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身份的迷茫及重构

高洁

摘 要：托尼·莫里森作为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一直将写作看成探讨黑人出路的重要途径。她在2012年作品《家》中将关注的重点投向现代黑人身份危机并借作品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独特见解。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 黑人身份 《家》

在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中，托尼·莫里森以其独特的风格、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想象力成为最耀眼的一位，并在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她的成功标志着美国黑人文学在拉尔夫·埃里森之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本文主要解读的作品是托尼·莫里森在2012年出版的作品《家》，该书一出版便获得广泛关注，并于出版当年荣获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年度图书。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战场归来的男人努力找回他的根和他男性的勇气担当的故事”。本文探讨的是《家》中以弗兰克·莫尼为代表的现代黑人青年身份的迷茫及其重构之路。

一

托尼·莫里森在《家》中将视角投向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黑人族群虽已历经废奴运动，其身份、地位已经逐步获得认可，但此时的社会依旧不是平等平权的乐园，黑人群体在20世纪之后仍面对“白化”、身份迷茫、信仰危机等多种问题，黑人内部及美国社会的黑人问题尚未消除。尤其外在与内在双重压制下，黑人对自我身份的迷茫感在不断上升。而在《家》这部小说中，托尼·莫里森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以弗兰克为代表的现代黑人的身份迷茫上。

小说开头弗兰克就详细描述了儿时与茜的一段冒险经历，他详细地回忆了记忆中的那匹“美丽而又残酷”的马，他在这段自白中对马群的形态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并多次强调马群让他记忆犹新的原因是“它像人一样站立”。而在小说结尾，弗兰克又在因战争死去的小男孩的墓碑上写了一句极其相似的话：“这里站着一个人。”作者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人”这个词，纵观小说中弗兰克的人生经历，从美国到越南，從洛特斯战场到家乡，真正令他迷惑不解、心驰神往的就是如何确立身份，消除对于“人”这一概念的迷茫感，对“人”这一概念的追寻贯穿了弗兰克的少年及青年时期。小说中这种身份迷茫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主流文化边缘化

作品的叙述时间为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虽然这一时期黑人已取得民族独立及解放，但这种解放仅限于肉体及地域。黑人社区、黑人文化仍未被主流文化接纳，黑人社区仍然是主流文化下的阴影地带。《家》中用大量篇幅描绘了黑人对身份的感知如何在主流文化阴影下逐渐被边缘化、被消解，主要包括弗兰克经历战争前和经历战争后两个时期。

经历战争前，弗兰克一如其他黑人少年一样处于社会边缘地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生活在弗兰克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弗兰克心中，救世主面前领圣餐的噩梦经历更甚于朝鲜战场和医院的经历。在朝鲜、在医院、在餐桌边、从某些垃圾桶里吃过难以下咽的东西都不能和食物储藏室里的剩饭相比。他认为家乡特罗斯是佐治亚最糟糕的地方，比任何战场都糟糕，因为那个地方“任何有头脑的孩子都会变得浑浑噩噩。不时去并非情人的女人那里找点乐子，精心策划或是灵机一动搞点恶作剧”。在那段时间他常问自己这样玩弹珠、钓鱼、打棒球、猎兔的生活是否是每天想得到的，然而黑人群体碌碌无为、平庸不堪的生活并不能得到弗兰克的认同，反而让他厌恶，这并非他眼中勇敢、顽强、“人一样站立”的生活。于是弗兰克选择参军逃离他厌恶的黑人社区，但这一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本就由主流文化所建构。这种做法源自于弗兰克试图摆脱幼年身份、经历的渴望，被主流文化认同的渴望，但即使战争归来，这些渴望从未实现过。

作为黑人老兵，弗兰克没有战争抚恤金，也没有住房，只能终日饮酒郁郁寡欢；从战场退役后，他四处租房，却被房东告知不能租给黑人。虽然弗兰克参加了战争，但是这场朝鲜战争对于美国而言本就是一次不愉快的经验。它让美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未能战胜相对而言弱小许多的国家。这场战争没能实现美国重塑世界权威的愿望，也让参加战争的军人彻底在民众面前颜面扫地。比如一位年轻警官对弗兰克随口所说的一句“快滚吧”，以及参与其他战争的老兵的冷漠态度，其实都代表着主流文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原本奋勇厮杀的战士自然地成为令人唾弃的对象。只能通过死亡的数量给战役排名，似乎死亡的数量越多，就意味着战士们越英勇，而不是指挥官越愚蠢。”这种对战士的不屑一顾与不公平的对待，背后包含着主流文化建构起来的对黑人命运的操控及边缘化。现代美国对现代黑人的殖民统治并非仅限于肉体上、地域上等外在的隔绝，更是精神上、心理上的封闭，这种封闭隔绝的生活会导致黑人的身份认同消失在主流文化的阴影下。无论是否参与战争，弗兰克都无法获得主流文化对身份的认可。

（二）战争对精神及世界观的毁灭性打击

起初，战场对弗兰克有吸引力，是因为战场至少有令人激动的事，有赢的机会，死亡是实实在在的，同时活得也是真真切切的。与平庸的生活相比，战场厮杀的快感更令弗兰克渴望，战场给了他生活的目标，同时也给予他一种身份的肯定，让他作为战士存在，“像人一样站立”，而非浑浑噩噩终此一生。但真正经历战争后，弗兰克并未获得为国争光归来的荣耀感，而是摧毁的世界观和崩溃的精神世界。

托尼·莫里森将战争经历对弗兰克身份的摧毁进行了重点描写。失去朋友的痛苦和压抑的精神不断困扰着他，即使从战场归来，弗兰克随时有可能陷入战场惨痛经历的臆想中。他几乎不能将目光、思想停留在某个东西上，无意间看到某一个事物、听到某句话都会令他回想起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这种回忆常常毫无预兆地让弗兰克陷入思想的昏迷中，不断地头疼。为了不再进入半昏迷的状态，弗兰克将注意力放在一件毫无情感色彩的东西，即某种抹去任何随机生命迹象的东西上。比起火这种比较活跃的东西，弗兰克更愿意将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冰、一根冰柱、一片结冰的池塘，或是一片冻住的土地上。但冻结的山丘又包含太多的情感，虽然他需要的是寻找一个无法勾起任何甜蜜或是羞耻感和回忆的东西，但寻找这种东西的过程就是一种煎熬。每个选择都会让他回想起满载痛苦的事情，想想一张白纸也会让他记起某封让他喉咙一紧的信。虽然弗兰克也曾试图融入周围人的生活，但这只能让他短暂地忘记战场的经历，而不能完全走出。和莉莉同居的日子里，弗兰克曾感受过短暂的宁静，几乎很少陷入回忆过去的昏迷中。但这种平静并没能长久，遇到人多的地方弗兰克还是会没有任何预兆地逃跑，看一部电影也会让他神经紧张。endprint

（三）自幼迷茫的自我身份认同

弗兰克作为20世纪美国现代黑人，其身份的迷茫不仅来自于外在因素如主流文化、战争对身份的消解，而且来自于内在认同感的丧失。在塑造弗兰克这个形象的时候，作者在开头并没有提及其姓名，一直用“他”这个名字进行代称，将其真实身份隐藏起来。在小说进行到第十页的时候，在牧师的两次询问后，弗兰克才迷迷糊糊说出全名。虽说实现人生价值愿望的落空是弗兰克选择性遗忘自我身份的直接原因，但更关键的是弗兰克对身份的迷茫、模糊在幼年时就已经开始形成，而这主要源于童年时父母的缺失。作品的叙述中也突出了父母的缺失，前半部分几乎全部是弗兰克关于战争支离破碎的回忆，几乎很少涉及关于家人的叙述。弗兰克的自述中几乎没有关于童年的回憶，唯一提到的亲人就是茜，但他与茜究竟是怎样的亲属关系也并未具体交代。直到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弗兰克才在自白中交代出幼年的家庭情况：“弗兰克只是一个叔叔的名字，我的爸爸叫路德，妈妈叫艾达，最不可理喻的是我们的姓氏——钱。我们谁都没有他。”姓氏的认同背后暗含的是对身份的指认及对家族、种族、文化的认同感，而弗兰克从小便将姓氏看成是“最不可理喻的事物”，可以看出弗兰克自幼没有认同家庭赋予他的身份。

这种身份的迷茫在缺乏父母关爱的生活中逐渐累积起来。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父母虽然勤劳工作疲于奔命但又无法养家糊口，从亚特兰大到得克萨斯州那段居无定所的时间里，父母几乎无暇关照到子女的精神需求及感受，因而他们在弗兰克的童年时期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唯一能让他与妹妹茜感受到温存的是奶奶。同时，日常生活中弗兰克与茜除了遭受到亲戚的虐待外，与父母的关系也并不温存。“父母收工回家时都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所有示爱的方式都像剃须刀一样——锋利、短促而单薄。”弗兰克时常还要忍受父亲诺尔的恶言恶语。童年时父母的爱的缺失让弗兰克很难形成对自身完整的认识，他对身份的认知来自于妹妹茜。因为在父母缺失的时光中他要承担起照顾妹妹茜的责任，妹妹茜学会的第一个字就是他的名字，茜心目中强壮、高大的形象也是他对自己身份最早的认知。这种获得的身份认知是一种不完整的、在摸索中形成的认知，他与茜“就像被遗忘的汉塞尔和格蕾特尔，手拉着手在寂静中寻找方向，努力想象着未来”。

小说中的弗兰克在外在、内在原因驱动下逐渐对身份产生迷茫，这种身份的迷茫也是现实生活中黑人面临的重要问题。托尼·莫里森以此想说明的是，在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蚀和束缚下，现代黑人仍旧无法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同时对于黑人个人身份、民族传统的认同也逐渐模糊。

二

从林肯颁布《解放宣言》废除黑人奴隶制，黑人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到马丁·路德·金通过黑人解放运动将黑人的人权及政治权利进一步扩大，再到20世纪初美国黑人获得基本政治权利及人权，拥有了完整的社区，形成内部的等级，在美国历史上，黑人一步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权利，为整个种族的独立、解放做出贡献。然而，黑人这种努力只能在美国主流文化也就是白人构建的主流话语下存活。黑人如果试图实现种族的独立解放依旧要争得白人世界的认可，甚至融入白人社会中实现“白化”。本篇小说的题目“家”既是现实生活中弗兰克和茜的家庭，也隐含着两人归属的种族身份、家庭身份的认同。

托尼·莫里森在小说中不断思考黑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也在小说中为黑人问题寻求解决途径。正如她自己而言：“写作是一种思考方式。”例如《最蓝的眼睛》中她提出黑人不能无意识地、无止境地陷入白人世界不能自拔，《秀拉》通过秀拉的悲惨经历为黑人世界的妇女权利敲响警钟，《所罗门之歌》则深切关注了白人文化侵蚀黑人文化的现象。有时托尼·莫里森在作品中还试图针对这些现象提出一些方法，在《家》这部小说中，她针对黑人身份的重构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途径。

（一）女性的指引

《家》中虽以弗兰克和茜的经历为主线，但生活在其周围的女性如莉莉及社区中其他女性都对弗兰克重塑身份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女性是弗兰克在战后精神上的避难所，帮助他在极度崩溃的情况下重塑新身份。与莉莉在一起的时间里，她成功地驱散了他的混乱、愤怒和羞耻感。弗兰克甚至想要为莉莉变得更好，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配得上她的人。这段时间也是小说中弗兰克唯一一段精神的平静期，而这也意味着他在接受着新生活、新身份。如果说莉莉几乎是弗兰克战后生活和精神的支柱，那茜就是激起弗兰克强大保护心理及身份认同的重要推动力。战争中的弗兰克经历战友接二连三地死亡，战后的他更不愿意遇见亲人离去。“妹妹不能死”的念头一直回响在弗兰克的脑海中，无论如何妹妹是第一个让弗兰克承担责任的人，妹妹印象深处的那个强大的形象唤起了弗兰克对于这种逝去身份的追寻。与其说弗兰克拼命寻找妹妹纯粹是为了寻找亲人，倒不如说他是在寻找逝去的身份。若妹妹的性命受到威胁，印象中那个强大的弗兰克也就缺少了依托。这种寻找是对战争中弗兰克主动寻找身份认同的承接，只不过托尼·莫里森在这里强调的是，黑人若想真正寻找身份认同要远离主流文化，因而这种追寻在妹妹意外的催化下已经从主流价值转到家庭中。

另外，托尼·莫里森在结尾的安排也显得颇有意味。当弗兰克还在为没有保护好妹妹而不断自责时，茜首先认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由和价值，“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有义务拯救你”。这一次，她对自己说：“我不要弗兰克替我做决定。”托尼·莫里森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也许在弗兰克重塑自我认同的道路上，逐渐找回自我定位的茜能够带领弗兰克重新走上一条找寻自我身份的道路。

（二）黑人群体联合的力量

这是谁的屋子？

你说谁拥有这栋屋子？

它不是我的。

我向往另一栋甜美而明亮的，

看得见彩虹的小船划过湖面，

广阔的田野向我张开双臂。

而那栋多么陌生，

暗影幢幢，endprint

说啊，告诉我，为何我的钥匙

开这把锁？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看着那棵树。

它看起来是那么茁壮，

那么美，

被从中间劈开

却生机勃勃，

茜碰了我的肩，

轻轻地。

弗兰克？

怎么了？

走吧，哥哥。我们回家。

上述兩首诗分别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从开头的诗中描写的孤独、对光明的无助呐喊到茜对弗兰克说“我们回家”，“回家”这个概念贯穿了托尼·莫里森书写的《家》中。然而对于许多童年失去温暖家庭，成年又遭遇人生变故的黑人而言，这种身份的重塑或真正的归家之路并不能通过一己之力完成。托尼·莫里森在小说中试图通过黑人群体、社区之间的联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来实现。

比如对于弗兰克来说，朋友的陪伴成了心灵的避难所，虽然弗兰克在内心深处痛恨洛特斯，可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时，他才能忍受那心胸狭窄的居民，与世隔绝的冷漠，尤其是对未来的漠不关心”。朋友的陪伴让弗兰克暂时忘记了洛特斯的冷漠、碌碌无为，在家乡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同样离开莉莉之后，在寻找茜的路上，弗兰克一度出现精神崩溃，甚至汽车上小睡片刻也无法摆脱梦魇的困扰。但是来到妹妹所在的亚特兰大之后，他的头就不那么疼了，也不再受到梦魇和鬼魂的困扰。弗兰克的身份重构之旅并不能缺少他人的帮助及陪伴。

另外，托尼·莫里森还强调了黑人社区联合的作用，社区的妇女勤劳、坚强，经济危机被富人们叫作大萧条，她们则称之为生活。在她们的家里没有垃圾或者废物之类的东西，因为每一件物品都有用处，她们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也愿意帮助任何需要她们帮助的人。她们所在的社区并非白人社会那么肮脏、不堪、堕落，她们认为，睡觉不是为了做梦，而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积攒力量。她们谈话的同时可以干好多事，熨衣服、削皮、拣菜、缝缝补补、洗衣服、带孩子。正是在这种群体的指引下，弗兰克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重新打消了身份的迷茫感，在社区女人的歌声及孩子的欢笑声中重新享受到“安全和美好的感觉”，与茜重新面对生活。

三

托尼·莫里森本人同小说中的弗兰克·莫尼一样，也在寻找现代黑人的出路。她自创作以来不断利用创作思考不同时期黑人的处境，也在作品中不断思考解决方法。托尼·莫里森在《家》的结尾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种结尾方式延续了托尼·莫里森一贯的风格，她从不致力于以作品激化种族矛盾，也不致力于达到和解，更从未将解决途径限定在某几个方面。相反，托尼·莫里森将真正的出路交给现实，作品是她进行着各种试验的途径，但她借《家》为即将逝去在白人价值体系中的黑人身份认同敲响了警钟，并为解决问题激发着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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