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峰
“百年新诗”的提法,有两个源头:较早见于世纪之交文学研究的嘉年华效应,在“百年文学”的学术归纳潮流中,“百年新诗”或“新诗百年”的说法也随之涌现。十多年后,“百年新诗”逐渐由模糊的世纪指认转化为确切的诗体认祖,即由胡适《蝴蝶》的创作和发表时间为依据,选定了新诗创生的确切纪念日——这首创作于1916年8月23日(发表时题为《朋友》,后改为《蝴蝶》)、发表于1917年《新青年》2卷第6号的顺口溜约定俗成地成为新诗与旧诗决裂的界碑,对“百年新诗”的诞辰式纪念也逐渐成为2016、2017年新诗诗学的主要潮流。这两个源头的“百年新诗”的说法,内涵差异很大:前者重在对“新的诗”作为“新文学”的整体指称,“百年”之称并无不妥;后者则落在诗体的指认,学界对此时间节点的确定颇有犹疑。
胡适的《蝴蝶》,包括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2卷第6号的《白话诗八首》,乃至1920年结集的《尝试集》,以及胡适为它们的出现而提供的种种新诗理论,是新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及成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容低估。但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能标志新诗这一“诗体”的诞生?
在汉诗诗体变迁中,“新诗”不断取代“旧诗”,“新体”不断取代“旧体”,形成了一条汉语诗歌发展的长河。每一种新的诗体,都有其不断尝试和修正的漫长过程,每种诗体可能都有其代表作,但以一首诗宣告一种文体的诞生,是前所未有的。新诗诗体已成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是诗体意义上的“新诗”?它是何时由何种方式诞生的?学者们对此有过细究,甚至产生过争议,但基本未说清一个关键的问题:新诗如果是一种诗体,《蝴蝶》作为它的始祖,其文体性状和基因在指认“百年新诗”时是可靠和有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