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老道创新“辟瘟散”，闻香药击败东洋丹

文/花永刚 花晨

清代乾隆年间，社会相对稳定，市场逐渐繁荣。北京城中有一个叫孙振兰的游方道士，和其他铃医一样，走街串巷，为市民看病用药。多年下来，他依靠省吃俭用，终于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左右，在京城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里长巷头条北口置了一间铺房，挂上“长春堂”招牌，正式开办了一座前店后坊的中医药堂。

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店铺传到孙振兰后代孙三明手中。孙三明也像其祖爷爷一样，在房山一座道观里皈依道门，成为一名“火居道士”，人们称他为孙老道。孙三明虽然皈依道门，但对搞医药传承祖业还是十分热心的，他很想在祖传的闻药基础上再搞出些名堂。孙三明经常出入庙宇道观，一天，他在道观中行走，猛然嗅到一股芬芳的香味，触动到他的灵感。他想，如果能把祖传的闻药变成有如此芬芳味的香药，销路不是会更好吗？他把这种炷香研碎成粉末，但粉末的气味并不好闻。他苦苦思索，找到在京城川田医院工作的华人药师蔡希良，向他请教。蔡药师几经试验，在炷香末中加入各种药物，包括他家祖传的药方，薄荷、冰片、朱砂、麝香等，并加入甘油，终于成功制成一种气味芬芳的闻药，很符合孙三明的要求，民众也乐意接受，反响很好。但炷香原料的配方他们仍然不知道，还得依靠大栅栏云香阁香蜡铺提供。为了生产这种香型的闻药，孙三明只得花高价从云香阁购买炷香原料，这样的买卖延续了10年。

孙三明给他的新闻香药取名为“辟瘟散”。1924年，孙老道经过大量工作，终于以500块银元的代价买通云香阁制香工人杨山，杨山带着两个徒弟到“长春堂”来，制出了香料，在杨山的精心配制下，“辟瘟散”的质量又有了新的提高。

“辟瘟散”味香、性凉，具有祛瘟消暑的功效，这种药装在一个锡制的八卦形的小盒子里，打开盒盖，用指头蘸一点，往鼻孔一揉，深吸一口气，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沁入肺腑。此药也可以用水冲服，辟暑解秽。“辟瘟散”的香料中含有檀香、木香、白芷、姜黄、麝香等中药，加上原来的基质，这些药分别具有行气止痛、芳香开窍、清心醒脑、辟秽解毒、祛湿排脓、安神解暑等功效，其广告上还写着可治霍乱吐泻、晕车晕船、饮酒过度、口舌生疮、风火牙痛、蝎蜇虫咬等病症，十分吸引人。

当时民生凋敝，医卫条件极差，广大百姓根本看不起病，这个“辟瘟散”名气大，价格还便宜，几个铜板就可以买一盒，深受百姓欢迎。当时京城的街头就流传过这样的歌谣：“暑热天，你别慌，去买暑药长春堂，抹进鼻孔通心腑，消暑祛火保安康。”

在“辟瘟散”销售初期，日本人依仗他们与奉系军阀的特殊关系，将他们的东洋货拼命倾销到中国，尤其是北方的商品市场，当时日本的祛暑药“仁丹”和“宝丹”的大幅广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大店小店都可以买到这些东洋丹药。孙老道看到满眼的日本广告，十分生气，心想你们这些暑药比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们能卖得火，我可以比你们更火。为了和日本东洋货竞争，孙老道和杨山、蔡药师等人商量，将原来的“辟瘟散”再进行改进，原来只有一种规格，就是祛暑辟瘟，现在开发成了紫、绿、黄、白四种规格。紫色的药剂侧重祛除热感；绿色的药剂侧重祛湿除邪；黄色药剂侧重防治疮疡；白色药剂侧重防暑辟秽。新药可以针对不同症状的病人使用不同品质的药剂，且疗效更显著，民众更加追捧。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大小军阀的连年混战中，中国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医疗条件十分落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一带几乎每年都有霍乱发生。人们在发病时，缺医少药，手中只有这些价格便宜的“辟瘟散”，情急之下，就将几盒“辟瘟散”用水冲服下去，不少人就减轻了症状，甚至有人居然很快就痊愈了。这个消息像春风化雨般迅速传遍民间，人们纷纷冲向周围的大小店堂购买“辟瘟散”，各店铺火速向批发商要货，一时间，中国北方几个省销售“辟瘟散”火了，各地催货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向长春堂，长春堂一年几度招兵买马，扩大店面，工人们连夜加班都忙不过来。“辟瘟散”不仅占领了中国市场，还出口到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日本的东洋药丹的老板们望着长春堂蒸蒸日上的“辟瘟散”，无可奈何地说：“这个孙老道好像是中了什么邪了，辟瘟散卖得这么火，我们只能甘拜下风了。”

1926年孙老道病故，他唯一的儿子自幼贪图安逸，好吃懒做，孙家只好将孙老道的外侄、长春堂的经理助理张子余聘为经理，总管长春堂的全部业务。张子余为人精明，头脑灵活，他除了精通业务外，还特别善于交际。他一方面着力扩大店里中药材和膏散丸丹的品种、数量，还不断提高质量；另一方面运用各种渠道和各种手段，积极宣传，推广长春堂的特色药品——尤其是“辟瘟散”的销售，使得长春堂的生意比过去更加兴隆。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沦陷，日本兵及其汉奸走狗到处横冲直撞，屠杀、迫害中国人民。日本东洋药丹的老板乘机打压长春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春堂才逐渐恢复元气，重振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