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剑
众所周知,康德发展了与幸福、信仰、人法、经验理性相区别的先验道德法, 标志着古典道德(道德为幸福、灵魂、上帝等绝对物所支撑)和现代伦理(伦理是纯粹善)的分界点,将善之外的各种指涉,诸如利欲、天堂、精神归宿、实用效果等视为善的病态(pathological,或译病理性)因素。在传统观念中,合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利益)和价值理性(信靠)是人类法律的根本支撑,法律必须合理。但康德指出,真正的善不遵循任何世间狭隘的合理性,不为快乐、金钱、因果、上帝等而行善,而只能为善而善,此即无条件道德法。*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伦理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分裂与统一(制作的知识),反映了自然和伦理、幸福和道德在知识层面的不可同论又相互牵制。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将思辨生活视为高于德性之尘福的天福,康德也将道德法视为令人配得幸福并迈向永福的宇宙秩序。他们在论及道德的超世俗性时,并没有把幸福和道德截然分离。简单地说,只有在一个不善的世界上,才可能有善的知识和信仰。但善的知识和信仰也只能出现在一个相对善并实现其善之潜力的世界上,道德(及爱欲)远比幸福更高贵,更具形而上学内涵,但其自在自为的特性仍关系到幸福。
显然,康德的道德法是不可能的,它绝非现象界或世道人心的实证法,后者包含各种非道德的病态动机,反倒成就法罪辩证相生的尘垢之所。而前者无论存在与否,只能是从宇宙或生命的运动发展中推想出的某种不变的本体化原则,也必然超越而不受制于各类自爱或幸福,因此必然显现在推崇或包裹自爱动机的人间(人心)法权的裂变维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