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批判的时间维度
——评穆·普殊同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当代解读

黄　璐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空间化转向问题在今天已经为国内外学界所普遍关注，从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爱德华·W.苏贾(Edward W. Soja)到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重要阐释。然而，在这样的语境下，特别是在全球化这样一个空间内，如何重新基于马克思文本去理解时间的历史意义、马克思的时间叙事逻辑是否已经过时，这些仍然都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穆·普殊同*穆·普殊同(Moishe Postone)1942年出生在一个加拿大犹太人家庭，198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2018年3月19日辞世。研究方向为现代欧洲思想史、当代全球转型以及社会理论，特别是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代表作有：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1993)、History and Heteronomy: Critical Essays(2009)。从时间维度重新分析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思路，能够为当今学界提供有益的借鉴。2018年3月19日，普殊同辞世。在此，谨以此文纪念这位著名学者。

一、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

在对“所有基于由市场经济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建构的阶级关系来理解资本主义”*Moishe Postone, “Rethinking Marx’s Critical Theory”, in History and Heteronomy, Japan: UTCP, 2009, p.33.的“传统马克思主义”(traditional Marxism)的批判过程中，普殊同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第二国际”以来欧美学界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错误地站在超历史的劳动立场上来批判资本主义，而要恢复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本质批判首先就需要对马克思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考察。因此，普殊同从马克思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引出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辩证法，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重新阐释。

普殊同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国外学界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最后补加的“价值”篇中指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资本论》第一卷中将商品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这体现了马克思在解读思路上向概念历史特殊性的转向。因此，普殊同强调在分析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论述时，必须考虑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才是产品的普遍形式，才是作为商品的商品。普殊同结合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理论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不仅仅是产品，而且也是特定社会关系的对象化形式，商品“不是一种具有价值属性的使用价值本身，它作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物质对象化，既是使用价值，也是价值本身，因而具有交换价值”*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55、p.150、pp.214-215.。商品本身具有双重维度，它对买者来说具有特殊的质，因此它才会被购买，但是它对卖者来说却是社会一般性的维度。由此，商品二重性的相互作用必然会产生内在矛盾。普殊同指出，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内在矛盾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处于中心地位。

马克思将生产商品价值的劳动称为抽象劳动，将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称为具体劳动，“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8、51页。，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普殊同联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对此作出进一步解读，在他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抽象劳动误认为一个超历史的纯生理意义上的劳动一般，没有看到它其实是资本主义商品中特有的范畴。普殊同抓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抽象劳动的表述，结合对《大纲》的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中介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即资本主义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在不同的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劳动，普殊同区分了劳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性维度的不同体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如血缘关系等社会关系是直观存在的。这种社会关系构建着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由此劳动拥有社会性。不同的劳动被外在于它们的社会关系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性，彼此间有着质的特殊性差异。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本身成为了一个社会中介。“抽象劳动不是指劳动的一种特殊种类，也不是具体劳动一般；它表达了资本主义劳动除了作为生产性活动功能之外的独特社会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8、51页。。这个独特的社会功能在普殊同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劳动自身凭借社会中介的历史特殊性功能，构建一个替代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公开社会关系的社会结构，由此赋予自身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劳动变成了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这种反涉性决定了劳动自我中介的社会性的特殊本质，以及由这种社会中介建构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在这里，普殊同抓住劳动具有社会性和劳动本身是社会性之间的区别，由此认为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本身是社会性的资本主义劳动，提出克服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立脚点是对其进行批判，这是普殊同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动的定位的把握。

在分析资本主义抽象劳动构建的价值关系时，普殊同通过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问题来引出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8、51页。在他看来，马克思对价值量的社会性维度的分析，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劳动、时间和社会必然性三者之间关系之判定的。

普殊同将时间区分为非独立变量的具体时间和独立变量的抽象时间两种。在抽象时间产生之前，人们依据具体时间来生活。具体时间主要有两种衡量方式：季节之类的事件与可变的时间性单位，所以具体时间之间有着不同性质的区别。虽然钟表技术的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测量相等时间单位，但是普殊同强调抽象时间的产生不能仅以技术本身的发展为标准，还要联系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加以考察。因此，只有当相等时间单位对人们的日常活动具有社会意义，“时间的花费由作为活动的结果转变为作为活动的规范化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8、51页。时，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形成时，抽象时间才得以产生。随着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抽象时间的统治地位于是得到确立。普殊同抓住马克思对价值量计算方法的界定，即“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算。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8、51页。，将作为价值量衡量标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界定为抽象时间。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具有的社会中介特性，作为劳动衡量标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具有社会性。由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独立于个人的、生产者必须遵循的一般的时间规范性强制，体现了由资本主义劳动构建的社会统治的形式规定，是一种历史的、特定的社会必然性。普殊同进一步将抽象时间界定为“统一的、持续的、同质的以及‘无内容’的时间，也就是独立于事件的时间”*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2、p.288、p.294、p.300、p.300.。

虽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独立于个人，但是，它对社会总体来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地被重构。“社会一般生产力的改变，并没有改变每个抽象时间单位内生产的总价值，但是改变了这个时间单位本身的判定。”*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2、p.288、p.294、p.300、p.300.普殊同将其中的“时间单位本身”界定为“社会劳动小时”(social labor hour)。社会劳动小时在他那里并不是抽象时间量意义上的规定性，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抽象的时间性衡量单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小时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数量增加，生产的总价值被分配到更多的商品中，每个商品的价值量减少，这样就会重新设定一个新的社会劳动小时来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因此，它处于一种保持恒定但又被向前推进的矛盾中。当然，社会劳动小时也会反过来重新设定这个新生产力，生产力的基础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被改革，虽然在一个社会劳动小时内还是产生不变的价值量，但是这个生产力确实得到了发展。

在上述过程中，社会劳动小时和生产力都在时间中被向前推进，但是这种与生产力使用价值相关的运动并不能在物化的抽象时间中显示，所以，普殊同提出了历史时间概念来作为另一种测量模式。不同于以季节等为衡量标准的具体时间，历史时间作为资本主义构建的一种特殊时间形式是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它是“时间的运动，而不是在时间内的运动”，并且这种运动速度是可以变化的。普殊同将资本主义时间的双重规定表述为：“一方面是历史持续地加速流动；另一方面是时间运动持续转换成一个不变的当前存在。”*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2、p.288、p.294、p.300、p.300.这种抽象时间和具体时间的相互作用、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规律性特征被普殊同形象地称为“跑步机动力”(treadmill effect)，并将它称为资本主义内在历史逻辑的初始特征。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推进，普殊同实际上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在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矛盾中以一个更基础的概念形式展现出来。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并不反映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指资本主义的两种时间形式，它们都是异化关系的表述。

在此基础上，普殊同阐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统治形式：“首先是抽象时间作为当前时间的统治；其次是持续性变革的必然过程。”*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2、p.288、p.294、p.300、p.300.这两种统治都是社会性的构建物，但一旦被构建出来就会超出人们的控制，反过来统治构建者。尽管资本主义的时间统治在物质利益维度上表现为有利于资产阶级，其实，它是超越所有个体控制的一种社会强制性规定，包括了对资产阶级支配权力的超越。人们不仅要让当前的生产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要随着历史时间的发展，努力跟上时间的步伐不断追求更高的生产力。由此普殊同才会说：“马克思对抽象支配的分析，比起福柯试图以现代世界的权力这一概念来把握，更缜密更确凿。此外，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福柯毛细血管权力这一概念的片面性。马克思对支配形式的分析不仅仅是无孔不入的和空间性的，更是过程的和时间性的。也就是说，同时既为毛细血管又为包罗万象。”*[加]普殊同(Moishe Postone)：《马克思与现代性》，任致均译，载汪晖等主编：《区域:亚洲研究论丛——重新思考二十世纪》，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应该说，这段话点出了普殊同从时间视角阐释资本主义统治权力的主要观点。

二、时间与解放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崩溃路径

在从时间性维度考察资本主义统治权力建构时，普殊同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在不断生产‘新’的同时，也不断再生产着‘同’。这个动力产生了另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可能性，同时也阻碍这种可能性的实现。”*Moishe Postone, “Rethinking Marx’s Critical Theory”, in History and Heteronomy, Japan: UTCP, 2009, p.42.在这里，普殊同把握住了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基本维度，提出资本主义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相互作用产生的“跑步机动力”在全面建构资本主义统治权力的时候，也会进一步生发出这种建构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从而资本主义内在的方向性动力最终会指向资本统治权力消亡的可能。

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解为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及市场之间的矛盾、从而将共产主义作为与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普殊同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纳入了资本的二重性之中，从时间维度对其作出了阐发。普殊同认为生产力概念不能局限于工人的当前直接劳动，而应该从社会历史性构建的历史时间角度加以考察；生产关系概念，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介的价值，则需要由直接劳动时间的花费来衡量。因此，在普殊同看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矛盾。普殊同结合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重构与改革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行了具体说明。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价值仍然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决定形式，并且“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是直接劳动时间”*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5.，因此直接的人类劳动时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使用价值会重构价值。虽然价值量仅仅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身的衡量单位又是被生产力的变化所建构的。同时，价值也会改革使用价值，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不断地设定一个新的生产力基础水平。这样，资本主义呈现持续不断对更高生产力水平的追求。在这里，普殊同区分了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两种生产形式：以直接生产者的知识、技能和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形式和以人类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生产形式*参见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98.。前者是在当前抽象时间基础上的生产，而后者则代表了历史时间中的生产，后者是作为前者的否定而产生的。这种否定就体现在，随着历史时间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会带来直接人类劳动的缩减和物质财富数量的持续增加，这使得价值越来越无法充当生产出来的现实财富的衡量尺度。正如马克思在《大纲》中描述的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分离，“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0、94-95、101页。普殊同进一步指出，由于这种生产力发展对直接人类劳动必要性的缩减，价值和现实财富的生产潜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这也就产生了扬弃价值的支配并获得解放的可能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普殊同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阐述显然受到马克思《大纲》相关论述的影响。在《大纲》的“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明确地将直接劳动时间界定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0、94-95、101页。，并且指出资本的趋势就是一方面致力于压缩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这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劳动时间不断减少，“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赋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0、94-95、101页。一旦价值被扬弃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100、94-95、101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普殊同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是将马克思论证中的时间性维度提炼出来并作为本质层面加以强调。

马克思在《大纲》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篇中对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路径的描述是，“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6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扬弃资本的可能性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的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下降，增加了剩余时间，而这意味着整个社会中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增加了，个性得到了丰富的发展，“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6页。。这也正是普殊同从劳动方面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下人们所从事的劳动与倘若价值被废除并且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生产潜力被反过来应用于将人们从由他们自己的劳动所构成的异化结构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可能会从事的劳动之间的矛盾”*[加] 莫伊舍·波斯顿(Moishe Postone)：《〈大纲〉视角中的〈资本论〉》，载[意]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对于这样一个矛盾运动是否可以直接自动走向资本主义的崩溃，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论，而普殊同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看到在大工业时代，随着机器的运用，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反而导致工人受到了更严重的剥削。价值并没有被历史时间的积累所取代，而是被不断重构。“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即价值形式，它是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结构的保障。”*黄玮杰：《一般智力、价值形式与激进辩证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所以，普殊同强调意识的作用，认为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且意识到他们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生活，从而“当大众不再愿意从事无用的劳动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时机就到来了”*Moishe Postone、康凌：《重读马克思：关于“时间”与“劳动”的省思——Postone教授访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这里的不愿意指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可以不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生活，也就是认识到这样的劳动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必要的，而不是对劳动的主观逃避，这是普殊同受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影响的体现。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崩溃之后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如何存在，普殊同抓住马克思在《大纲》中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阐述：“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80页。，提出劳动时间虽然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但是会发生转型，也就是说，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形式不再是从时间维度衡量的价值，而是从物质维度理解的物质财富。这里的物质财富不同于由抽象劳动单独构建的价值，它是由具体劳动和自然界共同创造的。普殊同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不再是作为独立的客观衡量标准存在，而最多只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使用价值。

三、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空间化转向的典型代表，美国学者爱德华·W.苏贾认为：“批判阐释学仍然被笼罩于一种时间性的万能叙事(master-narrative)，笼罩于一种历史的想像，而不是笼罩于一种可以相比较的地理学想像。”*[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37页。并且提出：“在当代语境里，藏匿各种结果使我们无法看见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37页。苏贾认为需要用空间维度彻底取代时间维度,建构起一种绝对本体化的空间理论。在这里，苏贾其实并没有把握马克思时间概念的真正内涵，正如唐正东教授所说：“马克思由于打开了历史—时间关系中的内在性社会关系的内容，因此，他所理解的历史过程(即时间关系)并非苏贾所说的那种由自在之物所建构的因果关系演变史，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史。”*唐正东：《社会——空间辩证法与历史想象的重构——以爱德华·苏贾为例》，《学海》2016年第1期。所以面对当今资本主义特定的空间结构，时间逻辑并没有过时。时间的优先性在马克思那里有其特定的理论意义，并不能被空间逻辑所完全取代。因为只有从时间，特别是抽象时间入手，我们才能真正解开资本主义的秘密。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80页。从这个角度来看，普殊同从时间性维度阐释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从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重新解读，毫无疑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普殊同在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础概念进行再考察时，首先强调其概念的历史特殊性。他区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指出不是只有到了剩余价值概念马克思才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大纲》及《资本论》中，像商品、劳动、价值、时间等概念出场时就已经是带有批判性的概念。正如马克思自己在《大纲》中对处于抽象层面概念的定位：“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这些经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中介的，并且只反映上述对立表现消失不见的那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普殊同说明了创造商品的资本主义劳动本身既是本质又是表现形式，要克服资本主义就必须扬弃资本主义劳动，也就是扬弃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在对克服资本主义路径的探索中，普殊同从从时间角度对价值量的社会性维度进行分析着手。在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这两种资本主义时间的相互作用中，普殊同结合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辩证法阐述了资本主义统治和覆灭的内在逻辑。在这一点上，普殊同抓住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观点，始终坚持从内在矛盾的视角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概念的布展，这对于我们研究经典文本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普殊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发还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究其原因是他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颠覆，以及对《大纲》和《资本论》之间理论关系理解的局限。

普殊同将《资本论》三卷之间的关系理解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价值的分析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而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格的分析只是为了说明这个本质是如何呈现在‘社会表面’的。”*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34.也就是说，普殊同认为具体只是为了说明抽象，因此他强调要从具体回归抽象。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要由内含矛盾的抽象一步步揭示出具体的丰富性。马克思将抽象的作用理解为：“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是有待于而且也必须上升到具体的层面的。普殊同的这种方法论缺陷也与他对《大纲》和《资本论》两者关系的理解有关。他认为《资本论》虽然对相关概念的阐述更加详细并且整体组织严密，但是本身并不容易阅读，而《大纲》相比之下虽然并没有阐明社会理论批判的所有方面，但是更容易被理解，并且“《大纲》能够阐明马克思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与核心”*[加]莫伊舍·波斯顿(Moishe Postone)：《〈大纲〉视角中的〈资本论〉》，载[意]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所以他是以《大纲》为基础来理解《资本论》，他抓住马克思在《大纲》，特别是“机器论片段”中的相关论述，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理论建构的基础。

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了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是总体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抽象劳动，并不是满足直接需要的超历史的劳动。但是，马克思此时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抽象劳动更多的还是指向活劳动的直接劳动时间的界定。所以在《大纲》中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大工业对工人直接劳动的排挤所导致的矛盾，但是他还没有看到死劳动吸纳活劳动恰恰是资本生产的基础，也就是活劳动被资本吸纳成为资本的一部分，促进资本自身的运动，因此马克思也没有认识到直接劳动的消失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崩溃的可能，而是资本本身运作的结果。在本质的劳动价值论层面，劳动力商品创造了剩余价值，但是在具体层面，资本自身完成自我增殖，这是形式对于本质的硬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力商品进入市场，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商品并消费它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价值，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就进一步演变为劳资矛盾。马克思进而从剩余价值理论过渡到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等，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而普殊同恰恰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大纲》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停留在《大纲》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崩溃路径的探索层面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普殊同不能理解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深刻之处，这是与他拘泥于使用价值和价值、抽象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矛盾运动但忽视了资本主义矛盾在具体展开过程中的发展思路是直接相关的。

此外，虽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时间逻辑的确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空间的重要性。“《资本论》决不是一部单纯强调‘时间’的著作,它在最终指向上恰恰是要借助于时间的运动来实现空间的变革。”*孙乐强：《〈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讨论自由王国的时候空间已经由时间的附属手段转变为目的本身，而普殊同仅仅抓住时间视角而忽视了《资本论》中的这一转变。在这方面，虽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转向过于夸大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本身不重要。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曾表明他从空间维度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重构的著作《资本的界限》是他自己所有研究的基础。正是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阅读，哈维从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这两个角度来探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空间理论，建构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所蕴含的空间思想无疑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我们只有深入剖析马克思时间与空间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发展，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性探索过程，进而准确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