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祥 (湖南师范大学 410081 )
文学作品意义的生成离不开读者的阅读与阐释,然而由于解释群体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的差异,对同一作品的阐释会呈现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一方面开拓了文本的意义空间,另一方面也致使阐释丧失了自身的标准。意大利理论家安贝托•艾柯在1990年“丹纳讲座”上就对其早期强调“开放”的阐释观念进行反思,提出“过度诠释”这一概念,吁求文本的阐释应回到作品及其语境之中,正如其所说:“我所提倡的开放性阅读必须从文本出发(其目的是对作品进行诠释),因此它会受到文本的制约”1。这种辩证的认识为我们重新审视经典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与价值参照,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阐释的限度及合法性问题。笔者以为,“过度阐释”的产生并非阐释者的无意识行为,它与阐释主体的阐释动机、思维模式以及与文本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有关,只有厘清了它的生成诱因,我们才能够避免坠入“过度阐释”的泥潭。
动机是引起个体产生某种行为、活动的内在动力。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而言,阐释者同样具有一定的动机,而这对于“过度阐释”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阐释动机的差异,则会使阐释者对某一文本的关注点不同:普通的读者,欣赏一部作品更多的是为了打发时间、陶冶情操,其理解的重心指向文本的内容、情节层面,属于合理的阐释范围之内,不过也是一种层次较低的阅读;专业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