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体育制度之殇
——从“孙杨事件”得到的启示

高 升，冯青山

（山西大同大学体育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1956年3月23 日开始施行的《体育运动委员会组织简则》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统一领导和监督全国的体育事业”。这一规定将体育制度的领导权完全交到了政府手上，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即“举国体制”，这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下运行了20余年，对特定历史时期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我国竞技体育跻身于世界强国构建起最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最大效果[1]。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后，竞技体育利益结构与权力都需要重新调整与认定，原有的“举国体制”早已无法满足新时期体育人才发展的要求，竞技体育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2013年11月4 日下午，奥运冠军孙杨因无证驾驶被杭州市公安机关处以2 000元罚款和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同时被其主管单位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处以停赛停训处分，国家体育总局也在11月6日对其做出了暂不参加国家游泳队集训的重罚[2]，这一事件再次将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制度推到了风口浪尖。下面我们将沿着我国竞技体育制度的发展历史，吸取“孙杨事件”的教训，整理我国现行竞技体育制度之殇，提出改革的基本思路。

1 “孙杨事件”的背后

1.1 个人主义兴起

孙杨功成名就后，特例独行的个性逐渐展现了出来，闹出了多次不按时归队训练、私自出国旅游、未按规定报送行踪等一系列事件，这些将孙杨的个人主义暴露无遗。个人主义核心是个人自由第一，强调自己对自己的支配地位。但是在集体中，一个人是不可以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人或集体。“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不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的观点是团结才能够使集体强大起来，可以胜任很多事情。这句话非常恰当地道出了“个人主义”的弊端与“集体主义”的优势，鼓励人们团结成一个集体。而孙杨恰恰相反，其个人主义严重影响了团队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1.2 荣辱观偏差

日前，网上惊曝中国游泳队在内的多名队员，如汪顺、郝运、李昀琦等人辱骂孙杨，并连续爆粗口，其内容极度不堪，让人难以想象这居然就是游泳队的素质。据网友揭露，孙杨在游泳队中的异军突起，为他带来了荣誉的同时，也让他招致了很多人的嫉妒和愤恨。一些队友表面上对他很亲热，实际上暗地里却在诅咒他，甚至还在奥运会游泳决赛中希望韩国人夺冠。如此的两面三刀，以及厚黑的做法，竟然是由一些十几、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而且其中还牵涉到一些女队员，着实使人惊异。游泳队会不会由此内讧呢？忌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儿时的争强好胜引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自我评价的意识开始形成，当家长、老师或社会给予他们的评价不当，并逐渐积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畸形评价体系。事实上，一般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程度的妒忌，但是他们一般可以在产生嫉妒时借助丰富的生活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分析其原因，忌妒一半归咎于道德方面，另一半归咎于智力方面。

1.3 道德意识不健全

出征巴塞罗那前，孙杨与昔日教练的关系由于训练及个人原因已经达到冰点，这一事件也被戏称为“巴塞罗那的快意恩仇”。关于其原因的说法较多，不过均为单方的辩解或流言，我们暂不去探讨。我们仅仅从运动员与教练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孙杨曾在媒体面前说：“我从来没有否定过朱导，就像我在多种场合表示的那样，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朱导对我的付出和帮助。我能在这么短时间恢复，除了天赋之外，也是跟朱导多年给我打下的底子有关系。我要感谢现在的教练（张亚东），也要感谢之前的教练（朱志根）”[3]。但是，之后的事情却让我们大跌眼镜，师徒闹矛盾，孙杨要换教练，而且甚至惊动了110，从这个角度讲，可以看作是对朱志根教练的不尊重与否定，这与我们的传统美德尊敬老师是大相径庭，暴露出了孙杨不健全的道德意识。当然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孙杨，问题的源头是片面追求金牌的畸形体育制度。

1.4 法律意识淡薄

游泳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孙杨2013年11月3日在杭州涉嫌无证驾驶一辆卡宴与公交车相撞，造成一起交通事故，这起事故由公交车负全责，之后孙杨在媒体面前道歉时公开将无证驾驶归咎于法律意识淡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无证驾驶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法律责任，这一规定属于基本交通法律的基本常识。孙杨虽多次触犯队规，甚至与教练发生冲突，都可以归纳为素质教育缺陷，但这次违法行为让我们不得不质疑当今体育制度的教育功能形同虚设。

2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殇”在何处

2.1 素质教育的断层

当前体育体制的弊端造成了竞技体育的大量短期行为，形成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地方所有制割据封闭局面，训练水平难以在竞争中提高，阻碍了竞技体育的社会化进程，滋养了作弊行为等，同时现行体制忽视了文化建设、竞争意识、民族精神、伦理道德的教育[4]。在我国体育界，体育教育一直是一种严格的选拔性教育，教育的人力、财力大大倾斜于“尖子人才”，而其他人会被忽视，因此也有人戏称体育的这种教育制度为“淘汰性教育”。此外，体育训练中，从一开始的被选入队开始，学生的主体性就被无情剥夺，他们即使对训练内容不感兴趣，也没得选择，最后的结果是他们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逐渐被淹没。我们都知道，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美方面齐头并进，而当前的体育教育体制却一味地强调运动成绩，最终导致德、智、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体”。素质教育贯穿人的一生，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特定阶段。我国体育体制仅仅着眼于运动员当前的竞技成绩，并没有进一步去重视运动员的终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导致运动员离队即失业的结果。

2.2 文化教育的淡化

由于专业运动员的早期专门化训练，客观上减少了青少年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系统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虽然他们的运动水平不断提高，但文化课成绩却每况愈下，无法跟上正常的学习进度，甚至选择放弃文化课，最终造成文化学习不系统，基础知识水平较低，脑体不平衡的现象[5]。也有一些学生高中成绩较差，迫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从高中开始练习体育，为的就是可以考上大学。但最终的结果是，可能他们考上了大学，但却牺牲了本来就很薄弱的文化课。

据统计，体校加上运动队，我国共有500万运动员，近39%的运动员在中专和高中学习，其余都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这与之前的50%的运动员在中专和高中学习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运动员的文化水平依然有待提高，这个问题在他们离队后的再就业中暴露无遗。年龄大、没文化、就业难、伤病缠身、缺少社会关爱是目前我国部分体育项目退役运动员的现状。有关专家指出，这种情况与我国目前实行的专业化训练体制和缺少相应的配套政策有直接关系。竞技体育是一个金字塔，最后能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大部分人在搭建塔基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代价[6]。

2.3 道德教育的缺失

我国的道德教育之本源于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儒家文化，正是他规范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是，近年来由于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与生活节奏的加快，为了达到最大效率和实现最大利益，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正在被逐渐吞没，不再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新的文化伦理尚未建立起来，处于文化交接中的我们，犹如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回去的路。从个人德行看，道德日益低下，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从社会规范来看，传统道德已经不再是人们行为的标准，无法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另外科技发展创造的一些新的行为并没有自身的道德规范。如2011年6月，以王濛为核心的队员与丽江当地保安发生群殴事件，7月又与国家队领队王春露爆发肢体冲突，以及近年来的中超假球以及高的离谱的球票更是将道德失范行为演绎的出神入化。我国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达到1.21亿人，其中有8%的网民在网上遇到过消费欺诈，规模达到3 880万，网络欺骗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

2.4 个体自主性的忽视

1999年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目的上的主体性，即充分发扬每个人的主体性教育，强调教和尊重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培养并促进形成人的健全个性和精神力量[7]。而我国专业体育人才的培养模式太过集中和单一，国内许多运动员从小就进入体训队训练，从县队到省队再到国家队，这是一个难熬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过程。体育并非他们自己的选择，社会、家庭、学校的种种影响以及家长的强制要求将他们送进了体育的大门，大家都忽视了去考虑他们是否喜欢体育，只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了他们身上。孙杨的启蒙教练，在之后的采访中承认为留下孙杨学习游泳，她不惜说“谎”。当时，她跟孙杨妈妈说：“如果打篮球的话，最好是身高2.15米以上；如果打排球，身高也最好要2.05米以上。以你和孙杨爸爸的身高(1.88米)来看，孙杨个子将来不可能超过2米。所以对他来说，练游泳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其实，朱颖当时这么说，完全是为了说服孙杨父母，使他们放弃让儿子练排球的想法。虽然，这个谎言现在已经理解为基层教练员为挖掘良材的善意“谎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忽视了孙杨的自主选择。李娜在回忆儿童时期训练的情景时，也毫不掩饰对启蒙教练夏溪瑶残酷训练的怨恨，但是当时她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3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改革之路

中国竞技体育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不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的容纳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竞技体育社会化改革目标等不相适应，且与新形势下社会、经济乃至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对竞技体育的要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改革现行竞技体育体制已势在必行。

3.1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改革的方针

3.1.1 一种理论

竞技体育体制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的改革之路为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竞技体制的改革过程中，面对遇到的问题，不断地及时调整方针，最终成功达到“软着陆”的改革，这种理论成为“拐角理论”。

“拐角理论”是指改革目标确定，然后沿着改革的过程走一条平滑的曲线，而不会出现突兀的路径。即根据改革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以最终的目标为终点，将目标细化分解，分步骤地分别进行改革。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中，“拐”就是不断地微调调整改革方向。“角”是指在竞技体制改革中必然会引起竞技体育发展的动荡，动荡产生的变化会在改革的路径上形成曲线，即角度，角度的大小就是动荡的大小。

3.1.2 两条思路

（1）改良型思路，即我们应该依然坚持“举国体制”，但需要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些细节。因为我国现行竞技体育体制虽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但可以从政策、方法和技术层面上进行解决。竞技体育事业可以由政府领导的事业单位承担，通过制定针对性方针，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力量，利用政府和社会的合力办好体育事业。

（2）重组型思路，即我们需要对现行竞技体育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并非表层上的细节修改。首先，以更新观念为前提，坚定地树立竞技体育的多元性、渐进性、系统性；其次，以体制创新为核心，彻底转变政府的独导型，科学划定体育管理中心权利，加快体育社团化进程，大力改革体育专业队体制；最后，以培养社会力量为基础，大力发展社会各行业中的体育产业，促进竞技体育的独立发展能力，不断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3.2 对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改革的探索

3.2.1 单一性的独导型体制向多元化的体制转变

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进步、竞技体育自身发展、政府介入三大因素决定了竞技体育体质向多元化发展的必然性，政府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应简政放权，管办分离，实现政府部门对竞技体育的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给予充分的发展空间，构建一个和谐的竞技体育体制。一方面，社会需要具有多样化功能的竞技体育教育；另一方面，社会需要质量规格多样化的竞技体育体制。

3.2.2注入人本思想

举国体制发展应该强调“以人为本”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再次提出了“以人为本”新思想，并把以人为本提高到战略地位指导社会实践，强调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2.3 全面推进运动员的素质教育进程

开展素质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素质，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全面提高运动员素质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运动员自生发展、立足社会的需要。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发展运动员的个性，使每一位运动员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从而为运动员退役后的再就业做好充分准备[8]。

3.2.4 法律保障运动员的基本教育权利

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但体育人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仅仅是70%，教育部有必要出台专门法律条例来保证运动员的受教育权利。

[1]杨烨,孙淑惠,舒为平,等.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5):577-582.

[2]陈思彤.孙杨暂离国家队[N].中国体育报,2013-11-07(1).

[3]李刚.巴塞罗那的快意恩仇[N].第一财经日报,2013-8-06（1）.

[4]高雪峰.中国竞技体育管理变革之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

[5]杨桦.竞技体育与奥运备战重要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363-375.

[6]汤跃,孙焕江,何铁刚.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6(3):23-24.

[7]顾海良.教育体制改革攻坚[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210-211.

[8]张万增.市场经济与体育改革发展[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260-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