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孙全义墓志》看一代功臣之家的沉浮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100872)

一 《长孙全义墓志》

长孙全义的墓志发表于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长孙全义作为一代名臣长孙无忌的长房嫡孙,《长孙全义墓志》对于了解长孙家族的世系提供了最新的资料。而一代功臣之家的沉浮,也成为唐前期政治史引人注意的话题。

《长孙全义墓志》核心内容如下:

高祖无忌,皇朝尚书右仆射,太尉,扬州都督,赵国公。曾祖冲,驸马都尉,金紫光禄大夫,秘书监。祖延,都水监,亭山县开国公。父元翼,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赵国公。……弱冠,以门荫参调……以长安四年五月廿日,卒于睦州之官舍,春秋廿有八。……即以开元九年二月廿五日,与兄故新丰县丞全节,并窆于万年县南凤栖原,之礼也。……母瞻乎哀,父哭之恸。[1]402-403

墓志正文之外,志石的左侧,大字写作“大和八年八月廿八日孙朝议郎、行河中府河东县尉、上柱国钧于城东启举合祔大茔,故书铭记”。

长孙家族,以长孙无忌为代表,在贞观、永徽年间达到兴盛的巅峰,随后在著名的“废王立武”事件中,长孙无忌最终与唐高宗发生根本冲突,开始走向政治下坡路,并最终被赶出朝廷,死在遥远的贵州。随着长孙无忌的政治失败,其子孙和家族受到牵连,直到很久以后,朝廷才表现出宽宏大量不再计较的态度。一个家族的沉浮,如同随风飘萍,风雨无常。

长孙全义墓志显示,全义个人很年轻便去世了,二十八岁的年龄实在可惜,“母瞻乎哀,父哭之恸”,证明当时父母尚在,这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故事。长孙全义墓志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印证了传世史籍的记载,另一方面又有弥补之功,让我们获得这个家族世系的新资料。

长孙无忌的子孙,两《唐书》长孙无忌传中都着墨很少。《旧唐书》在显庆四年长孙无忌“流黔州”之后言及家族所受波及,“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于岭外”。[2]卷65此外,还有长孙无忌的侄子长孙祥,因与长孙无忌通信被杀。《新唐书》更重视家族历史,在长孙无忌死后,记载到“冲免死,杀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亲皆谪徙。”[3]卷105有关长孙无忌其他子孙等,多未涉及。

记载长孙无忌子孙事比较详细的是《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长孙无忌之下,第二代“冲,秘书监、驸马都尉”,第三代“延,通事舍人”,第四代“元翼,宣州刺史”,第五代“训,宁州刺史、陈留县公”,第六代“钊,福昌尉”,第七代“守贞,鸿胪卿”,第八代“全绪,宁州刺史”,第九代“燧,泾原营田判官、试太子通事舍人”,第十代“绍先”。[3]卷72

长孙无忌以下到长孙元翼,《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都获得《长孙全义墓志》的证实,无一差错。不仅如此,通过墓志我们还知道,长孙全义有一个哥哥名长孙全节,他们都是长孙元翼的儿子。而“宰相世系表”中,长孙元翼的儿子写作“长孙训”,无疑,他是长孙全义、长孙全节的兄弟。但名字似有不同,长孙训是名,而全义、全节也是名,因为墓志写得清楚,长孙全义,“讳全义,字幼成”。为什么同胞兄弟,取名有所不同,现在还不得而知。

《长孙全义墓志》书写的时候,长孙无忌引发的家族问题已经成为历史,而通过该墓志,长孙无忌一家的政治起伏,依然隐约可见。

二 功臣长孙无忌

长孙家族在长孙无忌一代达到家族发展的顶峰,因为“废王立武”事件,长孙无忌与皇帝唐高宗发生直接冲突,并以失败宣告结束,长孙家族迅速急转直下,长孙无忌和他的儿子都因此付出生命代价。

长孙无忌是唐朝的功臣,最终能够跟高宗皇帝构成正面冲突,也是因为政治势力足够强大。综合长孙无忌的历史,作为唐朝的功臣,他的功劳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拥戴唐太宗获得皇位,他以功臣身份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镜头前正是玄武门事变之后不久。唐太宗即位之后,公布的第一次功臣名单中,长孙无忌就名列第一。对此,《唐会要》记录如下:

(武德)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诏曰:“褒贤昭德,昔王令典,旌善念功,有国彝训。吏部尚书上党县公长孙无忌、中书令临淄县侯房玄龄、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兵部尚书建平县男杜如晦、左卫将军全椒县子侯君集等,或夙预谟谋,绸缪帷幄,竭心倾恳,备申忠益。或早从任使,契阔戎麾,诚着艰难,绩宣内外,义冠终始,志坚金石,誓以山河,实允朝议。无忌封齐国公,玄龄封邢国公,敬德封鄂国公,如晦封莱国公,君集封潞国公,其食邑各三千户。”遣侍中陈叔达于殿阶下唱名示之。上谓曰:“朕叙公卿勋劳,量定封邑,恐不能尽,当各自言。”从叔父淮安王神通进曰:“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伏。”上曰:“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得率兵,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刘黑闼翻动,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名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但以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共赏耳。”初,将军邱师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及见淮安王理屈,自相谓曰:“陛下以至公行赏,不私其亲,吾属何宜妄诉。”[4]卷45：功臣

从唐太宗回答淮安王李神通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封赏功臣首先重视的不是战功,而是决策之功,所谓“夙预谟谋,绸缪帷幄”。唐太宗还提及西汉之初封赏功臣萧何功第一的典故,当初刘邦的说法更形象,有功人与功狗之说。淮安王申诉中,点名房玄龄、杜如晦,但位列第一的长孙无忌却没有提及,当有所忌惮。或者长孙无忌的贵戚身份在发挥作用。

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的功劳,其实是拥戴唐太宗上台,具体所指,当为玄武门事变的成功。武德之初,唐朝初定功臣,以秦王李世民为首,而具体所指则以太原起兵为主要事迹,高祖诏书很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其词如下:

武德元年八月六日,诏曰:“朕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材。尚书令秦王、右仆射裴寂,或合契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家殉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理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议,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其太原元谋勋效者,宜以名闻。”[4]卷45：功臣

高祖的这个诏书,是唐朝第一次表彰建国功臣,而这批功臣的名单,在《旧唐书·刘文静传》中有更全面的记录:“文静初为纳言时,有诏以太原元谋立功,尚书令、秦王某,尚书左仆射裴寂及文静,特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约免一死。”[2]卷57

其中,最可注意的代表人物,秦王李世民因为玄武门事变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刘文静在武德二年(619)被杀,作为功臣只有裴寂一人独存。秦王李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事变,八月即位成为唐朝皇帝。九月讨论表彰功臣,长孙无忌为首,房玄龄、尉迟敬德等随后,而此前的太原起兵功臣不在讨论之列。至于淮安王神通的申诉,则被唐太宗驳回。长孙无忌作为唐太宗的第一功臣,从此屹立不变。

但是,太原功臣毕竟是唐朝第一批功臣,唐太宗是否因为玄武门事变,只是表彰新一代功臣,而置太原功臣于不顾呢?武德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的诏书,其实是在太原功臣基础上在新增功臣而已。据《刘文静传》记载,唐太宗主持的功臣名单,确实以秦王府故旧为主,但并没有舍弃太原功臣,而是合二为一,制作了统一的功臣名单及其序列。其文如下:

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实封差第,文静已死,于是裴寂加食九百户,通前为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勣*李勣即李世勣,是以后名代前名的写法。、刘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四人食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八人各食六百户,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六人各食三百户。[2]卷57

在这个名单中,裴寂依然名列第一,长孙无忌属于第二等第一名。但贞观三年,裴寂受沙门法雅的牵连离开长安归养蒲州,不久被流放终死外地。于是,唐朝功臣,至少在贞观时期,一直以长孙无忌为首。

贞观十七年,在著名的凌烟阁功臣图像中,我们看到,依然是长孙无忌为首。《唐大诏令集》有《图功臣像于凌烟阁诏》*此诏书也见《唐会要》卷四五《功臣》(第937-938页)；《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第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66-1467页)；《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第2451-2452页)等。《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为贞观十七年正月戊申日，《新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记为二月戊申(二十八日)，正月无戊申日，所以应为二月戊申。,其文如下:

自古圣王,褒崇勋德,既勒铭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着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司徒、赵国公无忌,司空、扬州都督、河间王孝恭,故司空、莱文成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师、郑文贞公征,司空、梁国公玄龄,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申国公士廉,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敬德,特进、卫国公靖,特进、宋国公瑀,故辅国大将军、扬州都督、褒忠壮公志玄,故辅国大将军、夔国公弘基,故尚书左仆射、蒋忠公通。[5]卷65：录勋

所以,认为长孙无忌是贞观时期功臣领袖,是功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有根据的。

长孙无忌不仅是贞观功臣领袖,在唐太宗继承人问题上,长孙无忌坚决拥戴晋王李治,甚至不惜与太宗发生分歧,而最后是唐太宗妥协,从而影响了唐朝的未来政治。从唐高宗的立场上看,长孙无忌无疑又是第一功臣。整个贞观时期,长孙无忌虽然作为功臣之首,是三公之一的“司徒”,但长期并不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没有出掌实职。这个情况,随着贞观后期的继承人安排发生改变,从李治被确立为太子之后,长孙无忌逐步开始执掌实职权力,最终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的最高负责人。

贞观十七年四月乙酉(六日)太子承乾被废,第二天丙戌(七日),李治被立为太子。己丑(十日),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勣为詹事,瑀、世勣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十八年三月壬辰命长孙无忌摄侍中,杨师道摄中书令。二十一年,“六月,癸亥,以司徒长孙无忌领扬州都督,实不之任”。二十二年正月,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驾崩。六月,癸未(十日),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帝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以上任职信息，皆据《资治通鉴》。

唐初实行三省制,中书、门下和尚书省是协助皇帝决策和行政的最高政府部门,而在太宗去世之后,长孙无忌一度被任命为三省最高负责人,虽然辞去了尚书省事,但主管中书、门下两省,依然是朝廷的最高实权人物。《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对此记载:“高宗即位,进拜太尉,兼扬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并如故。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2]卷65长孙无忌集功臣领袖、第一重臣、皇帝元舅以及托孤大臣众多特殊身份于一身,在阻挡武则天晋升为皇后的政治斗争中,成为皇帝意志的反对派核心,最终与唐高宗分道扬镳,并为此斗争失败付出惨重代价。*参见作者另文《永徽政治论》，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第六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96-210页。

历史文献有时会强调这种人生转变,不惜使用文学笔法。《唐语林》有如下记载:

赵公宴朝贵,酒酣乐阕,顾群公曰:“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如越公?”或对为不如,或谓过之。曰:“吾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6]344

越公是指隋炀帝时期的杨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史书载,杨素虽然帮助隋炀帝夺取太子位功劳甚大,最后还是遭遇炀帝的猜忌。长孙无忌在这里自比杨素,甚至认为有过之无不及,史书之言,是没有顾忌到盛极而衰的规律。

三 功臣凋零

废王立武事件发生在永徽六年十月,经过一番较量,皇帝一派取得胜利,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宣告失败。宣布武则天为皇后之前,十月庚午,“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拥戴武则天一派的许敬宗、李义府晋升宰相,直到显庆二年八月,原来的宰相集团才被悉数赶出朝廷。《资治通鉴》记载到:

(八月)丁卯,(韩)瑗坐贬振州刺史,(来)济贬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荣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7]卷200

长孙无忌作为这一派的领袖,直到显庆四年(659)四月唐高宗才对他动手。

对长孙无忌的这次打击,可以看作是废王立武事件的后续故事,政治清算是基本原因,而史书都把许敬宗看作是这次事件的主导性人物。记录此事比较详细的史料有新旧《唐书》的《长孙无忌传》,这里,且以《资治通鉴》文字为主,分析许敬宗如何罗织长孙无忌的罪名,完成此案。《资治通鉴》记载:

会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敕敬宗与辛茂将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诬奏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上惊曰:“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对曰:“遗爱乳臭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窃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臣昔见宇文化及父述为炀帝所亲任,结以昏烟,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复典禁兵,一夕于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祸,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倾隋室。前事不远,愿陛下速决之!”上命敬宗更加审察。明日,敬宗复奏曰:“去夜季方已承与无忌同反,臣又问季方:‘无忌与国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于外。”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上又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若果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敬宗对曰:“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来,昭亦有功,所坐止于杀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杀之,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也。幸而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7]卷200

案件结果宣布是在显庆四年四月戊辰日,而决定自然是在此之前。以“明日”为界,许敬宗与唐高宗就长孙无忌案件讨论了两天,最后才确定下来。第一天,许敬宗找到了打倒长孙无忌的机会,就是利用“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把长孙无忌牵引进来,因为韦季芳自杀未遂,许敬宗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把罪名确定为“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即长孙无忌的夺权阴谋。许敬宗用大段话语说服高宗,主要不是罪证问题,而是长孙无忌的巨大危险性。高宗认真对待的也不是证据问题,而是如何向天下交代。之所以高宗让许敬宗“更加审察”,其实就是许敬宗的说法有漏洞,在长孙无忌的犯罪动机上不能自圆其说。当天夜里,许敬宗工作重点就是解决“无忌与国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的问题,其实这自然也是天下人心的疑点。于是,许敬宗以太子废黜为着力点,因为太子李忠被立为太子,是长孙无忌等宰相集团集体努力的结果,而高宗一直不同意,直到长孙无忌出面,高宗才不得不同意。现在,太子废为梁王,长孙无忌感到危机,于是秘密谋反。这样一来,逻辑通顺了,长孙无忌的谋反动机找到,案件因而成立。史书强调,当高宗认可了许敬宗的说法之后,“竟不引问无忌”,也就是没有当面询问长孙无忌,直接宣判。其实,高宗一直担心的仅仅是说辞问题,并不担心长孙无忌是否冤枉。

可以说,唐高宗对于长孙无忌的司法打击,是一种政治防范动作。然而,在唐朝的政治史上,类似的政治动作并不罕见。回顾唐朝这类政治斗争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逻辑十分强大,一直是主宰此类高端政治斗争的基本方向,即政治斗争从来不选择一般性的犯罪品种,一定选择最高级的犯罪类别,即十恶不赦之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置人于死地,而当事人原有的特殊权利即丧失保护功能。

唐朝功臣政治犯罪,最早可以从刘文静案件算起。武德二年八月,太原元从功臣刘文静以谋反罪名被杀。刘文静与裴寂都是太原功臣,但因为刘文静不满高祖重用裴寂,与裴寂展开朝廷斗争。案件爆发于刘文静在家中酒后的谈话,发狠说要杀掉裴寂,结果被他的妾告发。对于刘文静案件,朝廷多数人认为没有犯罪证据,但裴寂主张杀刘文静。当时是李渊称帝第二年,李渊感到刘文静的怨气,或者为了树立新皇帝的权威,最后以谋反罪处死刘文静。当时秦王李世民不认为刘文静有罪,并因此案与皇帝发生分歧。贞观三年,唐太宗为刘文静平反。*《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记载刘文静临刑说：“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第2294页)。用汉初韩信例证说明李渊是杀功臣。其实，当时的唐朝初建，敌国尚众，正是功臣建功立业之秋，根本不存在杀功臣的背景。刘文静案件成为秦王李世民与高祖朝廷裂痕发生的开始，这是黄永年先生的看法，甚有道理，见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四章《李唐创业与玄武门之变》，其中第二节“裴寂与刘文静之争”表达了这层见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22-128页。)

裴寂也是太原功臣,是武德时期最重要的宰相。贞观之初,唐太宗应该是从政治稳定的立场出发,让裴寂继续担任宰相,但到贞观三年,利用法雅案把裴寂驱离长安，转年又因信行事件流放静州。当时,唐太宗历数裴寂之罪有四项,强调“我杀之非无辞也”,最后还是流放没有动用死刑,还是考虑到功臣以及朝廷的多数意见。[2]卷57裴寂所涉案件,都是可以使用“十恶”罪名的,但是因为唐太宗的朝廷没有杀机,所以没有利用这些罪名。

此类案件还有永徽四年初宣布的房遗爱谋反案。案件由高阳公主引起,让主审官长孙无忌抓到了机会,于是扩大化审案,把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都牵连进来。以李恪而言,他不是功臣,但是唐太宗的亲儿子,是当今皇上的长兄,虽然没有功臣的护身符,但他有另外的法宝。

“八议”之条首条为“议亲”,“谓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四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第五条为“议功”。《唐律》规定功就是“有大功勋”,疏议注释为“谓能斩将搴旗,摧锋万里,或率众归化,宁济一时,匡救艰难,铭功太常者”。那些名列诏书的功臣,自然属于这个行列。第六条为“议贵”,规定及为“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8]卷1：17-18以吴王李恪而言,既符合议亲,又适用议贵。

在其他罪名中,拥有“八议”特权者,是无法置于死地的。所以,只有具备了“十恶”罪名,才可能突破“八议”之条的庇护。《唐律疏议》说明十恶条款的特殊性,为“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而第一条为“谋反”,疏议中引用《公羊传》,指出“谓将有逆心,而害於君父者,则必诛之。”[8]卷1：6吴王李恪之死,正是在这个逻辑指导下实现的。*参见作者另文《论吴王恪之死——以<李恪墓志>为中心》，《文献》2014年第3期，第52-62页。

“八议”条款,体现的是皇帝的最高裁判权。《唐律疏议》进行了充分解释: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也。其应议之人,或分液天潢,或宿侍旒扆,或多才多艺,或立事立功,简在帝心,勋书王府。若犯死罪,议定奏裁,皆须取决宸衷,曹司不敢与夺。此谓重亲贤,敦故旧,尊宾贵,尚功能也。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请,议其所犯,故曰 “八议”。[8]卷1：16-17

其实,李恪之死,反映的不是唐高宗的意愿,而是长孙无忌的意愿,史书记载分明,史论也不乏确论,因为当时主管唐朝的名义上是唐高宗,实质上是长孙无忌。

总之,“十恶”与“八议”之间,并没有“十恶”一定压倒“八议”的必然性,其实当权者的意志才是最终的方向。唐太宗没有置裴寂于死地,他并非“无辞”,是他不愿意。太子承乾谋反事件发现之后,承乾也没有被处死,是因为唐太宗不愿意落个杀子之名,如来济所谓“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7]卷197：6193但同案的侯君集,唐太宗虽然称其功,最后还是斩刑以死。对于长孙无忌,唐高宗开始仅仅是“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还保留一品高官的待遇。这很像太宗初对裴寂。但是,长孙无忌终于还是被逼死,不如裴寂自然死亡,那是因为在唐高宗心目中,长孙无忌的威胁更大,而裴寂绝对不能给唐太宗带来同样的威胁。长孙无忌迁居黔州是在四月份,至七月,朝廷继续追查长孙无忌案件,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而死。

一代功臣长孙无忌,就这样从政治巅峰跌落低谷,直至死亡。他的家族和故旧亲密同僚,也遭到类似结局。《新唐书》记载:“无忌投缳卒,冲免死,杀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期亲皆谪徙。”*《新唐书》卷一百五《长孙无忌传》，第4022页。《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于岭外”。“无忌从父兄安世，仕王世充，署为内史令，东都平，死于狱中。安世子祥，以文德皇后近属，累除刑部尚书，坐与无忌通书见杀”。(第2456页。)而柳奭、韩瑗跟长孙无忌一样,“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7]卷200：6316

四 家族沉浮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录了长孙无忌的诸多儿子,即与长孙冲同辈兄弟的另外十一人,他们分别是长孙涣,鸿胪少卿、上党郡公;长孙濬,常州刺史、安康伯;长孙淹,长水令、安城县公;长孙温,尚衣直长;长孙澹,太子洗马;长孙净,尚衣奉御;长孙溆,成州刺史;长孙湛,襄州刺史;长孙津,尚衣奉御;长孙泽,左千牛卫长史;长孙润,太常少卿、金城县子等。[3]卷72：2413-2417长孙无忌的这些儿子,一定都受到长孙无忌的牵连,但显庆四年时很多人年龄太小,无法处理,所以史书都没有记录。

永徽五年,为了立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曾经携武则天“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7]卷199：6287《资治通鉴》没有记下这三子名,但一定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这个名单之中。

长孙无忌的子孙再次出现在历史的视野中,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的李义府案件中。李义府是唐高宗“废王立武”的功臣,事后很快成为宰相,但为人浅薄,贪赃狼藉,终于被唐高宗弃用。《资治通鉴》记载李义府的最后行为如下:“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第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义府信之,聚敛尤急。义府居母丧,朔望给哭假,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或告义府窥觇灾眚,阴有异图。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受其钱七百缗,除延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夏,四月,乙丑,下义府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共鞫之,仍命司空李勣监焉。事皆有实。戊子,诏义府除名,流巂州;津除名,流振州;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称庆。”[7]卷201：6334-6335

李义府索贿受贿,对象是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受贿金额是七百缗,而长孙延所获官职为司津监。司津监即都水使者,共二人,正五品上,执掌是负责川泽、津梁之政令。龙朔二年改为司津监,咸亨元年复为都水使者。[9]卷23：598-599此时,距离长孙无忌之死只有四年时间,看来形势已经有所缓和,无忌的嫡孙可以正常谋职。需要向当政者行贿,地位自然不能与当年可比。

唐高宗时期,朝廷几次提及功臣问题,引人注意的是皇后武则天父亲武士彠,而长孙无忌从未提及,肯定是有意忽略了他。

永徽五年二月“庚申,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3页。《唐会要》卷四十五《功臣》,第938页。《册府元龟》卷一三八《旌表第二》,第1541页。其中,《冊府元龟》此条记载比较详细。根据《唐会要》的记载,总章元年又有类似政策,诏书内容如下:

总章元年三月六日诏:“太原元从,西府旧臣,今亲详览,具为等级,赠司徒士彟,赠司空开山,赠司马、淮安王神通,并州都督刘弘基,赠并州都督刘政会,并州都督唐俭,左卫大将军窦琮,荆州都督长孙顺德,凉州都督史大奈,赠幽州都督庞卿恽,潭州都督钱九陇,赠华州刺史柴绍,赠潭州刺史张平高,赠工部尚书裴寂,洪州都督李思行,洪州都督秦行师,赠灵州都督许世绪,凉州都督李高迁,齐州刺史刘义节,赠太尉高士廉,赠司空屈突通,赠太尉房玄龄,赠司空杜如晦,赠司徒尉迟敬德,扬州都督段志玄,益州都督程知节,徐州刺史秦叔宝,凉州都督宇文士及,荆州都督张公谨,荆州都督杜君绰,荆州都督公孙武达,荆州都督李安远,代州都督郑仁泰,荆州都督李孟尝,幽州都督独孤彦云,始州刺史刘师立等,并立为第一功臣。”时皇后欲褒崇其父,特在功臣之上故也。*《唐会要》卷四五《功臣》,第938-939页。同见《册府元龟》卷一三○《延赏》,第1428页,更详细。

这里,贞观功臣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等都在列,有裴寂而缺少长孙无忌。这个名单,是朝廷对此前功臣的法定确认,长孙无忌显然被取消了功臣名誉和相应待遇。很简单,在唐高宗的朝廷里,长孙无忌不是国家功臣,而是国家的罪人。

长孙无忌及其家族的状况改善发生在上元元年。《资治通鉴》上元元年“九月,癸丑,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听无忌归葬,陪葬昭陵。”[7]卷202：6373癸丑,为七日。《唐会要》在记录昭陵陪葬名单之后,写道:“初,长孙无忌自于昭陵封内,先造坟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许归葬。”[4]卷21:陪陵名位

是什么契机让唐高宗改变了从前的政策呢?根据《新唐书·徐齐聃传》的记载,这项新政是因为徐齐聃的建议。其文曰:“长孙无忌以谗死,家庙毁顿,齐聃言于帝曰:‘齐献公,陛下外祖,虽后嗣有罪,不宜毁及先庙。今周忠孝公庙反崇饰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内。’帝寤,有诏复献公官,以无忌孙延主其祀。”*《新唐书》卷一九九《徐齐聃传》,第5661页。参见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传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7-304页。

徐齐聃在高宗时期,与皇室关系密切,一方面他的姑姑是皇帝的婕妤,同时他不断地担任皇子们的老师,所以地位很特殊。“高宗时,为潞王府文学、崇文馆学士,侍皇太子讲,修书于芳林门。时姑为帝婕妤,嫌以恩进,故求出为桃林令。召为沛王侍读,再迁司议郎,皆不就。累进西台舍人。”从教育后世的角度看,高宗对于长孙无忌的政策,不是恰当的孝道表现。因长孙无忌牵连到长孙晟,而长孙晟也是高宗外公、长孙皇后的父亲。这个时期,距离长孙无忌之死已经十五年了,高宗的皇子们都接近成年,而长孙无忌一派的政治影响早就无影无踪了。于是,恢复长孙晟、长孙无忌的官爵,允许长孙无忌陪葬昭陵。这不是平反,而是皇恩的宽宏大量表现。*吴缜《新唐书纠谬》引证《徐齐聃传》指出这是《新唐书》“长孙无忌传漏事”。见王东、左宏阁《新唐书纠谬校证》卷一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4页。

上元元年的改变,对于长孙家族而言,是最重要的恢复。赵国公爵位的恢复,重新确定继承人: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再次成为赵国公。长孙家族再次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其历史贡献再次被承认。从此以后,长孙无忌渐渐回归历史的本来状态。

不过,我们在很久以后的唐朝文件中,才找到了长孙无忌的名字。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六月一日,皇帝下令:

武德已来宰相及实封功臣,子孙沈翳者,量与一人正员官。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吏部请委史馆精加检勘,审定名迹。至建中元年九月五日,史馆奏:“武德已来,实封陪葬配飨功臣名迹崇高者,十一人第一等:司空、魏国公裴寂,纳言、鲁国公刘文静,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尚书左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绩,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史馆奏:“按史传考详事实,约为三等,具列如前。”敕旨:“宜付尚书省百寮,与史官对定奏闻。”*《唐会要》卷四五《功臣》,第943-944页。《旧唐书·德宗本纪》载:(建中元年十二月)“丁酉,令详定国初以来将相功臣房玄龄等一百八十七人,据功绩分为三等。”第327页。

包括裴寂、长孙无忌等老一代功臣,曾经的沉浮都宣布结束。《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载:上元元年,追复官爵,以孙元翼袭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茔中,至是许还葬。文宗开成三年,诏曰:“每览国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尝不废卷而叹。其以裔孙钧为猗氏令。”[3]卷105：4022史家把上元元年看作是长孙无忌沉浮的转折点,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文宗的感叹,已经属于历史读后感了。

五 关于长孙钧

《长孙全义墓志》形成的时候,长孙家族已经回归平静,但长孙全义之死,难免给家庭再次带来悲伤。长安四年(704),年仅二十八岁的长孙全义去世,到开元九年(721)他的哥哥也去世,前后不过十七年。从长孙无忌算起,长孙全义的父亲长孙元翼是第四代,长孙全义、长孙全节跟长孙训是一代,而《新唐书》有长孙训的记录,没有长孙全义和长孙全节的记录。

《长孙全义墓志》的侧面,有“大和八年八月廿八日孙朝议郎、行河中府河东县尉、上柱国钧于城东启举合祔大茔,故书铭记”三行字,显然不属于墓志内容,是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所记。这是“合祔大茔”时的记录,原来的墓志依旧保留,不过加几行字进行说明而已。

开元九年的时候,长孙全义的墓已经打开过一次,大和八年,这是第二次重新打开。长孙钧正是《新唐书·长孙无忌传》提及的文宗读史感觉长孙无忌的冤枉,于是“以裔孙钧为猗氏令”的长孙钧,当时是大和三年。现在,五年过去了,长孙钧现在官职是“朝议郎、行河中府河东县尉、上柱国”。不知道为什么从县令反而变成了县尉。

那么,长孙钧的附记为什么写在长孙全义的墓志之侧呢?按理,长孙全节是长孙全义的哥哥,一定也有自己的墓志。还有,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长孙家族代有人焉,一直到第十代长孙绍先。注意《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说到长孙钧的时候,使用的是“裔孙”一词,可能不是长房长孙之类。长孙全义也不是长孙,长孙全节、长孙训可能都是他的哥哥。但是到了唐文宗的时代,长孙家族看来就剩下长孙全义这一支脉,而长孙钧正是长孙全义的后代,最终成为长孙无忌后代的代表。

从唐高宗到唐文宗,唐朝的皇帝按照辈分没有超过十代,但长孙家族却超过了十代,看长孙全义、长孙全节的寿命都不长久,是否正因为如此才会代际过渡频繁呢?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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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 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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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 谠.唐语林[M].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5.

[8]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9]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