”。南朝宋文帝在派遣使者巡行天下时对其职能也有明确的说明：“其宰守称职之良，闺荜一介之善，详悉列奏，勿或有遗。若刑狱不恤，政治乖谬，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④ 就是主要考察官吏的称职与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使者巡行在六朝时期统治者治理吏治方面所起的作用。

二是人才选拔。汉魏六朝时期巡行使者在考核官吏的同时也承担着寻访民间贤能之人的任务。如《汉书》卷8《宣帝纪》云：

（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

士。⑤

《汉书》卷9《元帝纪》载汉元帝初元元年下诏曰：

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宙，战战兢兢。间者地

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方田作时，

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

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

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虖无忧矣。

《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⑥

建昭四年又下诏曰：

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举茂endprint

材特立之士。⑦

这些诏令或举茂材异伦之士，或延登贤俊，或举茂材特立之士，作为使者巡行的一大任务。这一时期的确有许多贤能之人是在使者巡行中被发现的，如《后汉书》之《周举传》云：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举

为侍中，……举于是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⑧

南朝宋时期的郭世道因其“孝道淳备”，在元嘉四年，散骑常侍袁愉巡行天下时，“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闾门，蠲其税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⑨ 所以为执政者物色、选拔贤能人才也是使者巡行的职能之一。

三是观察民风。先秦时期行者巡行就有观览民风的职能，汉魏六朝时期这一职能又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民风包含内容广泛，主要指一个区域内的风俗习惯及其文化特质。《汉书·地理志》说：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

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

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⑩

班固认为风俗是由区域内之自然条件决定的，但也不否定外界环境在移风易俗上的巨大作用。概括说来民风包含百姓对礼法的遵循与否；地方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是否舍本逐末，弃农从商；百姓的生活疾苦等问题。民风的浇薄淳伪，与统治者的教化密切相关。《后汉书》之《张奂传》云：

在家四歲，复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赋，率厉散败，

常为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

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

严加赏罚，风俗遂改，百姓生为立祠。

《后汉书·循吏列传》也说：“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 一个地区民风的好坏可以反映地方官的施政教化水平，因此通过地方风俗的考察也能间接获知一定区域内官员的政绩情况，同时也为朝廷制定相应的教化措施提供指导。所以观察民风成为使者巡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如晋武帝泰始“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 目的就是为了扫除淫祀，净化风俗。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六月，“遣兼散骑常侍乐询等十五人巡行风俗”。南齐高帝建元三年十二月“命散骑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诸州郡，观省风俗”。

四是赈恤灾荒。汉魏六朝时期使者巡行还具有吊民疾苦、抚恤百姓的职能。如《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三年秋九月武帝下诏曰：

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

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

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

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

据《后汉书》载，在灵帝建宁四年、熹平二年、光合二年曾三次因大疫而派遣使者巡行“致医药”；《北史》载，武平四年闰月乙未，曾下诏遣十二使巡行水涝州，免其租调，表现出对百姓疾苦的极大关注。

总之，汉魏六朝时期使者巡行作为统治者了解和检查地方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其职能主要体现在监督吏治、人才选拔、观察民风和赈恤灾荒等四个方面。这几个方面表面看来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实际上是彼此相连融为一体的。

二、使者巡行制度对民间歌谣的采集

从汉魏六朝时期使者巡行制度的职能，可以看出使者巡行的任务，也可明白其巡行的目的。但要有效地行使这些职能，实现巡行的目的，圆满完成巡行的任务，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使者巡行结束之后，必须要向统治者以文字的形式上奏自己的巡行结果，而且要有充分的证据。这些证据中最有效的和有力的就是民间歌谣。这一方面是由民间歌谣的性质决定的。因为民间歌谣作为百姓日常生活内心世界和情感的真实表达与展示，往往包含有丰富的对统治者的执政效果、成败得失、道德才能、官品人品等方面的评判。如《礼记·乐记》云：“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这尽管说的是音乐的政教内涵，但由于先秦时期诗乐舞是一体的，所以与民间歌谣的政治意义是贯通的。再如颜师古在解释民间“谣俗”一词时说：“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 就指出民间歌谣所具有的政教善恶内容。另一方面，是由先秦以来执政者借采集民间歌谣来观览民风民俗、了解自己执政情况的传统决定的。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夏时就有遒人专采风谣：“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周代也有太师采诗、陈诗以观风化的制度。《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6“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中也记载有采诗之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这些说明先秦时期统治者就通过采集歌谣来了解各地风俗及其理政情况已成为一种传统，汉魏六朝时期统治者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

正因如此，汉魏六朝时期统治者对民间歌谣的采集非常重视。他们也深知通过对民间歌谣的采集，不仅可以真实了解地方百姓对自己政治统治的态度和民心所向，而且还能进一步了解存在的问题及问题的根源，以便有效地调整相关政策，所以采集民间歌谣就成为使者巡行的必要任务。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巡行。这种巡行主要是通过对民间歌谣的采集来了解民风民俗，并作为对官吏的考核与黜陟的重要依据。如东汉时期实行的以谣谚举刺史和以谣言奏事的制度，就是专门采集民间歌谣巡行的典型。这一制度主要是充分利用民间谣谚所具有的政治评价功能来举刺史和奏事。《后汉书·百官一》“司徒”注引应劭语曰：“每岁州郡听采长吏臧否，民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顷者举谣言者，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各尔衔枚。”endprint

《后汉书·党锢列传》也云：“复为太尉黄琼所辟。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 同书注引《汉官仪》曰：“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吏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

除东汉时期举谣言之外，汉魏六朝时期还有一些使者巡行也把收集民间歌谣作为巡行的专门任务。如汉和帝就曾派遣使者微服去民间采集歌谣：“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使者采用微服的方式前往民间，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官员采取手段伪饰其治政情况，以便从民间获得更加客观公正、真实可靠的信息。南朝宋后废帝在泰豫元年六月壬辰也曾下诏采集歌谣：“夫兴王经制，实先民隐，方求广教，刑于四维。联以茕眇，夙膺宝历，永言民政，未接听览，眷言乃顾，无忘鉴寐。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观采风谣，问其疾苦。” 宋文帝在元嘉三年五月也曾下诏曰：“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博采舆诵，广纳嘉谋，务尽衔命之旨，俾若朕亲览焉。” 梁天监元年四月，梁武帝“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这些都明确赋予了使者观采风谣、博采舆诵、观政听谣的使命。

二是把采集民间歌谣作为主要任务之一的巡行。这种巡行往往兼有多重任务，对民间歌谣的采集只是其中的任务之一。《后汉书·循吏列传》载，东汉光武帝称帝之后鉴于民生凋敝，励精图治，他曾“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 这次使者巡行的任务是广求民瘼和观纳风谣。北魏时期的源贺也曾担任巡行使者：“又诏为使持节，加侍中、行台，巡行北边六镇，恒、燕、朔三州，赈给贫乏，兼采风谣，考论殿最，事之得失，先决后闻。” 此次巡行北边六镇，源贺的任务主要是赈给贫乏，只是兼采民间歌谣。南朝宋文帝曾下诏：“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称职之良，闺荜一介之善，详悉列奏，勿或有遗。若刑狱不恤，政治乖谬，伤民害教者，具以事闻。其高年、鳏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与郡县优量赈给。博采舆诵，广纳嘉谋，务尽衔命之旨，俾若朕亲览焉。” 南齐郁林王时也曾行此制：“又询访狱市，博听谣俗，伤风损化，各以条闻，主者详为条格。” 此类材料都说明巡行使者采集民间歌谣是其诸多任务中的一种。他们所采风谣民歌主要是以体察政治为目的，以满足统治者借民间歌谣观民风、观政绩的需求。

三、使者巡行制度对民间歌谣采集的意义

汉魏六朝巡行使者对民间歌谣采集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第一，通过对民间歌谣的采集使这一時期的民间歌谣得以有效保存。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正史中所记载的大量的有关官员政绩及行状的民间歌谣，之所以能够被记载保存下来，无疑与当时使者巡行采诗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汉魏六朝的正史中记载的民间歌谣大部分是由巡行使者采集而来的。

对于此类歌谣，史官在收录时往往先叙述某一官员的政绩或者德行，继而以民谣为证，表现百姓对其颂扬或者贬斥，在诗歌题目上往往表现为“百姓为某某作”，史官的记载可能就是对当时巡行使者以风谣上奏皇帝时用语的模仿。《后汉书》中所记载的百姓为廉范所作之歌：“建初中，迁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范每厉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说。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 百姓作歌的原因正是由于廉范对他们所施与的恩惠。而官员的恶行也常常在风谣中有所反映，《华阳国志》卷1：“孝桓帝时，河南李盛仲和为郡守，贪财重赋。国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此种民歌继承了《诗经》所开创的美刺传统，或寄予百姓对循吏善官的施政赞美，或表达对黑暗社会中贪官污吏的贬斥，可以说是古代下层百姓评论政治的特有形式。除此之外，对世风评价、朝政的抨击一类的民间歌谣也应为使者巡行时所采，这些歌谣以其与时政的密切关系、对官吏世风的积极关注成为汉魏六朝民间歌谣的一个重要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涉及评论官员及民风的歌谣并非尽为使者巡行郡县、民间时所采。因为有许多歌谣的发生就在都城，如果这首歌谣传唱广泛的话很可能就会传到上层统治者那里，大臣有目的地加以记录，在巡行使者奏事之时就会用此类谣言作为依据。同时，帝王也会派使者在京城刺听民谣，以为防备。这些方式都可能将与政事兴废存亡有关的民间歌谣收集上来。在正史五行志中载有大量的谶谣，这些谶谣大都发生在京城，很可能就是这样被收集的，当谶谣应验之后就会被史官记载下来得以保存。

第二，对民间歌谣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汉魏六朝时期统治者经常派遣使者巡行地方郡县，深入民间采集歌谣借以观览风俗。如东汉时期实行的举谣言的制度，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间歌谣的创作，有效促进了民间歌谣创作的普及和兴盛。这也成为汉魏六朝时期史书中有关民间歌谣记载很多的原因。不仅如此，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伪造或有意识创作民间歌谣的现象。例如王莽时期，他派出的观风使者就伪造了不少歌颂王莽的民间歌谣。《汉书·王莽传》记载：“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 又如东汉后期桓帝、灵帝之际的党锢之祸起初源于甘陵周福、房植的两家之争， 双方各为谣言相互攻击，这些谣言大多就是双方有意识创作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东汉一代，‘举谣言制虽然只是一项政治措施，但正是由于施行了以‘谣言、‘风谣所反映的是非标准来‘黜、陟官吏的措施，因此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用歌谣谚讴来考评、指陈国事与官吏得失，所以间接引发和推动了东汉民歌的繁兴。” 东汉时期是如此，魏和六朝时期的使者巡行制度对民间歌谣的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隋书》之《文学传序》有云：

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endprint

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

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

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

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

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这段话虽然主要论述的是德教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对我们理解政治教化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统治者的政治教化制度往往对文学的创作起着引导和推动作用。

民间歌谣作为下层百姓内心真实情感与意愿的表达，是了解下层舆情的重要依据。因此，从先秦时期开始历代统治者对民间歌谣就极为重视，而在汉魏六朝时期实行的使者巡行制度，将舆情的了解、监督与民间歌谣的采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巡行使者可以通过民间歌谣了解其所巡郡县的地方官廉洁与否、百姓的生活状况等信息，这可以说是通过民间的视角以补充官方考核方式中存在的缺陷；另一方面，巡行使者又将这些民间歌谣采集起来，呈报朝廷，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依据，民间歌谣通过巡行使者得以进入朝廷，进而被史官作为资料采用。可见，这一制度对民间歌谣的保存、传承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民间歌谣也成为了解古代吏治、民风以及民间歌谣创作的重要史料。

注释：

①⑤⑥⑦⑩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2、258、279、295、1640、182、3211、4076页。

②⑧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29、2029、2139、2472、3560、2204、2204、2717、2457、1103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53、53页。

④⑨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5、2244、112、178、75、75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2、185頁。

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6页。

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87页。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28页。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71页。

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第68页。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29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