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野草》研究存在的三个问题

李玉明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本文尝试以“问题意识”切入《野草》研究的内面，力图探讨这一研究背后更内在的比如在观念层面和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虽然这种考察只能以《野草》研究本身为基础或出发点，然而并非关于《野草》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描述，不是在“观点层面”的整理和概括，所以在行文中较少涉及对具体论著的介绍和批评。*这方面可参见田建民等的相关研究。如，田建民、李美琼：《〈野草〉研究史略》，田建民、贺莹：《近年来〈野草〉的情感解读与比较研究》《新世纪〈野草〉研究综论》等；文学武：《地火依旧在奔突运行——论新时期的〈野草〉研究(1981—2001)》；崔绍怀以此为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并出版专著《多维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野草》研究不仅之于鲁迅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文学研究均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尤其表现在，它总是对研究者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特别要求，拒绝局狭和单一，拒绝机械和割裂的生搬硬套，日本学者竹内好在谈到《野草》中的一首散文诗《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时曾说，“不过，我感觉到解释这篇寓言恐怕需要解释者在主观上具备某种条件，而这条件是由作为阅读对象的鲁迅那一方面反过来规定着的”*[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5页。。这也是《野草》研究历来争议巨大的原因之一，也因此，诸学者总是隔三岔五地对《野草》研究现状发表看法，进行反思。*可参见孙玉石：《鲁迅阐释的空间与限度——以〈野草〉为例谈鲁迅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