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蜀地孟学概论

王柳

摘 要：《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订的汇集孟子言论的著作，在宋代被列为经书，成为最后一部列为“十三经”的著作。总体来说，民国时期孟学研究衰落，然而蜀地独盛。虽1949年以前涉及孟子论文只有一百余篇，但蜀地涌现的很多优秀作品，广为流传。尤其在清末民初，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者，如廖平、蒙文通、刘咸炘、唐迪风等人。蜀地的孟学著作虽然不多，但独具特色，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唐迪风《孟子大义》、刘咸炘《孟子章类》、王恩洋《孟子疏义》《孟子学案》、龚向农《孟子弟子目录》等等。一方面，这些著作继承了晚清以来孟学研究的特点，他们回归中国传统，从孔孟佛老入手，重新探讨国学对当下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著作本身也是对蜀地学术的反映。蜀地孟子的研究受到清代以来学术的影响，主要是宗汉好古以及考据思想，他们往往不崇尚古人，也不迷信今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方法。

关键词：《孟子》；孟学；民国；蜀地；治学特点

一、民国蜀地孟学概况

民国时期名家辈出，研究孔孟之学者，不乏其人。蜀学自古隆兴，至清末民初蔚为大观，刘沅、廖平、蒙文通、刘咸炘等人皆有巨著存世。民国时期《孟子》学著作可以参考李锐的文章，蜀地《孟子》著作不多，我们以各种公藏、私藏目录为基础进行统计。

值得指出的是，李锐在其硕士论文《民国孟子研究》中，运用较大篇幅列举了民国时期孟子的著作情况，约百篇，我们仅举著作，论文情况较难界定。

二、民国蜀地《孟子》学特点

民国蜀地孟子研究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对清以来考据思想的继承，二是运用佛老思想对孟子进行阐释。

乾嘉时期，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治理和恢复，清王朝的统治得到了全面巩固。这一时期，清帝国为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导致士人回避政治讨论，潜心学问研究，由此学术研究领域逐步扩大，由以“经学”为中心扩展到史学、地理、方志、典章制度、金石等学科。

考据学在清中叶达到极盛，是与清初学者的努力密切相关的。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强调朴实学风，“学本有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策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炎武的考据思想为清中叶的考据学导夫先路，继而胡渭《易图明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四书改错》、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著作也从经学、文字学、地理学、辨伪学等多方面进行详实之考证，至惠栋标举考据大旗，而为乾嘉学术主流学派。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语。

乾嘉学派主要分吴、皖二派。据章太炎《訄书·清儒》知，吴派始于惠栋，主要学者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洪亮吉、王昶、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人，治学主张从文字入手，重视传统音韵训诂，惠栋以易学闻名，主要有《易汉学》《周易述》等，王鸣盛则受阎若璩等人影响，研治尚书学，有《尚书后案》等，专精历史考据，以金证史。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发展到民国蔚为壮观，民国蜀地学者继承了清代学者的考据方法研究孟子，以义理阐发为主，对文字训诂关心不够。

二是对佛老思想的运用，比较突出的就属王恩洋。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上掀起了一股佛学研究风潮，在这股风潮中，唯识学异军突起，欧阳竟无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的学生王恩洋对中国佛学届的贡献毋庸置疑。王恩洋以佛学阐释孟子，如对三界、发心、因果等佛教词语的解释，再如运用佛学思想来审视现实世界。王恩洋的《孟子疏义》侧重在佛学阐发，由佛学向诸子之学。首先，王恩洋继承了中国以佛摄儒的传统，这也是欧阳竟无的儒学思想。他运用佛学思想阐释孟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用大量佛教术语，如慈心、因果、发心、无明等词语理解孟子，如《孟子疏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而慈心生”、“宇宙顿为修罗之场，人类尽成禽兽之属”等。二是，善于运用因果论，结合传统儒学观念，并利用佛学世界观反观现实社会，以此结合孟子进行阐发。如《孟子疏义》“命也者，善恶因果感应之律。吉凶祸福必至之理也。善因则必得福，恶因则必得祸”等。

三、结论

先秦时期，巴蜀文化便与中原、齐鲁等并列为中国七大文化区。历经汉魏，降至两宋，沾溉百世。肇及晚清，始得隆兴。民国蜀地文化繁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重要的作品，在当代社会仍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民国孟子研究在蜀地也得了相对充分的研究，不但有注释性著作亦有一批阐发义理的作品，如唐迪风《孟子大义》、刘咸炘《孟子章类》、王恩洋《孟子疏义》《孟子学案》、龚向农《孟子弟子目录》等等，这些著作是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映，他们回归中国传统，从孔孟、佛老入手，重新探讨国学对当下的社会影响。蜀地孟子的研究受到清代以来学术的影响，主要是宗汉好古以及考据思想，他们往往不崇尚古人，也不迷信今人。

（一）继承清以来之考据精神

清人治学态度谨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學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汪廷珍《实事求是斋遗稿》指出：“经史之学，与各项杂文不同，必有实证确凭方可定前人未定之案，正前人未正之误。若以空虚之理，或孤证偏词，速为论断，且有乖于圣人好古阙疑之旨，虽学博力厚，足以压倒一切。”清人研究某一问题，一定要全面收集有关材料，经过认真分析，去其伪而存其真，从中选择出能反映实质的具有代表性的材料证据来证明其说。

清代考据学者不仅注重论据的全面性，更看重论据的可信性。并非所有的文献材料都可以用来作论据。在繁杂的文献之中，有些伪书或与研究课题旨趣相差甚远的典籍都不可用来作证据，且引书广泛，如龚向农《孟子弟子目录》，该文文字简练，引文广博，主要有班固《汉书》《陶渊明集》、董仲舒《春秋繁露》《齐乘》《明一统志》《诗经》、郑玄《诗谱》《广韵》《孟子四考》陆德明《经典释文》、萧统《文选》《墨子》、张九韶《群言拾唾》、应劭《风俗通》《古今姓氏书辨证》、宫梦仁《读书记数略》等。endprint

（二）从孔孟佛老入手，重新探讨国学对当下的社会影响

民国蜀地孟子研究还呈现出尊崇佛老的特点，如王恩洋《孟子疏义》，他的孟子研究侧重在佛学阐发，由佛学向诸子之学，首先，王恩洋继承了中国以佛摄儒的传统，这也是欧阳竟无的儒学思想。王恩洋早年的儒学学习以及后来师从欧阳先生学习佛学都为他日后的诸子奠定了基础。他运用佛学思想阐释孟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运用大量佛教术语，如慈心、因果、发心、无明等词语理解孟子，如《孟子疏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而慈心生”、“宇宙顿为修罗之场，人类尽成禽兽之属”等。二、王恩洋善于运用因果论，结合传统儒学观念，并利用佛学世界观反观现实社会，以此结合孟子进行阐发。如《孟子疏义》“命也者，善恶因果感应之律。吉凶祸福必至之理也。善因则必得福，恶因则必得祸”等。

民国蜀地《孟子》研究大概体现以上两个特点，延伸之，近代蜀学的学术发展，可以看到名家辈出，所涉领域之宽也是无以匹敌的。首先，晚清民初蜀学继承了以经史、小学为基本的传统，仅以经史、小学之学者而言就有廖平、吴之英、宋育仁、龚道耕、林思进、向楚、谢无量、赵少咸、蒙文通、郭沫若、李思纯、向宗鲁等学者，这一时期的巴蜀学者把经学系统化、理论化，为后来的经史研究拓宽的道路。其次，巴蜀学者倡导经世致用，通经以利后世。托古改制者，如廖平、宋育仁等辈；投身革命者，如刘光第、吴玉章等辈；前者如宋育仁，主张以经学为政治服务，然而终究不能摆脱其局限性，一如其《采风记》将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混杂，相对于后出之唐君毅等人，宋育仁自有其不当之处，但开拓意义巨大。对于后者，巴蜀学者经世致用对今天之学者亦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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