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的建构

2018-01-25 20:36栗子然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1期
关键词:百年孤独影响研究

栗子然

摘 要:王安忆的《小鲍庄》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是富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学,前者明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百年孤独》在虚构族群聚居空间、书写民族传统信仰、引入民俗文化意象三个方面影响了《小鲍庄》,这种影响源于两位作家具有相似的创作语境和文化反思立场。

关键词:《百年孤独》 《小鲍庄》 影响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拉美文学迅速崛起,一大批拉美作家作品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这一文学现象被称为“拉美文学大爆炸”。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正是拉美文学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出版于1967年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孤独》讲述了马孔多小镇上的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由迁移、生存、繁荣至覆灭的兴衰历程,反映了拉美土著文化的日渐衰微。

20世纪80年代,《百年孤独》在中国文坛上引发强烈反响。寻根文学的兴起正是受到了《百年孤独》传入中国的直接影响,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及阿城等本土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百年孤独》的影子。

当代作家王安忆也毫不讳言《百年孤独》对她的影响。她曾多次在文章中表示对《百年孤独》的称赞,更在《小说家的十三堂课》里列单章分析《百年孤独》的叙事结构与主题思想。她于1984年问世的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小鲍庄》,更被视为“得之于《百年孤独》的启迪”①。《小鲍庄》以小鲍庄为背景,勾勒了鲍家人的世态众生图,描述了仁义观这一传统道德价值逐渐走向衰亡的历程。

本文拟从民族文学建构的视域入手,论述《百年孤独》在虚构族群聚居空间、书写民族传统信仰、引入民俗文化意象三个方面对《小鲍庄》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产生的条件。

一、《百年孤独》对《小鲍庄》的影响

(一)虚构族群聚居空间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构筑了一个虚拟的族群聚居空间——马孔多小镇。马孔多小镇由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一代族长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所建立。他为了逃避因近亲结婚而杀人的良心谴责,带领着一干族人离开了原本居住的印第安人村庄,翻山越岭,在一片荒原中开辟了新的家园,慢慢繁衍生存。在马孔多这个虚拟的村镇里,布恩迪亚家族的七代人歷经移民开发、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内战、美国香蕉公司的经济掠夺、军警镇压工人等历史事件,映射了拉丁美洲近百年的兴衰历史。

王安忆借鉴了马尔克斯的这一技法,如她所言,“我还得承认《百年孤独》对我们的影响,就像约好了似的,都以虚拟一个空间展开故事为形式”②。《小鲍庄》里的小鲍庄也是一个作家虚构的族群聚居空间。王安忆同样虚拟了小鲍庄的历史由来,小鲍庄原是由因治水获罪的先人所建,出于赎罪心理,他挑选了地势最低洼的地点安家落户,逐渐繁衍发展为一个几百人口的村庄。

这两个族群聚居空间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同样是封闭落后、与世隔绝,和外部世界迥异的原始村镇,村民们拥有着群体性的文化心理。但是,一旦有外界的介入,打破这种封闭自守的状态后,它们就失去了平衡,脱离了常规。马孔多和小鲍庄是民族文化高度浓缩的象征,分别代表印第安原始文明和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在《百年孤独》里,马孔多一直以来都处于孤独、落后和愚昧的状态;在另一个层面来说,却也是一方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然而,随着外来力量的步步入侵,马孔多代表的印第安原始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丧失了独立自主,不断走向没落。当马孔多的铁路开通后,外国人受香蕉的吸引,如潮水般纷纷涌进马孔多。香蕉公司掀起的“香蕉热”为马孔多带来了现代化,却也为马孔多带来了混乱和屠杀,使马孔多沦为经济上的殖民地,人们更是在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感。

小鲍庄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原始村镇,不与外部世界同步发展。村民们一直固守根深蒂固的“仁义观”,“仁义”是他们最高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他们在为人处世中处处讲求仁义。鲍彦山的妻子即将生产,村民送来了小麦苗;鲍五爷的孙子社会子不幸早夭,他成了老绝户,村民纷纷答应照顾;鲍毅德不忍心与疯了的妻子离婚,也是因为“不能不仁不义”③;捞渣更是仁义精神的典型代表,集聚了一切美德。他尊敬老人,礼让兄长,善待朋友。然而,随着捞渣因救鲍五爷而死,经过媒体的大肆宣传和政府的物资嘉奖,“仁义”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村民们也纷纷从捞渣之死这一仁义之举中获益,“仁义”逐步走向失落乃至崩溃。

(二)书写民族传统信仰

相比现代人善用抽象理性的逻辑思考,先民们更习惯用直觉和想象,形象化地阐释他们对生死、宇宙万物的一系列看法,从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信仰。民族传统信仰是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因素,也是形成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美民族的土著——印第安人普遍信奉万物有灵论,认为死人可以与活人对话,人与鬼的界限可以互相混淆。《百年孤独》里一再出现死人还阳的情节。被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杀死的普鲁邓希奥·阿斯拉尔的鬼魂因害怕孤独,一直追随着前者,甚至与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死后,他的鬼魂也一直在树下游荡。在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马尔克斯笔下的印第安人还相信神秘的占卜、巫术和预言。梅尔加德斯用羊皮卷为布恩迪亚家族“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④的命运做出了预言。奥雷里亚诺上校对事物的发展有预知作用,早在三岁时,他就能预知桌上汤锅的掉落,从军后,他更是凭借自己的预感,多次死里逃生。阿玛兰坦更是因为在临死前见到了死神,开始为自己缝制寿衣。

同样,《小鲍庄》里也描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信仰。王安忆所表现的是汉族人普遍信仰的佛教轮回观,佛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要经历轮回。鲍五爷刚开始不喜欢捞渣,源于他认定他早夭的社会子被捞渣抓了替身。他后来被捞渣的仁义打动,认为捞渣正是社会子的转世,才会与自己如此投缘。鲍毅德的妻子在水灾中离奇失踪后,他一度认为捞渣是出于“仁义”,才化作鬼魂拉走了疯妻这一负累。endprint

马尔克斯与王安忆,凭借书写各自民族的传统信仰,再现了各自民族的原始思维方式,描摹出各自民族最本真的性格心理。

(三)引入民俗文化意象

在印第安人古老的民间风俗中,黄色象征着凶兆、灾难和死亡,这与他们的图腾崇拜有关。印第安人崇拜虎神,视虎神为勇敢的象征和死亡的预兆。黄色正是老虎的颜色。⑤在《百年孤独》里,马尔克斯借用了这一民俗意象,用黄色隐喻悲剧和苦难。小说中神秘的黄色事物总是伴随着布恩迪亚家族的不幸事件出现,如小黄花、黄色火车和黄蝴蝶。梅尔基亚德斯逝世前,水杯里的假牙生出了小黄花;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去世时,马孔多纷纷扬扬地落了一夜黄花雨;乌尔苏拉死后,水泥地的裂缝里长出了小黄花。马尔克斯在三位老人与世长辞时,都安排了小黄花的出现,渲染了神秘的死亡色彩。黄色火车为马孔多带来了蜂拥而至的外国殖民者和惨痛的香蕉工人大屠杀,马孔多也从此走向衰败。蝴蝶在印第安人的文化中被视为不祥之物。⑥梅梅与巴比洛尼亚相恋,巴比洛尼亚的每次出现,都有飞舞的黄蝴蝶环绕其身,当最后一只黄蝴蝶陨落时,二人的爱情也以巴比洛尼亚的瘫痪而悲剧告终。

王安忆在《小鲍庄》里,虽然没有着眼于民俗文化中的颜色寓意,但也采用了古老而传统的民俗文化意象作为贯穿始终的隐喻,用以增强作品的民族特色。货郎鼓又称拨浪鼓,是一种用手摇动的双面皮鼓,诞生于战国时期。货郎常常用肩膀挑着担子,手上拿着货郎鼓走街串巷,招揽顾客。在《小鲍庄》里,它是一种为儒家传统文化所不容的禁忌情感的隐喻。它的每次出现,都与拾来的情感有关。拾来是小冯庄老姑娘大姑的私生子,大姑迫于传统文化的压力,谎称他是捡来的孩子而取名为“拾来”。对此毫不知情的拾来,竟对大姑产生了超乎母子情谊的性冲动。从结局可以看出,当年与大姑私通的人正是一位老货郎鼓。大姑对拾来的情感觉察后,把珍藏的货郎鼓交给了拾来,迫使拾来自力更生。拾来挑着担子来到小鲍庄,与寡妇二婶组建了家庭,大姑的梦中也不再如往昔般响起“叮咚叮咚”的货郎鼓声。结尾处,拾来正是因为听到了货郎鼓声,辨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大姑与拾来之父的私通,拾来对大姑的禁忌情感,都伴随着货郎鼓的出现。货郎鼓可谓是与“仁义观”相对抗的不洁象征。

鲍秉义唱的花鼓戏也是一个重要的民俗文化意象。花鼓戏是一种口头传唱艺术,源自民歌。它贯穿小说全文,象征着浓缩了五千年历史的仁义观。鲍秉义唱古唱出了自己作为孤老头子的孤独与凄凉,道尽了古往今来民间传说故事汇聚而成的仁义史,拓宽了小说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尾声,鲍秉义的唱古一曲终了,也隐喻着仁义观的历史到此结束,仁义自此走向没落。

马尔克斯和王安忆从各自的民俗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将复杂纷纭的民俗意象作为隐喻象征。这些民俗意象一方面呈现出一种鲜明而独特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当这些特定的民俗意象一旦融入民族心理的特定内涵,就能暗示出更深广和普遍的社会意义。⑦

二、影响产生的条件

从作家个人和文本的比较出发,《百年孤独》对《小鲍庄》的影响的产生条件是什么?为什么王安忆会自觉地选取《百年孤独》作为自身创作蓝本?

(一)相似的创作语境

《百年孤独》与《小鲍庄》有着极为相似的创作语境。哥伦比亚所在的拉丁美洲与中国同属第三世界,二者同样经历了深重的政治劫难,也同样拥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

19世纪到20世纪初,拉美相继兴起了克里奥约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社会现实主义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但它们并未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原因主要是受欧洲文学影响过深,缺乏文学独特性。面对拉美文学日渐式微的现状,马尔克斯清醒地意识到应走出欧洲文学的束缚,充分利用拉美本土文化资源来构建富有拉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他在《百年孤独》中正是不断地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资源,以激活民族记忆,强化民族意识,寻求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結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开始迈向现代化进程。面对西方文学思潮的纷纷涌入,中国作家同样感受到了如何处理自身民族文化和西方现代派文学观念的关系的困惑,以及对本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缺乏话语权的忧虑。而拉美文学大爆炸包括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中国作家看到了第三世界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得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启示,民族自信心得以增强。有鉴于此,韩少功在1985年提出了“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⑧的宣言,正式开启了寻根运动的文学思潮。借鉴了《百年孤独》的王安忆,早在《小鲍庄》的创作实践里就践行了这一主张,将民族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小鲍庄》也被视为寻根文学中的佼佼者。

(二)相似的文化反思立场

拉美文化是一种由古印第安文化、非洲黑人文化和西欧移民所带来的基督教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如马尔克斯所言:“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是博采众长而丰富发展起来的。”⑨ 随着欧洲殖民文化的入侵,拉美土著文化——印第安文化降为从属地位。对此深感忧虑的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立足于印第安文化,以虚构族群聚居空间、书写民族传统信仰、引入民俗文化意象等技法建构了富有民族性的拉美文学。

从《百年孤独》可以看出,马尔克斯对待拉美传统文化尤其是印第安文化的态度非常复杂。一方面,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他对本民族的土著文化怀有深沉的眷恋;另一方面,他也尖锐地揭露了拉美传统文化的弊病,呈现具有现实指向的批判。他在诺贝尔奖致辞中曾说,《百年孤独》的主题在于写出拉丁美洲孤立封闭的现实。面对拉丁美洲动荡不安的现实,马尔克斯正是从更广阔的背景——文化出发,以寻求当前政治的答案。

王安忆坦承马尔克斯的民族文化反思立场对《小鲍庄》的创作有莫大影响,如她所言:“读到《百年孤独》你会很吃惊,在政治原因底下其实有着文化的原因,于是就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样的政治发生在我们的国度,发生在我们的民族身上,其中实际包含有地域、气候、生存方式、文明教化种种原因。”⑩ 她从《百年孤独》中获得启发,植根于汉民族的信仰、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文化,对以仁义观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与马尔克斯相似,她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同样暧昧。在她的笔下,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集中浓缩在捞渣的身上,她对捞渣代表的仁义精神充满认同。然而,传统的民族文化也有其落后愚昧的一面。《小鲍庄》里的村民固守封建礼教贞洁观和长幼有序、等级分明的宗族观。大姑因为害怕村民的非议,不敢与自己的私生子相认。拾来与寡妇二婶的相恋被村民们视为丑事。小翠唯有等作为哥哥的建设子成亲后,方能与弟弟文化子成亲。从这一层面来说,村民们的身心不自觉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与压制。一方面,王安忆对积淀于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僵化落后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她又为充满仁爱精神的儒家文化的失落唱出了一曲不舍的挽歌。endprint

从民族文学建构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技法上还是在观念上,《百年孤独》对《小鲍庄》的影响都不可回避。然而,《小鲍庄》并非对《百年孤独》的本土化复制,王安忆在师承马尔克斯的基础上,透视了本民族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建构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学。

{1} 王安憶、陈村:《关于小鲍庄的对话》,《上海文学》1985年第9期,第93页。

② 王安忆:《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134页。

③ 王安忆:《大刘庄》,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37页。

④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范晔译,南海出版公司,第360页。

⑤ 叶继宗:《寻找本民族的群体意识——〈百年孤独〉与〈小鲍庄〉的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第108页。

⑥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页。

⑦ 鲍焕然:《民俗与小说的遇合》,《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4期,第127页。

⑧ 韩少功:《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5页。

⑨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3页。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大刘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2]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范晔译.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1.

[3] 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 王安忆.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

[5]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6] 王安忆,陈村.关于小鲍庄的对话[J].上海文学1985(9).

[7] 韩少功.文学的根[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8] 叶继宗.寻找本民族的群体意识——《百年孤独》与《小鲍庄》的比较[J].外国文学研究,1989(1).

[9] 鲍焕然.民俗与小说的遇合[J].探索与争鸣,2005(4).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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