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存的幻象
——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任 远 宋朝龙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作于十月革命前夕，是一部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该著作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修正。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认为革命暴力时期已经过去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以革命为中心的国家理论已经过时，现阶段可以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列宁结合当时的俄国国情，分析了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改变国家剥削的性质，阐发了无产阶级仍然需要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发展，似乎列宁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民主“残缺不全、贫乏和虚伪”*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具体内容详见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5页。的特征非但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社会反而因制度的逐渐完善而自诩为了“平等与自由”的代名词，并日渐成为当前政治体制的一种共识。这是否意味着列宁对资本主义民主虚伪性的揭示只是历史的产物呢？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与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现象呢？

一、经济剥削与政治民主并存的剖析

资本主义民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兴起而日渐确立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资本主义民主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方面起到了思想启蒙与政治解放的作用，但其缺陷与局限性已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遭到了批判。

从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中后期，资产阶级与旧的贵族地主阶级围绕国家政权的斗争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资产阶级一方面想通过扩大公民的选举权来增强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害怕扩大公民的选举权成为无产阶级激进民主的工具，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这种矛盾的心理决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此时呈现出与旧势力相妥协，与新力量相斗争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对代议制民主展开批判，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没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89页。具体体现在：

首先，资产阶级通过对选举权设置严格的资产限制来排除广大无产阶级的参与。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资产阶级对选举权设置了诸如年龄、财产、身份、种族等限制，虽然声称公民具有普选的权利，但实际上，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在总人口中却并非多数。因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实现普选本身，就意味着占人口总数的工人阶级会进入权力中心。马克思在其著作《宪章派》与《普鲁士状况》中都揭示了这一点：资产阶级通过制定市民的财产收入、纳税数目等规定，不仅将大多数人民排除在普选之外，还使其余享有特权的一部分人遭到官僚集团最肆无忌惮的摆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这也表现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上面。”*《马克思恩格斯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96页。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对选民资格的限制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选举制度对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不过，对选举资格的限制也可以被看作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示好的表现。在一些封建势力较为薄弱的国家，资产阶级为谋求自身发展，往往并不谋求动摇封建势力的根基，而是以牺牲普选权的普遍性来谋求封建专制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比如在普鲁士，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宪章规定人们的个人自由、财产不容侵犯、教育的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是一种专制独裁的代表。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阶级的软弱性，并没有能够提供宪法法律所规定的现实基础，只能是在专制独裁的法律体制下被恩准，规定的“普鲁士人的权利变成了一纸空文”*《马克思恩格斯恩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60页。，钦定的宪法将资产阶级革命渊源的所有痕迹都连根铲除了。

其次，资产阶级在利用普选权与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君权独裁时，却背叛了革命同盟。马克思在《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对资产阶级普选制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揭露。1848年法国的普选带来的不是政治和社会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法国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站在同一战线共同对抗金融贵族势力，可是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并没有实现它建立的初衷。因为革命之后，联盟共同的敌人——金融贵族——的势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是巩固加强了。与此同时，当选举制正成为无产阶级民主诉求的工具时，资产阶级就选择了废除普选权。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进一步的民主诉求和社会革命会造成对自身财富、地位权力的威胁，因此，他们被革命的群体推上了权力顶峰，却变成了旧制度的支持者，资产阶级中最富有的成员倾向于与反革命势力同流合污。1848年革命不是旧制度同联合的进步力量之间的对抗，而是维护秩序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对抗。

可见，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在于用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制造成了一场“民主骗局”。这不是因为它采取了民主的方式，而是它运用了民主机制方式阻碍底层人民参与国家统治的可能性。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际上是以普选权斗争作为谋求自身发展的敲门砖，资产阶级并不可能在发展初期就会让无产阶级同自身一起参与到国家治理中。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创造和保持人民做主的幻象，实际上却在破坏和限制人民施加影响。在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代替了封建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资产阶级为维护政权的稳定，逐渐放宽了选举范围与选举资格的设定，开始允许工人阶级政党参与议会选举，这就给第二国际寄希望于社会改良与和平过渡绘制了一个可预期的未来。但正如列宁所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代议制民主的扩大，实际上反映了只有当时形势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对国家政策形成和决策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基本要求相一致，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才愿意支持将选举权扩大至多数成年人。

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区别，在于政治权力本身不再是来自于政治体制本身，而是与其经济生产方式紧紧联系起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王朝掌握着对社会统治的绝对权力，政治权力来自政权本身。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将政治权力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马克思对这一发展的政治意义有明确的说明：“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露里亚的神权政治的首领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股份公司那样的结合资本家。”*④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7-388页，第658-659页，第662页。政治权力与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联系起来，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商品交换的经济机制实现了对一切社会劳动和资源的配置。所有权“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页。。

因此，资产阶级对于剩余劳动的占有，实际上是通过使生产者与劳动条件完全分离，自己把生产资料作为自身的绝对私有财产来实现的。这种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私人占有，就构成了对生产者的强迫，迫使生产者为了与生产资料结合而将对劳动的支配权交给资本家。“他(工人)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当做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做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④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占有和剥削剩余的权力并不直接依赖于法律或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而是以自由生产者与绝对的生产资料私有财产占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雇佣工人独立性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⑤资产阶级标榜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上是平等交换，但事实上，绝对的私有财产决定了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是需要政治职能维护的。资本家将对生产的直接支配权转移到国家手中，就是政治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占有者和生产者关系的从属。劳动者之所以服从资本主义生产安排，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由于政治权威的逼迫，而是“市场经济规律的独立和资本行使权力的抽象性”*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吕薇洲、刘海霞、邢文增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这样，在现代资本主义民主中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共存。质言之，政治民主可以赋予参与政治的公民以平等的选举权，而且政治参与的平等并不会直接影响到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民主被限定在政治领域中，反而从形式上遮盖了经济领域生产关系的不民主性。正如马克思所说，“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生产方式本身不仅是一种技术方式与组织方式，生产方式中的剥削方式是一种权力关系，政治领域中对立的阶级组织方式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者与占有者的关系。从直接生产者榨取的没有付报酬的剩余劳动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所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因此，无产阶级通过争取政治参与的权利是无法彻底实现自身的民主化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自由纯粹是一种形式，不平等从根本上削弱了自由，并且使大多数公民的自由仅仅是名义上的。资本才是起统治作用的。”*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资本对于劳动的统治地位，使得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相分离，意味着劳动者本身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规定，资本使得所有具体的使用价值都抽象成了交换价值。资本主义民主所承诺的普选权之所以能够打破封建社会下人们对于等级身份的认同，就在于“在等级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交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个体的享受以及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占用，在等级社会的表现是只有特权人物才能进行商品的交换，而“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162页。如果仅仅停留在交换本身，诉求普选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取消更多的流通限制，来实现“个人自由最高实际的确认”，这正是“政治经济学家……把这种(工人对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与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1页。的表现。简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的经济平等实际上掩盖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资本主义的虚伪性正是表现在它通过不断的社会再生产，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表面所呈现出的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

列宁正是基于认识资本主义形式上的民主一定要联系其剥削的本质，才提出，民主所意味着的平等，是基于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而言的。只有在社会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条件下，生产关系才不再是人与人压迫剥削的关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关系前提。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从形式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识形态化

在当代，人们对民主的关注往往更多地侧重于政治形式的比较，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关系的不平等。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就曾指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一切都商品化，人们直接所面对的是由市场竞争的交换系统生产和建构出来的流通与分配的中介性过程，这个中介是以货币、资本为基础的工具，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追求价值的实现中发生了颠倒，本来是生产之外的东西，却成了主导人与人关系的存在。这就是资产阶级货币拜物教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社会历史存在直接设定成经济运行本身的自然的客观属性，所以，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相对于人类生存的本质颠倒，直接被指认为人的天然本性(自然法)和社会存在(生产)运作天经地义的正常形式。”*③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9页，第572页。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创造出来的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一切过去的简单社会存在的规定性在这里都具有了复杂的关系和表现形式，不再有简单存在的人，只有为追求价值实现的各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介了的人。在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通过市场交换形成的以货币资本为中介的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上的反映就是选票。

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政治平等的理念赋予了选票“魔化”的力量，让人们以为，只有争取到普选的权利，才能表达自己的诉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货币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95页。，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颠倒与异化。选票原本是人们表达自己对于政策的意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但在资产阶级所建构的间接民主的规则下，选票成了人与人政治关系中的一种支配性东西，成了政治运作中真实的统治性权力因素。在当代社会，同货币产生利息、资本获得利润所形成的对于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意识一样，选票代表着公民平等身份的意识，不知不知觉地成为人们无法批判性透视的无孔不入的常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个涂满迷幻色彩的神话之上。”③资本决定了选票成为人与人政治关系的物化载体，而选票背后所代表着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又通过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方式成为人们的常识，并且让人们接受现有秩序下所标榜的民主。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剥削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那么，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使这个社会结构不断稳固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上的民主平等掩盖了经济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则通过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使被统治阶级甘愿接受这种状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不仅仅再生产出资本家和工人，而且再生产出适应资本主义原则与制度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了在计件工资制下，负责工人的工头按照资本家制定的合同规定来招募工人并支付其工资。本来，工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反对资本的剥削，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直接出面的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人们往往人为地助长这种自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7页。

马克思从经济领域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对于工人阶级的分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则将这种生产关系再生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解释为意识形态的国家理论。该理论指出，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不仅具有镇压功能，而且还能进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使生产者更加服从现存的社会秩序。维护生产关系再生产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并不是停留在思想文化的教化之中，而是通过以物质实体为载体，使这种思想文化中的想象性关系成为人们自以为认识到的意识。有意识的主体采取某些实践活动，实质是参与了特定意识形态机器的某些常规姿态。比如一个人信仰宗教，他就会自发地做宗教的某些行动,完全顺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成为意识形态机器中的一部分，丧失了主见。

议会民主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来使人们认为政治可以通过自由表达的方式来形成共识。这种平等参与的民主原则也向经济领域渗透。不平等的私人决定权的经济原则可以通过组织工会与资产阶级达成协调，以合作主义的制度安排将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与选民政策的诉求结合起来。这种社会化的制度形成正是通过教育机器、信息机器、宗教机器、家庭机器等形成集体共识。

教育机器侧重于现存社会中劳动力技能的培训。根据社会分工要求，通过一系列社会教育机构来培训人们，使社会成员成为在阶级社会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角色。生产者在培训中需要根据所从事的工作服从对应的制度规范。而服从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实际上就是服从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秩序规范，也就使劳动者认同这种生产关系。信息机器通过各种传媒媒介工具来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内涵，强调个人在经济市场的私有权与平等的参与市场行为，就是对这种价值观的践行；宗教机器通过设立教堂，举办各种仪式来宣讲资产阶级博爱意识；家庭机器通过社区互助行为，让其认可道德政治文化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教育、信息传播、宗教、家庭都成了意识形态输出的物质载体，被用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也能‘用词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准备。”*路易·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5页。

因此，在政治关系中，争取民主选举的行为就是资产阶级输出意识形态的行动实践。资产阶级通过宣扬普选权所代表的公民身份平等与政治自由的含义，来引导社会群众形成某种意识，认为只有参与到普选权的政治行动中，才是自由的表现。这就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到人们的具体物质实践中。因而，当工人阶级开始组建政党参与议会斗争时，实际上已经是在扮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规定的物质仪式。据此，也就不难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派的修正主义的错误。一旦仅停留在试图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的方式，就只能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不能从生产领域进行变革，政治领域所表现出的民主依然是虚假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列宁不放弃革命，强调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具有深刻意义。因为，不改变资产阶级现存的国家权力机构，我们很容易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践行者，而失去批判现实的维度。何萍就指出，列宁阐发的革命与民主的关系，不仅说明了统治阶级如何运用国家的权力机构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而且还说明了无产阶级在面对国家权力机构，运用革命的方式来使自己从原有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改变旧的社会权力结构。”*何萍：《列宁国家理论的研究范式：重读〈国家与革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三、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制经济到后福特制的弹性经济的转变，相应的国家制度、机构、职能也在发生显著变化。第一，民主制度多元化发展。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总结法西斯主义的教训之后，不同程度的对民主制度进行了改革，不仅扩大了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而且还给予了人民享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允许民众形成各种利益集团来广泛参与政治过程，改变了传统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形式。第二，国家管理职能增强。现代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镇压剥削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而是更多地承担了调节经济发展的角色。尤其是二战以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盛行，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来调节经济的发展，促进就业，提供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法律秩序，稳定社会政治环境，等等。

正是资本主义的这些当代变化，就使得列宁所揭露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假幻象，诉诸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政治理想，在当前社会话语中被有些人认为可能存在着不合时宜的解读。尤其是传统的工人阶级群体的阶级意识逐渐消失。我们应该承认，二战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和阶级的冲突模式。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生活的时代是社会资源整体处于单向度的向资产阶级流动的状态，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上升，以经济为导向、以分配为中心的多元社会。在二战后一段时期内，工人可以通过工会争取自身福利、提高工资待遇，资本主义国家还一度加大在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医疗保健、住房、教育培训以及个人照顾服务方面的举措，力图通过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形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分，管理人员与被管理人员之分，并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逐步成为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涌现出了大量的中间阶层，他们不再以传统的争取经济利益为基本诉求，而是以后现代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寻求个性解放与认同。之前作为社会矛盾焦点被主要集中关注的劳工问题，转变为了文化和伦理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涉及生活方式的基本问题，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核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维护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等，各种主题的抗议运动层出不穷。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建构的单一主体的中心地位，已经逐渐分散在中间阶层所倡导的“新社会运动”中。高兹*参考吴宁：《工人阶级的终结——兼析高资的〈告别工人阶级〉》，《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甚至指出，无产阶级不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现在更多地是以性别、种族、年龄和居住区为基础的集团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代条件下，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似乎已经没有传统的阶级群体作为实质载体了。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列宁的暴力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过时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民主通过竞争性政党的方式来吸引大量选民，就会形成以政治市场为导向的特征。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竞争性政党纷纷掩盖内部分裂、派系活动等对抗性特征来迎合选民需求，使得这些群体以为自己选出的执政政党能够体现自己的诉求。但事实上，群体诉诸问题的分散性与排他性，本质上是无法通过国家权力得到根本处理的，因为“后物质主义”价值无法为全部问题提供指导，一个政党不可能用女权主义原则去处理税收关系。这就说明，在当前，个人政治诉求表达的自由虽然能够在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下得到呈现，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分配方法，更不可能改变它由以产生的资本逻辑和社会经济权力模式。另外，以身份认同为特征的各种新社会运动，虽然主题各异，但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压迫，他们激进运动的诉求是希望自下而上地影响某些社会政策，可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促使人们希望得到并不局限于某些特性的认可，摆脱社会性建构的标签，来被承认为完整的人。来自资本与劳动关系下的阶级维度，就能够使不同抗争群体联合起来。正如奥菲所说，“民主会戳穿资本主义。建立民主国家必须代表人民，所以民主国家就要迫使企业家按照不利于自己生存的原则行事——工人阶级，作为绝大多数非资本家的代言人，会加强整个经济领域中的政治首要性，当然，在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也是一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以及不断革命的理论，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结合社会结构的变化，重新挖掘无产阶级对资本权力的批判性，从而揭穿资本主义民主的幻象，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