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东
(北京师范大学 国民核算研究院,北京 100875)
对福利的测度,是经济学及其经济统计学的一个悠久传统。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早在17世纪就创造性地编制“快乐指数”,德国“国势学派”及社会统计学派也特别关注社会福利。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国民收入(GNP or NI)”论战中,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强调经济测度的重心在于社会福利。SNA核算范式确立之后,斯通(Stone)又设计了“社会与人口核算体系(SSDS)”。20世纪60年代自美国“社会指标运动”开始,福利测度更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各种测度指标涌现,各种测度方法争相流行。这个传统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往往将福利测度视为天经地义。
2010年,Stiglitz、Sen和Fitoussi为首的“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度委员会”发表报告(以下简称“SSF报告”,国外有的文献称之为“斯蒂格里茨报告”),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经济测度方法,福利测度(与GDP统计、可持续发展测度)成为其中三大内容之一[1]12-190。
然而,福利真的具备“可测度性”吗?种种流行的测度福利方法确实可行吗?其所依托的测度逻辑确实链接好了吗?甚至,为什么福利测度是必要的?至少,什么样的经济福利测度内容是必要的?它在什么成本约束下是必要的?无论是SSF报告,还是相关文献,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系统讨论甚少。
本文基于SSF报告内容对福利测度提出质疑和批判,讨论经济福利的多元性及其对测度的可能障碍,作为测度方法展开的对象。剖析测度经济福利的三种理念:主观福利观、能力观和公平分配观,侧重于这些理念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