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国家治理、善治、治理现代化成为学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因为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国家决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将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技术的重组或重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遇到的大多数问题,尽管性质有所不同,但都可能引向国家治理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但是,哲学界却很少关注治理、国家治理、治国理由这些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无关紧要,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有太多的人热衷于空谈治国,其实这并不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福祉,相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将清醒地认识到对这种空谈进行认真批判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当年针对《科隆日报》政治编辑海尔梅斯的观点所说的:“国家不但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禁止不够资格的空谈家的胡说八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关键的问题是要知道,哲学和政治应当具有何种相互作用及其对国家治理所具有的必要性。马克思为这一说法开启了一条全新的路,或者说“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对国家进行哲学研究,而在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研究”,是“哲学地还是非哲学地、有成见地还是无成见地、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彻底地还是不彻底地、完全合理地还是半合理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