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乡土中国写作的叙述策略一种

李广旭

摘 要：梁鸿的两部非虚构乡土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塑造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乡土中国图景，引发业界书写“乡愁”的热潮。《梁庄》的叙述策略注重形式结合，重新使乡土中国富有了张力，更具现实意义。梁鸿采取了乡土叙述、学者叙述以及乡愁叙述三种不同的方式，不仅赋予作品形式上的意味，引发了关于文体的思考，更为乡土中国的再理解与再叙述提供了借鉴与反思。

关键词：《梁庄》 鄉土叙述 学者叙述 乡愁叙述 乡土中国

一、前言

“站在梁庄的大地上，并非就意味着我们看见了梁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最有资格叙说梁庄。一个文本只是叙述之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梁庄。”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再版说明》里写下了上述一段文字。她通过《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两本书，勾勒了一个非虚构的“梁庄”世界，叙述乡土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叙述中国，理解了乡土也就理解了中国。这是梁鸿的梁庄，同时也是中国的梁庄。她采取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来尝试文学创作，因为自己学者和农民女儿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叙述上呈现出了一种“复调下的精神寻绎与终结”，笔触间颇具张力，让人们开始去关注梁庄，开始去重新思考现实的中国乡村问题。每个时代的乡土中国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当前的乡土中国到底是怎样的？需要如何来叙述乡土中国？如何理解一个更完整的乡土中国？

不论是《中国在梁庄》，还是《出梁庄记》，文本间交错着三种风格截然不同但又彼此交融的叙述方式。第一种叙述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同时也是贯穿全文的主体部分——以农民或农民工的身份叙述，这是来自乡村自己的声音，也是一般关于乡村的文学作品所稀缺的。第二种，以学者的身份对乡村进行观察和思考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冷静客观地剖析了第一种叙述所展现的现实风貌，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深刻的洞见。第三种叙述更像是前两种叙述的润滑剂，使彼此的结合不显得过于生硬，具有淡淡忧愁味道的“少女回乡抒情”的叙述，在起承转合间流露着一颗“少女柔软的心”，让人动容。

三种叙述相交互的写作模式是梁鸿不断追问乡土中国所刻意采取的叙述策略，在写作过程中，梁鸿几经易稿，从最初的“日记体”到最终的“观察、描述、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谋求更好的叙述模式来观照现实。三种方式经过精心安排后，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梁庄叙述空间，可以把两部《梁庄》看作是乡村生存现状的文本、学术研究的文本及乡愁抒情的文本，将不同阅读趣味的读者囊括了进来，使之能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乡土中国，满足多元的阅读旨趣，并由此揭开乡土中国“田园牧歌”这一想象背后的真实。三种叙述彼此交错，将一部非虚构的“苦难史”“漂泊史”和“心灵史”完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二、乡土叙述：进行时的苦难

对于一个村落来说，其人员构成主要来自村里人、家乡人和外来人，分别对应如父亲、小柱和昆生。其中常驻村落的村里人与由村落出去的家乡人是村落存在的基础，他们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的“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最能够代表乡土中国，也是最合适的乡土中国的发声者。如果以其当前所从事的职业与生活地域进行相对笼统的划分的话，村里人更多是农民，而家乡人则更多是农民工。受文化水平和表达能力的局限，加上缺乏相应的场所与机会，虽然对乡村有更真切的感受，但他们却很难将现实的乡土中国系统地表述出来，这一始终处于话语权边缘的群体正在并可能仍将长期处在失语的状态中，是这个时代庞大的“失语症患者群”，因为失语，所以遮蔽了乡土中国原有的风貌。梁鸿所采用的第一种叙述努力让“乡村说出自己的声音”，这些虽然都经过了一定的后期处理，但不失为一种力求乡土声音原汁原味的尝试。《中国在梁庄》的笔墨着重于农民，《出梁庄记》则将重心放在了农民工，这种叙述不是在单纯地讲述某种“史诗”，而是在描绘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被“遗忘”的真实。

（一）语言风格

乡村自己的叙述在语言上没有太多华美的辞藻，更多的是平实与淳朴，主要由被采访者口述，采访者记录并整理。虽然这些出自被采访者的声音经过了采访者的过滤与筛选，但整体上保持了本色。

乡土叙述采取了被采访者第一人称表达的方式，并在刊印时选取了不同的字体型号来与梁鸿“纯粹”的文字加以区分，构成文本中的文本。作者在叙述时会“刻意”告诉读者这是不同的叙述，如原文中“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你说想听我说顺口溜，妹子可是笑话我了”“你说小海啊，那家伙是个滑头”等等，这些语句在无形中建构了一个采访的语境，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被无意识地带入了这一语境里，扮演起听众的角色。因为是被采访者第一人称的发声方式，使得叙述在整体上显得更为真实，借被采访者之口来强调“非虚构”，甚至直接告诉听众“这可是真事儿”。叙述里有着很多账目上的计算，数额不大，不能说拜金，但它们体现了农民与农民工生活的不易，即小农经济下斤斤计较的小成本生活。叙述中还包含大量的粗话糙话，符合农村人的性格特征与文化水准，在叙述中不仅没有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反而拉近了读者与农民阶层的距离，具有贴切感与亲近感。

大部分的叙述都是平实地描述个人经历，但平实并不等同于完全的客观，在很多叙述中都难免夹杂着个人主观性情愫，每一种叙述的背后都饱含着叙述人不同的心理状态。“别以为我们就没追求，也总想着为社会做点啥事”，彰显了万敏想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二哥在叙述打架时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底层英雄”，王武在讲小海神话的时候用一连串尖酸刻薄的反问体现了自己内心的嫉妒。这些主观性的话语让农民或农民工的形象显得更加真实可感，也使叙述更有张力。

来自乡土自身的叙述保持了鲜明的地方性特色，具有方言性质的词句让叙述保持了文字可视的地域特征，如“不表”“月把天”“生红砖”“轻省话”“猴头子日脑”等。在叙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方言词汇为梁庄的构建添砖加瓦，像是在叙述中大量出现的“不美”，在不同语境下意思也不尽相同，“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是不痛快不开心，而在“俺俩不美花了两百多块钱”中就是生病的意思，文化上对乡土的回归，颇具梁庄的味道。endprint

（二）家长里短

依照费孝通的说法，乡土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种“熟人社会”既不是偏政治层面的“半熟人社会”，也不同于城市中那种“陌生人”组成的类似于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形式上更加亲密，彼此间也在所难免会讨论下家长里短，这种乡间较为常见的情形被叙述了出来。在教堂里服务的大嫂谈论明太爷一家的是非，堂嫂关于春梅带有八卦性质的描述，以及人们对于处于乡村边缘的昆生的蔑视等，在这一类的叙述中，都是主角被他者讲述其私密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乡间谈资。在城镇化以前，中国乡村人口是相对固定的，流动性不强，加上来自现代城市的资讯很难迅速进入农村，使得农村人的话题无外乎农活、政治与八卦，这些家长里短在某种意义上维系着村落内部的平衡，为村里人的交流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素材，是乡土叙述的重要组成。即便是城镇化的今天，留守农村与外出务工的人依然会通过家长里短拉近和稳固彼此的亲密关系。乡土中国因为彼此没有“秘密”而显得“透彻”。

（三）冲突对抗

在现代性的暴力下，乡土中国还能做出怎样的回应与坚守？现代性犹如伊甸园的毒蛇，诱惑着乡土中国“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吃掉“智慧果”之后却发现，迷人的现代性正在“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性大张旗鼓地吸引着农村人“走出去”，又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农村原有的传统体系，一直以来都处于人数优势的农村也从2011年开始低于城市人口。一言以蔽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城市与农村本身就存在于一个大的共同体之中，不能完全离开农村讲城市，也无法完全抛弃城市谈农村。农村与城市的冲突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化问题的焦点。在叙述中，有些冲突是具体化的，湍水河段旁的大量挖沙厂严重破坏了河床，并造成每年都会有人因不幸卷入漩涡而淹死，人们明知道事故的缘由，却没能追究挖沙厂的责任，只是没太多实际意义地去“威吓”孩子禁止到河里洗澡，“这有啥办法，你找谁，谁会负责”？反映了人们的真实想法，透露出了农村人对抗现实的无力感。小柱之死是梁鸿叙述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人们明明知道小柱死于氰化物中毒，但韩国老板的一句威胁便使光亮叔等人不敢继续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法律意识的淡漠使农村人在处理问题上畏首畏尾，是什么导致了农村人在此类问题上的“怯懦”？自己生存境遇的需要、法律知识的缺乏、离开乡土后的“失根”，这些都可能致使农村人在面对外界强力时退缩，“不知道法律的人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另一方面，光亮叔等人在厂子里的小偷小摸行为不被自己定性为“偷”，而视作“反抗”，恰恰印证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為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有些冲突则较为宏观与抽象。如在关于信主的章节里，教徒们对信教理由的叙述没有明确的答复，“我是平安信，没有理由，没有条件”，因为人们不愿说或也根本说不清确切的原因，“理由”和“条件”可能跟农民精神生活的匮乏有关，当信仰以一种救世主的状态出现并进入的时候，难免会造成精神上的依附与麻痹。信主与生产两个原本并不矛盾的事情产生了隔阂，引发了明太爷与灵兰的冲突，务实主义与精神追求孰是孰非，在彼此的叙述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可能，也永远不能在乡土中国得以彻底解决。梁鸿童年时的闺蜜菊秀，憧憬着“不切实际”的“理想”生活，渴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日子，由于自身缺少与理想相匹配的能力，其在现实中屡屡碰壁，那些浪漫的理想反而成了菊秀不忍碰触的创伤。

有些冲突的叙述是“无声”的，民中自始至终也没有跟梁鸿搭上多少话，并且在刻意逃避，他活在羞耻之中，并最终成了“羞耻”本身，他虽然没有言语上的叙述，但行为却在叙述着自己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困顿，他不想过父辈那样的生活，面对生活理想的困境时，却又无能为力。同样无声的还包括文艺青年毅志的几则打工日记，他有着可观的文笔，用文字驾驭着自己的青春，宣泄着“心灵的呼唤”，展现了一个农村文学青年对抗“非人”生活的叙述。大量的打工者进入城市，但他们却被剥离得只剩下了劳动力这一单调的功能，不能为文化交流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且反过来影响了农村原有的传统。

现代性的入侵使乡土社会不再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了，突如其来的“流动性”（不仅包括人员，也包括思想意识）正在从内部瓦解着乡土中国的生存模式与传统。关于乡土的叙述杂糅着农民与农民工发自肺腑的声音，它们是乡土中国的现状：田园牧歌的幻象被彻底打破，残破的现实农村让“乡下人”难以留守，而走出农村，却也无力成为“街上人”。乡土的叙述剥离了外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加在其上的外衣，将一个本色的创伤性乡土中国赤裸裸地搁置在了那里。

三、学者叙述：现在时的思辨

乡土中国的叙述更多是以一种“文本中的文本”出现的，而其外围的文本有相当的篇幅是以学者的角度叙述的。倘若《梁庄》只有第一种叙述，那么深度将大打折扣。虽然梁鸿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来看待梁庄，但在每一乡土叙述之后，还是会用一个学者的视角来重新叙述“乡土叙述”。梁鸿采用了“在文学界还是很少见”的“田野调查的态度和工作方法”进行创作，有意借社会学研究的方式来深掘以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的乡土中国的问题，并为每一个问题进行相应的回应。

（一）观察者

乡土叙述之前的叙述文字，有很多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进行叙述的，特别是介绍乡村叙述的出场人物时。《梁庄》中出现的第一个访问人物是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在开篇为父亲贴上“活字典”“破坏者”“官样儿”“刺儿头”“事烦儿”等标签后，她描述了父亲的容貌，“梁光正，七十岁，瘦骨嶙峋，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浑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似乎能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迫近。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从这一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的乐观与豁达”。相较于乡土叙述的朴实无华，这一段叙述多少带有文学色彩，这是一个文人眼中的乡土父亲——在与自然抗争中仍富有原始生命力的农民形象，寥寥几句外貌描写烘托了一种悲壮的气氛。作为访问的第一人，这一叙述奠定了全文的写作基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