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文化互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黄义灵+汪信砚

摘要：所谓文化互通，是指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彼此沟通。文化互通的根本目的是达致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共识，包括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一带一路”的文化互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沟通和了解的桥梁，是真正能够把它们联系和结合起来的纽带，它在历史上曾经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民族融合，在今天更是相关国家实现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提出的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互通对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互通；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2-0129-05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人类面临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连绵不断、恐怖主义产生严重威胁、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等一系列复杂而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倡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互学互鉴为核心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互联互通为主要着力点，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为根本目标，顺应了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开辟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路径。近年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紧紧抓住“互联互通”这一着力点，把“一带一路”的内容具体化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发展。在我们看来，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五通”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仅此又是不够的；“五通”之外，还必须补足重要一“通”，那就是文化互通。

一

所谓文化互通，是指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彼此沟通。文化互通是社会共同体之间正常的或应有的文化交往的样态。从交往各方在交往中的地位看，文化交往有平等與不平等之分。不平等的文化交往，往往表现为交往中的一方向交往对方的单向的文化输出，其实质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对外扩张或文化殖民。近代殖民主义运动中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当代全球化运动中西方文化的普遍化扩张，都属于这种性质的文化交往。与此不同，平等的文化交往，一般表现为交往各方之间在文化上的互动、互学和互识，其内在的动因是交往各方彼此都渴望熟悉、理解和借鉴对方的文化。这种性质的文化交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互通，它不是文化交往任何一方的独角表演，而是文化交往各方的对话和合唱。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文化交往实质上是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交往，其目的是要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价值共识，即在价值观念上形成某种协调、一致的意见。价值共识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一是价值认同，即交往各方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它或者表现为人们赞同和接受了交往对方的价值观念，或者表现为交往各方形成和共享了一些新的价值观念；二是价值认异，即人们虽然并不赞同和接受交往对方的价值观念，因而并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但知悉和理解交往对方所持价值观念由以产生、存在的缘由和根据，从而能够包容、体谅和尊重这些价值观念。在不平等的文化交往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共识往往表现为单向的价值认同，即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对强势文化的价值观念的认同。例如，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化扩张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制或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同西方价值观念的过程。而在平等的文化交往中，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往往既表现为价值认同，如相互借鉴和吸收对方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培育、形成和共享一些全新的价值观念，也表现为价值认异，如对另一种文化中与自己迥然相异、甚至根本对立的价值观念仍然能够表示理解和尊重。通过平等的文化交往达致价值共识，就是文化互通的根本目的。

价值共识之所以会采取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两种不同的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生活条件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差异性。一方面，众所周知，人们总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中，而分属于不同社会共同体的人们又会共处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中。社会共同体之所以是社会共同体，就在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共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如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地域、共同的传统等等。这就是说，致力于文化互通的人们必定总是分享着一些共同的生活条件，因而必定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诉求。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诉求，使得人们在文化互通中实现价值认同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必要。如果人们不能通过文化互通实现价值认同，从而不能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规范下维护他们的共同的生活条件，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诉求都会落空。另一方面，不仅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而且同一社会共同体中不同的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也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说社会生活条件的共同性是人们在文化互通中达致价值认同的客观基础，那么，社会生活条件的差异性则对人们在文化互通中实现价值认异提出了客观要求。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必然会使人们具有不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诉求，从而必然会使人们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通过文化互通实现价值认异，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的不同利益关切和价值诉求才有可能都得到尊重和满足，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差异才不至于演变为价值观念的冲突并由此引发激烈的外部社会冲突。

从历史上看，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互通，有的是自发地进行的，有的则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的结果。特别是当代以来，政府的主导和积极推动在各国文化互通中起着突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其最直接的目标指向就是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互通。要实现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互通，中国必须首先使自身的文化走出去。不过，迄今为止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还只是局限于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即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熟悉和了解中国文化。例如，我们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讲授中国语言文化，把中国的各种文化产品翻译为他国文字，派遣各类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出国访问、交流等等，都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虽然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熟悉和了解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但它还只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第一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更为重要的一步，乃在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形成价值共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成功地走出去的过程，莫不是以价值共识为目标导向的，只不过它们所谋求的价值共识仅表现为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认可和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单向的价值认同，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性质的“文化走出去”带有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和价值观扩张的性质，其根本目的是为西方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鸣锣开道。“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所谋求的价值共识，当然不可能是这种单向的价值认同，尽管它必然会包含有价值认同方面的内容，如与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互鉴互学，但它同时也表现为价值认异，如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宽容和体谅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以便使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人的全球性活动和中国人的行事方式得到人们的理解、尊重和支持。只有实现了这一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才能真正促进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互通。endprint

二

“一带一路”的文化互通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平等的文化交往，是实现其相互沟通和了解的桥梁，是真正能够把它们联系和结合起来的纽带，它在历史上曾经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民族融合，在今天更是相关国家实现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基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互通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中国与其沿线国家的文化互通之路。古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源于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形成于秦汉时期，其发展至极盛的标志是明朝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它们一起构成了一条贯通亚欧大陆、联接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东非、欧洲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贸通道。从秦汉至明清，丝绸、瓷器、铁器、珠宝、香料、毛皮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而这些商品本身都是文化的载体，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它们在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同时也意味着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商品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丝绸之路上精神文化的互通。通过丝绸之路，人们一方面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天文历法、宗教和哲学思想、艺术、生产技术、军事技术、医药技术等带到了沿线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也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宗教、艺术、机械技术、地理知识等传播到了中國边疆和中原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文化回流现象。例如，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桑蚕缫丝技术开始西传，尔后西域、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东罗马等国家和地区先后掌握了养蚕和缫丝技术，它们把从中国传入的丝绸技术与其传统的纺织技术结合起来，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丝绸产品和生产技术，然后又通过各种途径把这些产品和技术传回中国，特别是把各种丝绸品作为贡品进献给中国各代朝廷。明人严从简曾感叹说：“我朝四夷所献，如朝鲜之苎布，哈密之疊毛布，交趾之白绢，皆重服用也。然暹罗海岛异俗，而能谙于织作，丝之贡数品，布之贡十有三品，如此可谓知所重矣。”① 这种文化回流现象，最为鲜明地体现了丝绸之路上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互通”性质。

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以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品贸易为主要载体，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商贸关系，加深了各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了各民族的融合。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贸关系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也正因为如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商贸中心。比如，隋朝时期，隋炀帝曾在张掖举办万国博览会，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各国商贾也在此云集；唐朝时，中国与西域各国文化的交融和发达的商品贸易，使长安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在促进商贸关系发展的同进也密切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西汉开始，中国历代王朝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互通使节，建立了官方友好关系。唐朝的国子监还曾接纳了大批外国留学生，他们在这里学习中国文化典籍，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们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和中国对外友好交往的使者。需要强调的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之所以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它有效地促成了不同文化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既表现为价值认同，也表现为价值认异。例如，中国的丝绸之所以能够穿越遥远的路途传播至东罗马，就是因为中国的丝绸文化的价值观念受到了罗马人的认同，以至罗马人对丝绸的喜爱和追逐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而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经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中国佛教、儒教、道教经丝绸之路传播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则又是价值认异的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互通及其所实现的价值共识，就不可能有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

我们强调文化互通对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不仅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情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互通不仅应该是沿线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发展的前提。

文化互通与政策沟通。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其重点在于加强政府间合作，通过政府间沟通与协调，共同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形成“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新局面。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制度体制、政策法规、文化传统等各方面也很不相同。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流传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有效实现政策沟通，首先必须解决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文化包容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文化互通在各国之间达成价值共识，即实现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或认异。

文化互通与设施联通。“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个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设施、技术属于文化的器物层面，它们同样也内秉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没有相关各方之间的文化互通及其达致的价值共识特别是价值认同，是难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实现设施联通的。例如，如果有的国家也像中国古代那样视各种设施、技术为“奇技淫巧”，要它们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与其实现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文化互通与贸易畅通。“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重点在于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沿线国家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要实现这种贸易畅通，关键在于清除各种“堵点”。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升温，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剧，它们都给国际贸易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乃是一些国家狭隘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诉求起作用的结果。要清除这些“堵点”，也有赖于通过各国之间的文化互通来凝聚价值共识。

文化互通与资金融通。“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关键在于推动金融系统化，合作构建一个系统化的金融体系，包括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情况千差万别，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利益格局极其复杂。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必须整合相关国家的复杂利益，构建汇聚各方现实利益和预期利益的整合机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通过文化互通在相关国家之间达致必要的价值共识，包括反映不同国家共同利益的价值认同和承认、尊重不同国家特殊利益的价值认异。endprint

文化互通与民心相通。“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就是要加强相关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增进其相互理解，消除彼此之间认识上的生疏和情感上的隔膜，在他们之间建立起长久的友谊，使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要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关键是要在不同文化的交往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求同存异，亦即仍然在于通过文化互通尋求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共识。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也就是其沿线国家作为一个合作共赢的共同体的建设，只有注重和加强各国之间的文化互通，才有可能实现它们之间其他各方面的“互联互通”。

三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借用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其目前的主要建设方向是中欧、中蒙俄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但“一带一路”在地域上可以拓展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普惠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中国提出的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互通对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向海外的扩张、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变为世界历史。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战后联合国的成立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变，标志着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完成和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出现。当代以来，人类全球性社会向着更加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最为有效的方式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协作，由此促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互影响、紧密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必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一方面，当代全球性社会也是一个风险共担的社会。当代全球性社会面临着一系严峻的共同问题和挑战，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能源短缺、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粮食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疾病流行、毒品走私、恐怖活动、金融风险、核威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等，它们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正是基于这些事实，我们说当代人类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加强各国的和平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建设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指出，要建设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他说：“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② 所有这些，都是强调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应该开展平等的文化交往即文化互通。

在当代全球性社会中，推动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互通，首先要努力促成人们对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反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全球价值观的认同。以往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扩张，是通过把西方价值观念所反映的西方价值打扮成“普世价值”来实现的。近年来，中国政府揭露和批判了一些西方学者及其追随者们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虚妄性，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共同价值”的概念。习近平明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③这里所说的“共同价值”与西方学者所说的“普世价值”是有本质区别的。“普世价值”概念是用特殊价值即西方价值冒充普遍价值，如把西式民主和自由说成是唯一可能的民主和自由，说成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民主和自由的范式。实际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也没有任何一种特殊价值能够成为这种“普世价值”。与此不同，“共同价值”概念则是对各种特殊价值的共同点的抽象，是对人类共同利益及其实现条件的凝练和概括。如果说历史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所反映的只能是自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价值，那么，要反映当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则必须构建一种全新的全球价值观。目前，这种全球价值观正在形成之中。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以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基本内容的全球价值观。中国政府所倡导的这种全球价值观，深刻地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正在逐步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同。加强当代全球性社会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互通，促成人们对这种全球价值观的自觉认同，对于维护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在当代全球性社会中，推动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互通，也要注意努力促成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价值认异。习近平指出：“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④各个国家要做到理性地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首先就必须包容、体谅和尊重其他文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即实现对其他文化的价值认异。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所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乃是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诉求。即使是在当代全球性社会中，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形成，也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诉求之间的差异的消失，从而也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会形成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念。我们倡导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之间的价值认异，实质上是倡导各个国家相互承认、尊重对方的利益和需要，倡导各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⑤

注释：

①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6页。

②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④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⑤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