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引导自治:民族地区村庄规则之治的现代转型路径

2018-01-31 13:12:17刘景琦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2期
关键词:规则资源

刘景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乡政村治”格局(即国家的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乡以下实施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格局下,村民自治得以兴起,并成为当代中国农村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谁在治理”以及“怎样治理”一直以来是农村传统基层治理研究治理研究最为核心的议题[2]。其中,“谁在治理”是基层治理研究主要的研究路径,并发展出士绅研究[3-6]、地方精英研究[7-8]和体制代理人研究[9-11]等三类村治主体研究,村治主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谓村级治理的主体,第一,被认为是整个村社网络意志的代表;第二,通过与村民之间的利益连带与情感连带,对整个村社关系网络具有谈判力和动员力;第三,作为村级治理的实施者,在基层政府看来具有塑造成为其管控对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2]。”

与“村治主体”的研究路径不同,对治理的关注出现了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12]。当对村民自治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民主选举,不再过多关注“村治主体”的产生,而更多地从村民自治的治理绩效出发来理解村庄治理时,村社本位下治理的内涵和运行基础便越发重要,乡村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便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黄宗智提出来的“集权的简约治理”[13]、李怀印提出的“实体治理”[14],都是对“怎样治理”形成的分析性概念和经典概括,研究者将“规则”纳入到治理研究当中,更加关注“人们的行为实际上遵循的东西,不论他们是否承认或认识到,这些规则是正在发挥作用的东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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