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司令”孙继先与苏联“老大哥”的交往

周燕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共同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导弹、火箭技术项目中，中国方面从苏联引进了4种导弹系统：P-2地地导弹、K-5M空空导弹、C-75地空导弹、C-2岸舰导弹，以及设计制造技术和战斗使用资料。苏联方面同意派遣专家帮助中国选勘和建设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建设中国第一座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引进项目涉及陆海空各军种，摊子大，技术复杂。中央军委决定：调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中将担任导弹试验靶场司令员，并在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机关基础上组建第二十训练基地（习惯称“酒泉基地”或“东风基地”）领导机构。

面对紧张的国际形势，国防新技术引进工作步入快车道。1957年12月30日，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导弹靶场选勘专家组先期来到北京。随后，负责设备安装和指导导弹发射试验的近百名苏联专家也陆续来到中国。孙继先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跟苏联专家打交道。

导弹靶场选址

1958年1月初，孙继先从朝鲜被急召回国。一周后，他便跟随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率领的一支庞大的中苏联合勘察组，以甘肃酒泉以北地区为重点，进行大规模的空中选勘和地面勘察。这支队伍中有包括陆海空军与工程兵、铁道兵的七八位中国将军，以及盖杜柯夫率领的苏联专家组。在此之前，中苏双方有关人员曾对海拉尔、索伦、赤峰、二连浩特一线，进行空中勘选，结果都不满意。

联合勘察组乘坐的飞机从酒泉出发，向偏东北方向飞行，机翼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灰蒙蒙的戈壁滩。在距酒泉约260公里的地方，人们惊奇地发现，茫茫沙海中有一叶绿舟。这个地方叫绿园，是额济纳旗旗政府所在地，北边有一块略微凸起的地貌叫青山头，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黑河（此段亦称弱水）从这里流过。盖杜柯夫的脸上露出笑容，中国未来导弹靶场的蓝图仿佛已经展现在眼前。

盖杜柯夫为人高傲，处处以“老大哥”自居。当听说孙继先是未来导弹靶场的司令员，盖杜柯夫很感兴趣，经常主动与他说话。盖杜柯夫告诉孙继先：“在苏联，导弹靶场也是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但靶场工作人员的待遇很高，都是双工资，在靶场工作一周，就可以回莫斯科休息。”孙继先淡淡一笑说：“我们中国没有苏联国力雄厚。国家解放不久，还要艰苦奋斗。”

每当盖杜柯夫出言不逊地对待中国同志时，孙继先就不软不硬地回击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你说话可要小心，你说的话我都听得懂！”孙继先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与苏联专家打过多年交道，虽然俄文懂得不多，但从盖杜柯夫的表情中，也能猜出一二。

经过十多天的踏勘，苏联专家和多数中国同志认为：青山头周围数万平方公里是平坦开阔的硬戈壁，干燥少雨，一年中有300多天可用于导弹试验。经综合分析论证，勘察组认为在额济纳旗青山头及周边地区建立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方案是可行的，并呈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

然而，选勘结束后，围绕导弹试验靶场的选址问题，孙继先与苏联专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孙继先和部分中国同志从战争年代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出发，考虑更多的是基地今后的生存问题。他们更看重银川以西地区，那里有山区，向西延伸是腾格里沙漠，东边靠黄河，又有社会依托，环境条件相对要好一些。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回到北京后，孙继先即把部分中国同志的意见集中起来，层层向上反映。他不仅给中央军委主持导弹、核试验靶场建设的总负责人聂荣臻写报告，在周恩来听取汇报时，还向周恩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最终，中央采纳了苏联专家的意见。

勘测大军向广袤的额济纳旗戈壁滩进军。工程勘察组按照苏联专家拟定的设计要求，对导弹靶场各场号、飞机场、铁路、公路进行打桩定位。春天的戈壁滩沙暴肆虐，汽车在漫天的黄沙中爬行，不好的路段，人们还要骑着骆驼或毛驴跋涉。勘察队员们风餐露宿，踏遍了几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漠。盖杜柯夫等苏联专家与中国同志同甘共苦。戈壁滩严重缺水，别说洗澡，就连洗脸都很困难，有的“老大哥”干脆把头发剃光，当了一回“洋和尚”。苏联专家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中国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下旬，盖杜柯夫率领的专家组圆满完成勘测任务，回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工程设计。离别前，孙继先陪同他游览北京名胜。他们携手登上景山公园的万春亭，俯瞰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在选勘过程中，孙继先与盖杜柯夫发生过多次争论，有时甚至吵得脸红脖子粗，而此时，他们有说有笑，成了最好的同志和兄弟。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毋庸置疑，当年苏联专家选择额济纳旗作为中国第一座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议是富有远见的。

感谢苏联“老大哥”的真诚帮助

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如果能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援，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势必缩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进程。

自1959年3月，帮助东风基地进行设备安装、指导发射试验的91位苏联专家陆续来到中国。给中国同志印象最深的是专家组组长罗金上校和专家组副组长兼第二试验部（负责空空导弹）专家组组长谢洛夫斯基上校。

罗金上校是苏联火箭学校校长，对组织导弹试验发射和靶场管理很有经验。在东风基地建设施工期间，导弹部队官兵在北京郊区的秘密军营中“磨砺长剑”，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孙继先兼顾两头，经常穿梭于北京和额济纳旗之间，但听罗金上校讲课，他几乎一堂不落。有时赶不上听课，他就让秘书任克帮其做笔记。

为了清楚地记下罗金上校讲课的内容，每次听课，任克都坐在第一排，头也不抬地认真记录。一次课间休息，罗金奇怪地问任克：“秘书同志，你懂俄语吗？怎么我一讲，你就不停地记呀？”任克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在记翻译同志的译文，您讲的内容太多，一下子记不完。”罗金恍然大悟。以后，他每講完一段内容，总要稍停一会儿，让大家做好笔记。endprint

一天，罗金讲课，讲到关键处突然停住了，将话题转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孙继先立刻站起身，生气地说：“上校同志，刚才那个问题，您怎么讲了一半就不讲了？”课后，孙继先从罗金那里得知，当时在现场的有苏联克格勃的人。苏联方面有规定，有关导弹核心技术的内容不允许向中国人透露。罗金诚恳地表示：“今后在合适的场合，我会把一些关键技术讲透彻。”

一次，谢洛夫斯基上校讲“空空导弹靶场试验法”一课，因有克格勃的人在场，他只好按照讲义上的内容照本宣科。下课前，坐在后边的监课“专家”提前退场了。谢洛夫斯基抓住20多分钟的宝贵时间，开始“拖堂”。他介绍了苏联在空空导弹试验中由于速度没有掌握好，带有导弹的攻击机和米格-15靶机曾发生碰撞的惨痛教训，嘱咐中国同志要引以为戒。

1959年8月，C-75地空导弹项目率先进入实弹射击。为了给试验提供靶机，第二试验部的8位专家冒着酷暑来到了陕西武功机场。负责靶机自动控制的捷连契耶夫中校患有高血压，却拒绝保健医生给他测量血压。他说：“我们来华工作时间不长，有点病不能影响工作！”一次，接送专家到试验场地的汽车迟到了几分钟，一位专家就发脾气说：“这不是打猎，而是去执行任务，再出这样的事，我要找孙继先将军去告状！”C-75地空导弹首次射击试验即获得成功，苏联专家们特别兴奋，专家组向莫斯科写了专门报告。

K-5M空空导弹首次执行实弹射击任务期间，空中飞机种类多，攻击机和靶机配合精度要求很高。谢洛夫斯基上校和专家组特别注意帮助中国技术人员熟悉试验操作，从导弹测试检查、靶机准备，到飞行员射击要领，各项技术都力求精益求精。

1959年秋，东风基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大队人马开进戈壁滩。面对大量技术复杂的高精度仪器设备，第一试验部（负责地地导弹）按专业选派了20多名技术人员，跟苏联专家一对一地学操作。他们一同启封设备，分析图纸，安装、调试仪器。通过实际动手，部队官兵既了解了设备的技术性能和工作原理，又熟练地掌握了调试和操作方法。

对于地地导弹的发射训练，苏联专家更是严格要求，发射分队的官兵不仅要背熟操作规程，口令、动作必须规范化，不符合要求就要重做，合练后要进行讲评。对操作中出现的差错，专家批评得很严厉。第一试验部根据苏联专家传授的经验，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各岗位技术操作守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苏联专家认真传授，严格要求，部队官兵勤学苦练，为日后导弹发射试验练出了扎实的基本功。

毛泽东风趣地向孙继先传授当好司令员的“诀窍”

中国发展“两弹”事业，备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关注。1959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把孙继先请到自己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住地。

毛泽东招呼孙继先在身边坐下。毛泽东说：“孙继先同志，我们见过面。当年的大渡河的勇士，如今的导弹司令，好啊！”他又亲切地询问孙继先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

在听取孙继先有关导弹基地的汇报后，毛泽东诙谐地问：“我们的孙司令员，你这个中将，恐怕比基地所有苏联专家的军衔都高吧？”

孙继先谦逊地点点头说：“苏联专家中曾有一位少将，搞完选址勘测就回国了，后边来的靶场专家，军衔最高的是上校。”

“噢，你的军衔要比苏联专家高好几级！你跟人家吵过架没有？”

孙继先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照直回答毛泽东的问话：“吵架倒没有，但顶过他们。”

毛泽东笑着追问：“为什么事儿顶他们呀？”

孙继先说：“主要是工作中的一些矛盾，有时意见不统一，发生过争执。我是司令员，大家有意见都集中到我这里，我不说，就没人敢说，对于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譬如，中国从苏联购进的新设备，拆封一看，有的是淘汰的旧设备，有的还经过大修，只是粘贴上新的出厂标签。这些老掉牙的设备一经安装调试，不是这儿出问题，就是那儿有毛病。孙继先曾很不客气地对专家组组长罗金说：“我们中国人不是讨饭的，这些设备是我们国家花了许多外汇才买来的，你们竟然给我们这样的破烂！”

再如，有的技术干部反映，苏联专家在讲授弹道计算课程时，只给计算结果，不讲公式的推导過程，我们的技术人员只能自己摸索着推导，推导出结果，专家不理不睬。孙继先曾不客气地质问这位专家：“老师教学生，还吞吞吐吐不讲明白？！”

孙继先向毛泽东检讨说：“我脾气暴，以后还要注意工作方法。”

毛泽东非但没有批评孙继先，反而称赞说：“司令员嘛，就得有点脾气，我看发发脾气好！我在苏联与斯大林同志谈判时，也顶过他。苏联人有熊气，我们中国人也有虎气！当然喽，还要尊重对方。”

接着，毛泽东又问：“那么，你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没有？”

孙继先一二三四五地细数了一番。

对于具体技术问题，毛泽东不做细问，却不断对孙继先讲，既然我们把苏联专家请来，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条件，人家的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进，人造卫星都上天了，我们要学会当学生，当苏联“老大哥”的学生。学到的东西要尽快消化吸收，要能够举一反三，说不定哪一天，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又把学过的知识全都还给先生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不能总拄着拐棍走路，要把本事真正学到手，一旦甩开拐棍，我们自己也能走路。

毛泽东一再鼓励孙继先：“尽量多学一点儿本事，把我们自己的导弹发射出去！中国的导弹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短暂的谈话之后，孙继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丰泽园。毛泽东意味深长的谈话深深铭刻在他的心坎里。

不久，孙继先从军委有关领导口中听到一些内部情况：苏联方面已经通知中国政府，停止向中国供应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军委领导嘱咐孙继先，东风基地也要有所准备，一切工作都要抢在时间的前边，以防突发事件而措手不及。这时，孙继先更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跟他谈话的内涵。endprint

在额济纳旗戈壁滩上吃到了俄罗斯风味的美食

从1959年夏秋起，中国遭受了连续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很困难。东风基地建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大漠戈壁地区，许多解放军官兵都感到生活艰苦，水土不服，更何况苏联专家了。官兵们挖光了弱水河两岸的灰灰菜，打光了方圆几十公里的沙枣，甚至把骆驼刺和玉米芯子磨碎了掺在主粮里当代食品。周恩来曾多次向孙继先问起苏联专家的生活情况，还通过有关部门调来东北的哈白猪和北京的填鸭，保证苏联专家能吃到活的家畜和家禽。

苏联人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特点，爱吃肉，爱喝奶，爱吃甜食，哪怕最简单的一顿饭也要有三道菜：第一道是红菜汤；第二道是热菜，如奶油烤鱼、罐焖羊肉、土豆烧牛肉；最后一道是甜食。可是东风基地的炊事员没人会烤面包，更没人会做西餐。为此，孙继先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派神通广大的副司令员李福泽出马，向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哈尔滨市委书记求援，总算给基地找到几位西餐厨师，基本解决了苏联专家吃西餐的问题。

1960年2月5日，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大将到东风基地视察。为此，基地各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饮食起居更是面面俱到，就连巴托夫用餐的食谱，都是孙继先和西餐大厨一起制订的。巴托夫没有想到，在中国荒凉的西北戈壁滩，还能吃到家乡风味的美食。

对视察工作，巴托夫绝非走马观花。身材矮小的巴托夫，目光似鹰隼。不管是苏联专家还是东风基地领导，只要他认为做得不满意的地方，就会大声地、不留情面地严加训斥。他对基地尚未完善的场地建设、营房管理和苏联专家的生活，提出了诸多建议。

巴托夫提出的问题，有些是他亲眼看到的，有些却是“耳风”。有少数苏联专家说东风基地的伙食不好，生活条件差，娱乐设施不健全，还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告孙继先和东风基地的状。

巴托夫视察后，东风基地有关部门逐项落实了整改措施。比如：

为适应基地工作站点多，专家居住分散的特点，后勤部门改装了一台流动售货车，定期巡回各站点，将日常生活用品送货上门。管理处购买10台家用电冰箱，配备在专家住地，便于生鲜食品的贮藏。

为解决苏联专家和家属的医疗问题，基地开设了特别诊室和病房，健全了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和小儿科。后勤卫生处加强了对苏联专家的日常保健，以及对流行性感冒和痢疾等季节性疾病的预防措施。

苏联专家几乎每天都要洗澡。当时基地的澡堂尚未完工，而正在基地施工的兰州建筑公司有盆堂，基地发电厂有淋浴室，能够方便他们洗浴。管理处为专家招待所增加了卧具，勤洗勤换，还调来两名洗衣工为专家们洗涤衣物。

为丰富苏联专家的娱乐活动，专家招待所增加了台球、棋类等娱乐设施。小礼堂每周举办两次舞会，戈壁滩响起了节奏明快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两位专家组组长突然奉调回国的警示

1960年2月19日，国防科委下达命令，决定于5月底至6月初进行苏制P-2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军委和总部首长不断发来指示：抓紧，抓紧，再抓紧；多学，多学，再多学。孙继先已经嗅出其中的火药味。他带领基地党委一班人从实战出发，抓紧利用苏联专家现场指导的有利條件，组织部队反复进行设备联试和综合演练，使部队在较短时间内熟悉测试操作技术，掌握协同动作，为独立发射P-2导弹练好基本功。孙继先最关心的还是P-2导弹的发射操作。他经常和罗金上校一起到现场观看操作演练，用心领会关键要领，做到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出差错。

5月26日，巴托夫大将再次来东风基地视察。在基地举行的告别晚宴上，巴托夫突然宣布：“亲爱的中国朋友们，现在我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你们的朋友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明天就要回国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不要说在场的中国同志，就连罗金和谢洛夫斯基也惊诧不已。

孙继先严肃地质问巴托夫：“总顾问同志，发射场的设备调试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怎么突然就离开呢？”

巴托夫不做任何解释，只是冷冷地说：“我们国家需要他们！”巴托夫感到不能自圆其说，又解释道：“你们不必担心靶场的后续工作，第一试验部专家组组长契尔科夫同志不是还在吗？他可以担任整个导弹靶场专家组的代组长！”

宴会不欢而散。

回到办公室，孙继先冷静地思考着前后发生的事情，不想，罗金推门而入！

一脸愧疚的罗金，用手比画着说：“孙将军，我明天就要走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要告诉你的是……”

罗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匆匆塞在孙继先手中，然后用手指重重地点了几下，又做了拍照的动作。

孙继先明白罗金的意思。他紧紧握住罗金的手，用俄语低声说：“谢谢！”目光中充满了感激。

罗金离开后，孙继先立即拿起直通北京的红色专用电话，向周恩来汇报这一紧急情况。周恩来果断命令：“马上找人拍照，不管有没有用，全部拍下来，过后再翻译分析。”周恩来再三叮嘱孙继先：“一定要注意保密！要确保罗金同志的安全！”

在基地参谋长徐明少将的宿舍里，同样发生了感人的一幕。心中愤懑的谢洛夫斯基来找徐明喝酒。徐明和谢洛夫斯基都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东风基地朝夕相处的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时，他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干完一杯酒，就是一阵热烈的拥抱，一切尽在不言中。

临别时，谢洛夫斯基向徐明提出一个请求：“参谋长同志，你能否送给我毛泽东主席的三本书做纪念？”谢洛夫斯基所说的三本书正是毛泽东的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后来被合称为“老三篇”。20世纪50年代后期，解放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谢洛夫斯基感受到了东风基地的广大官兵为了国防尖端科技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崇高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毛泽东主席的光辉著作正是他们的精神食粮！endprint

第二天，孙继先率东风基地全体负责同志到鼎新机场为巴托夫大将和罗金、谢洛夫斯基送行。孙继先紧紧握住罗金和谢洛夫斯基的手，用生硬的俄语说：“谢谢你们，我最尊敬的苏联同志，感谢你们的真诚帮助。中苏友谊万岁！”

罗金走后，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技术资料，通过绝密专递，送到北京国防部五院，请专家分析鉴定。专家的答复是：这些资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很有价值。

多年后，每当提起罗金和谢洛夫斯基等苏联专家，孙继先都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说：“他们是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卡脖子的液氧助燃剂

罗金和谢洛夫斯基走后，契尔科夫成了东风基地苏联专家组的“大拿”。他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指示，极力干扰P-2导弹发射计划。他不允许使用中国生产的液氧助燃剂发射导弹，必须订购苏联的液氧产品。

导弹发射升空，推进剂是关键。P-2导弹采用液体推进剂，即酒精燃烧剂和液氧助燃剂。在导弹发射点火时，两种液体在过氧化氢的催化下迅速混合，产生巨大的推力，将导弹推向预定射程。

液氧在常温下极易挥发。如果把几十吨液氧通过铁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运至黑龙江的绥芬河，再转运到大西北的额济纳旗，还能剩下多少？为确保P-2导弹发射万无一失，中方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条件。

根据中苏双方的订购合同：1960年5月25日前，苏联方面将第一批液氧运抵东风基地；6月5日前，将第二批液氧运抵基地。然而，苏联方面制造种种理由一再拖延。7月下旬，孙继先接到国防部通知：因苏联西伯利亚液氧生产厂发生了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早在中国引进苏联导弹技术之初，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就郑重提出，搞导弹主要看发动机用什么燃料，中国一定要研制新的高能燃料，这样火箭、导弹才能做得大，射得远。据此，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等单位，都开始研发高能燃料。当中国方面得知苏联方面不能履行合同后，立即安排吉林102厂紧急生产液态氧。

运输液氧的槽车经过几天的疾驰，终于抵达东风基地。特燃库化验室在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的指导下，对国产液氧进行了全项分析化验，结果证明：其纯度、比重、黏度、闪点、杂质等各项指标，完全符合P-2导弹加注的技术要求。而契尔科夫对化验报告不屑一顾，硬说中国生产的液氧含乙炔过多，绝对不能用！为慎重起见，孙继先决定再做一次检验，结果，各项参数均符合技术标准。

第二天上午，孙继先请契尔科夫一起来到特种燃料仓库，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液氧的使用问题。契尔科夫强词夺理地说：“我们苏联的液氧是在专门生产火箭推进剂的工厂生产的，你们是化肥厂生产的，液氧中不可能没有机械杂质！”

孙继先霍地站起来，气愤地说：“管它什么工厂生产的，质量合格就可以用！”

契尔科夫也站起身，气急败坏地咆哮：“合格不合格，我不管！能不能转注，我说了算！”

由于发射P-2导弹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军事顾问团手中，国防科委只好再次与苏联方面交涉。

“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得住！”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推行“改革路线”，企图将中国拉入其“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毛泽东和中共当然不能同意。中苏两党随后出现严重分歧。为了扼制中国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苏联方面先是停止供应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随后又在导弹技术资料、专用设备和器材的供应方面制造种种障碍，妄图卡住中国的脖子。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不等中国政府做出反应，苏联方面又发来第二个通知，援华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全部撤离中国。对于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径，中国政府发出了义正词严的照会。

此时，留在东风基地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还有54人。为向全体专家传达中国政府的照会，基地领导决定以礼相待，举行一次丰盛的酒会。

酒会由孙继先主持。他衷心感谢苏联专家为建设东风基地付出的辛勤劳动，深切感怀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随后，基地政委栗在山表情严肃，话语铿锵，宣读中国政府照会的全文。

正在享用美味的专家们，此时放下手中的酒杯和刀叉，聚精会神地品味照会中的每一句话。餐厅里没有一点声响，更没有人中途退场。大多数专家情绪低落，对苏联政府的做法表示遗憾。只有契尔科夫等少数人，极力为苏联政府辩护，散布极不友好的言论。

苏联专家正式撤离东风基地的日子屈指可数。孙继先要求基地全体指战员一如既往，尊重每一位苏联专家。他说：“苏联专家在东风基地工作了两年多，帮助我们完成了靶场的选址勘察和工程设计，协助我们安装仪器设备，培训技术队伍，指导我们成功进行了地空导弹、空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习，使我们初步掌握了组织、实施地地导弹发射的技能。中苏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要把‘背信弃义这笔账，记在赫鲁晓夫集团身上！”

中国同志的真诚友善，使苏联专家们深受感动。他们抓紧有限的时间与中国技术人员交接工作，反复交代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有的专家把自己的重要讲稿和保密本悄悄交给中国翻译，让他们连夜抄下来。他们深信，中国地地导弹的发射也一定能取得成功！

在北京国防部五院，1059仿制导弹总设计师梁守槃把国产液氧的化学分析资料送给驻五院发动机专家组组长施涅金，请他给出一个结论。施涅金是一位正直的苏联专家，不愿意放弃做了一半的工作，给中国人留下一个烂摊子。临走前，他反复验证了国产液氧的检测报告，明确告知：“中国生产的液氧符合设计要求，可以使用。”

在东风基地工作的最后54位苏联专家及其家属，于8月4日和18日分两批撤离额济纳旗，到北京集中，等候一周一趟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在北京站宽敞的一号站台上，苏联专家与送行的中国同志依依惜别。大家热烈地握手、拥抱，戈壁滩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为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共同奋斗——此时，凝聚成一个共同的心声：任凭风吹浪打，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苏联“老大哥”走了，一个不留地走了。沸腾了近三年的额济纳旗戈壁滩，顷刻一片寂静。时值盛夏，戈壁滩却如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西伯利亚寒流。

在东风基地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孙继先神态坚毅，声似洪钟：“同志们，这些日子基地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很不是滋味。P-2导弹马上就要发射了，苏联专家却突然撤走了。这是什么？是背信弃义，是釜底抽薪！

“苏联专家走了，戈壁滩还有我们，发射场还有我们！我们是谁？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支导弹试验部队！在我们的身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有国防部五院广大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要怕，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得住！”

9月10日，即苏联专家撤离20多天后，等待半年之久的苏制P-2导弹发射任务终于启动，弹着区甘肃安西，射程554公里，由东风基地广大官兵独立发射成功。

11月5日，第一枚国产1059仿制导弹巍然屹立在导弹发射架上。一声令下，导弹腾空而起，首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一个月后，第二枚1059战斗弹也发射成功。紧接着，第三枚1059遙测导弹再次发射，第一次取得比较完整的导弹飞行试验的遥测数据。在42天内，国产1059导弹三箭连发，实现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从常规向尖端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中国人手中终于有了一根不惧威胁的“打狗棍”。

经过近60年的建设和发展，当年的东风导弹训练基地现已发展成举世瞩目的东风航天城——中国载人航天中心，成为与拜科努尔发射场、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的世界三大发射场之一。中国第一次“两弹”结合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第一个空间站“天宫一号”……都从这里发射升空。

当年孙继先与苏联“老大哥”之间发生的一个个真实故事，正是苏联专家援助中国建设导弹基地的一个缩影，其中的是非曲直历史已做出公正的结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