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举”说与《儒林外史》的思想世界

尧育飞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近年来，《儒林外史》研究在文献及视角方面都取得新的突破。郑志良先后发现宁楷《〈儒林外史〉题辞》及吴敬梓《后新乐府》，认为“《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内容为吴敬梓原稿所固有，并非后人伪作窜入”[1]，并重新补正了小说“主题、情节及人物原型”[2]等方面材料。商伟出版了《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认为《儒林外史》“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从把整顿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礼’到对‘礼’产生怀疑的心路历程，其基本特点是‘无边的怀疑’，属于一种‘开放性写作’，对《儒林外史》在当时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作出了准确定位。”[3]此外，《儒林外史》研究在文化阐释、人物原型及细节研究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进。然则除去商伟从“礼”的角度加以诠释之外，《儒林外史》研究视角的“微观化”和“边缘化”趋势愈发明显。从微观和边缘进入《儒林外史》的研究世界，固然可以解决前人未曾烛照的细节，但缺乏整体观照也使研究面临碎片化及自说自话的危险。回归《儒林外史》的思想世界，整体观照小说的思想脉络，有助于见出当前研究的弊端并揭示下一阶段研究的路径。

爬梳有关《儒林外史》思想研究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与“功名富贵说”、“痛史说”（一代文人有厄运说）以及“文化反思说”相比，“反科举”思想曾经风靡一时。自胡适首倡《儒林外史》“反科举说”以来，诸研究者虽试图突破胡适旧说框架，但皆无功而返。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科举为明清政治制度的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