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人类口腹间

江山

最近，一只小鸟飞进了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它像麻雀，除了胸前有黄毛；它垂头丧气，形单影只。

这种小鸟本是热爱自由的生灵，每年春秋两季，都要飞越山林湖海，穿行4000千米，横跨整个中国。结果，它们大部分被半路堵截，成了人类的盘中餐。

2017年12月5日，黄胸鹀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评级从“濒危”升为“极危”，这意味着这种鸟的野生种群即将灭绝的概率非常高。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禾花雀”。

当一只黄胸鹀从西伯利亚振翅起飞，开始向南迁徙时，它要经历的是一场生存与死亡的较量。在“鸟道”上，火枪、鸟铳、竹竿、大网正等待着它们。

如果不幸被抓，它会被闷死、拔毛，被一根锋利的竹扦子准确刺过喉咙，和同伴串在一起，挂上烤炉、扔进油锅。在餐桌上，它改名換姓，成为“天上人参”。

如果没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警告，黄胸鹀不会被这么多人关注。在“鸟丁兴旺”之时，每逢秋收时节，它们成群结队而来。

人们为满足口腹之欲，大量捕杀这种其貌不扬的小鸟。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黄胸鹀种群的数量下降率为95%，2001年仅广东省就吃掉了大约100万只。

1914年，最后一只北美旅鸽玛莎在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死亡，它宣告了这个曾拥有50亿成员的大家族在世界上彻底消失。

在欧洲殖民者登陆前，它们是北美天空的霸主。一年两度的迁徙季节，旅鸽成群结队，在墨西哥与落基山脉间往返，一群多达数亿只，遮云蔽日。

因人类的大肆捕杀，不到30年时间，这种曾广泛分布的鸟类数量急剧下降，直至灭绝。

“旅鸽之殇”刚过百年，相似的悲剧也许会在黄胸鹀身上重演。

它们本不该拥有这样的命运。8000万年来，4000多种候鸟都默默遵循着这个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每个春天和秋天起飞。

灰雁，飞越2800多千米，从欧洲西南部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卵生子；白鹳，飞越4900多千米，穿越广阔的非洲大草原，到欧洲西部繁育后代；斑头雁，飞越2400多千米，穿过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口，到南方越冬。

大风和暴雪都无法阻挡它们振翅飞翔。纪录片《迁徙的鸟》的导演雅克·贝汉，将这种执着描述为：“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

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可怕的阻力来自人类。在鸟类年复一年的艰难迁徙中，它们遭遇栖息地破坏和残忍捕杀。城市昼夜不熄的灯光，让越来越多的候鸟无法兑现“承诺”，无法回到迁徙之地。

危险的信号灯早已亮起。2014年黄胸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升级为“濒危”物种。2015年，一篇发表在《保护生物学》期刊上的论文警告，黄胸鹀的数量自1980年以来减少了90%。

在公益组织“让候鸟飞”志愿者曹大宇的印象中，2013年，他曾在一天之内从网上解救过300多只黄胸鹀。2017年一整年，他在辽宁省一带解救的候鸟中，黄胸鹀仅有6只，这种鸟真是越来越少了。

直到这次事件“升级”，这种体形娇小、声音婉转的小鸟才成为“明星”。

即使被人类“重视”，人类对它们施加伤害的手也并未停止。1857年前后，人们向还存在旅鸽的俄亥俄州申请立法保护，却被驳回，因为“旅鸽数量太多了，没有必要保护”。

1878年，唯一还存在旅鸽群的密歇根州吸引了美国全境的捕猎者。屠杀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每天有5万只旅鸽被人类作为食物。300万只野鸽遭到捕杀，枪声不绝于耳，“大屠杀”整整持续了5个月。

旅鸽灭绝后，1916年8月，美国与加拿大签署了《候鸟协定》，这是第一份用以保护野生鸟类的国际协定。

人人都听过禾花雀，可直至今日，它依然没有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动物保护者常说起朱鹮的故事。这种历史感与美感兼具的鸟儿曾一度在野外消失。直到1981年，科学家刘荫增在陕西省的一个山沟里，重新发现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30多年的艰辛保护，如今朱鹮的种群数量超过2000只。

人们救回的是朱鹮中的“留鸟”，但人工繁殖的方式不一定能救回候鸟。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惠特曼教授从野外抢救回几只旅鸽。这些充满野性的生灵无法适应圈养，相继死亡。1889年，惠特曼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赠给辛辛那提动物园保护，结果依然令人哀伤。

1914年的一天清晨，管理员来到玛莎的鸽舍进行检查，看见玛莎蹲在屋顶，一动不动地看着外面的天空。大约1个小时后，它倒在笼子里，永远地停止了呼吸。这是一个无法向人类妥协的自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