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创新能力从何而来

钟志华

党的十九大提出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关键的议题是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建设。

从历史纵向坐标来看，16到20世纪，颠覆性科技创新簇群的涌现造成世界科学中心五次大转移，依次从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这一历史变化过程具有启示意义。在当前的内外发展形势下，我国也应该以冲击世界科学中心的勇气和担当，布局大规模基础研究，构建颠覆性技术茁壮生长的制度环境和肥沃土壤，弘扬敢想敢干的新时代科技领跑精神，系统谋划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建设。

2018年3月12日，杭州一位乘客通過手机扫码乘坐地铁。

正视成绩与差距

当前我国引领性、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初具“加速度”，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领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新阶段。

从整体数据看，2017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达1.76万亿元，研发强度升至2.15%，超过欧盟15国2.1%水平。

从创新成果看，近年我国引领性创新成果不断出现：在基础研究方面，量子通信、外尔费米子研究、中微子振荡、CiPS干细胞、高温铁基超导等取得重大成果，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领先全球20年，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战略高技术方面，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举世瞩目，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六连冠”，国产大飞机C919首飞成功，北斗导航产值过千亿，蛟龙号载人深潜器创造世界纪录，高铁占世界总里程66%，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