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他一辈子的秘书

董凡

“我是李部长的‘秦秘书。”接受记者采访时，秦小梅幽默地介绍自己。她解释这个称呼并不是浪得虚名，丈夫李肇星是个典型的“三无人员”——无手机、无电脑、无钱。他以自己不会理财为由，硬把工资全部交给秦小梅管理，需要用钱时，再找妻子要。有人联系不到李肇星，也不着急，因为只要把电话打给秦小梅，就能找到他。

1962年，秦小梅和李肇星都在北京大学念书，两个人是同窗。一次临近期末考试，成绩优异的李肇星主动找到秦小梅说：“我帮你复习吧，争取一次性考过。”秦小梅感激的同时，心想，他肯定是为了讨好我。但很快就打消了顾虑，他还用一个通宵的时间帮几个担心通不过考核的同学补习，最终全班同学都通过了考试。一次，班上有个同学发病，他把同学送到医院检查，同学没钱，他把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生活费拿出来替同学买药。后来，他足足一个月没吃饱过。同窗5年，秦小梅留意李肇星是一个热心、善良和有责任感的人，对他渐渐产生了好感。

秦小梅的父亲是外交官，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她受到良好的外交礼仪和文化艺术的熏陶。条件优越的她有不少追求者，还有很多人给她介绍男朋友，其中不乏青年才俊，也有高干子弟。但是，她认为，两个人过日子，靠的不是一张显赫的家庭名片，生活是靠两个人自己创造的，她欣赏李肇星的人品和才干，于是两个人走近了，恋爱了。

1967年4月，秦小梅和李肇星结婚的消息一传出，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太不般配了，外交官的女儿嫁给农民的儿子，真的是天方夜谭。有人认为秦小梅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甚至有人觉得他们的婚姻不会长久。但秦小梅的父母很开明，对女儿的选择没有做任何干涉，他们相信女儿不会选错人。

1970年，李肇星任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随员，秦小梅跟着他一起到了非洲。后来，李肇星有几次驻外都是非洲国家，当地条件很差，可秦小梅却不管不顾毅然跟着他。李肇星有个习惯，到国外出差时总要给妻子留点零花钱，这些钱都是他平时攒下来的稿费。有一次，秦小梅刚刚送走丈夫，突然见他转身又招呼自己，原来他忘了留钱。秦小梅见她掏钱，忍不住调侃道：“要是你上了飞机才想起没给我留钱，咋办？”李肇星笑着说：“那就叫驾驶员调头，飞到咱家门前，把钱丢下来再飞走。”说完两人都乐了，李肇星知道妻子不差钱，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关心。

秦小梅经常翻译书，一旦有什么拿不准的事情，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问丈夫，她笑谈丈夫是她的一部活字典。李肇星在美国当大使期间，秦小梅作为大使夫人，经常出席各种场合，有些人会问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回来后，她总是与李肇星讨论：“这样回答好不好？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在这种交流中，彼此鼓励、彼此帮助。遇上李肇星工作繁忙，秦小梅就自愿担当“后勤部长”，家务全包。李肇星看妻子辛苦，劝她请个保姆，她不答应。她觉得做家务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可以让这个家感到更温暖。

李肇星当了部长之后常常出差，和妻子分多聚少。秦小梅天天从电视上追踪丈夫到访的每个国家。有一次，秦小梅和儿子从电视上看到李肇星被一个国家的首脑接见时，系着一条鲜艳的红领带，母子两人就议论开了，儿子说准是访问很成功，老爸高兴地系上红领带向祖国人民报喜呢。正在此时，李肇星来电话了，除了问候母子两人外，还说“我们取得了胜利。”秦小梅忙说：“保重身体，我们都很想你。”李肇星回答：“在万里之外，听到这句话就不累了。”一天，秦小梅感冒了，没有胃口，李肇星出门去给妻子买点心，因为把“萨其马”误说成“五其马”，售货员以为他捣蛋，叫他靠边站，结果再次排队轮到他买的时候，足足等了半个小时。

2001年，秦小梅的父亲生病住院。外交部长李肇星工作极其繁忙，尽管如此，他仍坚持每天早晨到岳父的病床前探望，然后再去上班。有时还用英文与老人侃几句，讲讲外交部的事，有时也讲几个笑話，让老人家开心，鼓励岳父战胜病魔。李肇星访问过180多个国家，在访问挪威、瑞典、赞比利亚和新西兰期间，他还专门去看了岳父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感谢和慰问那些曾给岳父看过病的当地华人医生。秦小梅父亲去世前留给她毕生难忘的一段话：“我参加革命工作50多年，见到干部无数，肇星是我见到的最诚实、最勤奋，最不想自己，也是最懂人情的干部。”

秦小梅的妈妈年纪大了，吃饭时常常一个问题重复说好几遍，她忍不住说“妈妈真啰嗦”。李肇星背地里说她：“妈妈能跟你啰嗦，说明她身体健康，应该欢迎她啰嗦。你连她的啰嗦都听不到的时候，就该后悔了。”李肇星在岳母去世后，写了一篇《又一个抗日老战士走了》的文章，深情悼念岳母。他对岳父岳母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感恩，感谢他们当年支持他和秦小梅的婚姻。

2017年4月25日，李肇星受聘为湘潭大学名誉教授，秦小梅陪伴同行。此时正值两人50年金婚纪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秦小梅微笑着说：“我要做他一辈子的秘书。”

（编辑/张金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