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翻译的成功启示

温建平+窦卫霖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自2014年9月28日由外文出版社发行以来，已出版了20多个语种，发行到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量达600多万册，在海外受欢迎程度是4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盛况。其对外传播与翻译（简称“传译”）的成功实践，是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与效果于一体的综合努力成果。其中，富有特色、注重效果的翻译是成功的技术原因。笔者通过自建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英文双语平行语料库，对原著和译著进行对比研究，显示该译著具有以下特点，对我国当代政治话语的对外传译具有诸多启示。

一、坚持中国观点、国际表达的翻译立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宣传，把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作为创新外宣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特色话语无法赢得世人理解、认可，这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始终面临重大悖论：自我表达，太中国化；以人家语言表达，又他者化”。所以，“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核心是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实践。中国奇迹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讲得清楚。…… 我们理应有这样的话语自觉、话语自信，把中国发展进步的话语权、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中，译者并没有依照原文亦步亦趋，而是根据译文语言的特点再现原文内容，如英文rejuvenation已经蕴含了“伟大”之意，因此就不再使用great等类似的修饰语了。“继续解放思想”并没有使用liberate或者emancipate ideology这样的表述，而是使用了free our minds，这样可以避免liberate一词的本义“release a person， group， population， or country from political or military control or from severe physical constraint”这样的消极联想，也避免了emancipate一词可能造成的to free somebody from slavery， serfdom， or other such forms of bondage的负面意义，准确再现原语的真正内涵。“中国梦”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一个高频词和关键词，共出现了101次，译文Chinese dream（而不是China dream）出现了96次。“新型大国关系”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之一，译文回避了power一词，以免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对superpowers（超级大国）的负面联想，而是采用了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这个译文才是中国大国方略的真正内涵。

黄友义在2017年3月提交了《关于实施党政重要文献外文同步发布的建议》的提案，其中提到“世界需要及时听到中国的官方声音，了解中国的国策。面对国际对中国声音的需求，面对我们在世界的影响力，已经到了公开发表的党政重要文献实现外文版同步公布的时候了，这是中国的需要，是世界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这样可以为我们争取国际表达、引领国际舆论提供先机，我们可以争取议题设置权限，避免在西方有了不妥当的译文之后再去申辩的被动局面。

二、倡导异而化之、融而通之的翻译理念

成功的对外传译是要让外国受众真正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发展状况、成就、独特的文化等事实，而这些事实最终能否被接受，能否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译者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语言背后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背景。要用别人愿意听、听得清楚，能理解、有共鸣的语言来再现中国的理念和思想内涵。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还要认识别人，才能更好地让别人了解我们自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特征充分体现了倡导异而化之、融而通之的翻译理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注重跨文化语境、读者认知心理及视野融合等因素，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化解因中英语言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所造成的理解障碍。在句法结构、语篇和段落结构、逻辑连贯、语言表达风格等语言层面以目的语为依归，而在政治文化层面“以我为主”，积极发挥出主观能动性。采用“二者共存”的翻译策略，灵活变通，符合“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原则。译者通过直译、化译和回译等翻译方法体现异而化之、融而通之的翻译理念。

直译：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理念中有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笔者筛选整理了该译著中的一些形象化表述，发现译者在翻译这些比喻时最多采用的是直译，再现了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创新表述和语言特色。如：

例1.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Young people should "button righ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ir life.

例2.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Only the wearer of the shoes knows if they fit or not.

例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Make sure that power is "caged" by the system

例4.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Continue to catch“tigers”as well as“flies”.

例5.要靠制度來保障，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都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线。——Impartial law enforcement should be guaranteed by institutions. We will apply institutions to every aspect of law enforcement as a"wall" wired with "high-tension electricity line".endprint

上述形象表达法虽然并非英语的现成表达方式，但是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隐喻思维方式可以为英语读者所共享。“扣扣子”是中西文化的共同体验，扣错扣子也会引发英汉文化背景下的读者的相似感悟。鞋子绝非某种文化的特有品种，穿鞋子的感受也是所有人都经历过的，直接译入英语并不会引起错误的理解。老虎为凶猛之物，苍蝇乃小昆虫，虽然其危害不及老虎，但让人生厌。这两种动物对英汉两种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具有相似的联想。隔离墙和高压线都是现代社会的常见之物，并非英语或汉语文化所特有，因此，借用这两个概念来表示政府的高压态势也容易为另一种文化背景的读者所理解。可见，在翻译隐喻时，在不产生交际障碍的前提下，移植喻体的直译法是优选翻译方法，不但可以保留原文的信度和效度，也易于受众理解和感悟。

化译：“在无法采用直译法时，译者往往采用化译法，将原文中的信息融汇于心，并融化在词汇、语法结构和句式安排等要素之中，将信息内容和言外之意予以准确再现，实现话语内涵的有效传播。”

例6：“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Keeping up with the times， one cannot live in the 21st century while thinking in the old fashion， lingering in the age of colonial expansion or with the zero-sum mentality of the Cold War.

在例6中，如果直接用body和head来对应“身体”和“脑袋”的话，可能会引起“身首异处”的联想，使受众误解，因此不宜采用直译法。此时译者从深层次挖掘语言字里行间的意义并通过地道的译入语语言形式予以再现，将其虚化实意，译为“thinking”和“live”，巧妙地回避了身体与脑袋的字面对应。

回译：“回译是指将从外语文化中借用过来的文化成分原原本本地归还到外语文化中的完璧归赵式的还原过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了能够体现语言表达的适切性，拉近和特定读者的心理距离，常常引用一些他国的新颖表达法：

例7. 防止出现“意大利面碗”现象。——Avoid the Spaghetti Bowl effect.

例8.俄罗斯有句谚语：“大船必能远航。”——As a Russian proverb goes，“Big ships sail afar. ”

上述经典的英译不在于其形式的回归，而是重在突出谚语本身内涵的回归，以求获得各文化背景听众的多方认同，以对象国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起到入脑入心的传播效果。译者在翻译所引用的外国经典时多采用回译法，而翻译引用的某些中国经典采用了套用英语中已有的表示相似意义的套译法。

例9.众人拾柴火焰高。——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

例10.人心就是力量。——Popular support is what we draw our strength from.

例9、10中的表达都是英语中本来没有的，译者以准确再现原文意义为要旨，根据译入语特点和表达习惯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既再现了原文的内容和形象化语言，也引起了译入语读者的认同，体现对原作者的尊重和对译者的熨帖。

不论是译入语中没有对应表达方式，还是从译入语中借来的表达方式，在翻译时都将意义融入了译入语文化，然后再外显于语言形式，最终形成了亲切流畅的表达，起到了异而化之、融而通之的桥梁作用。

三、采用中外译者联袂合作的翻译模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高质量外译也得益于中外译者联袂合作的翻译模式，系中国专家翻译，外国专家润色，中国专家定稿。翻译、润色和定稿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他们共同组成翻译班子，保证了翻译的准确性、严谨性、规范性、灵活性，乃至创造性。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已经举办了两期国际翻译家公共论坛，邀请海外翻译家来华参加国际翻译家研修活动与国内翻译界同仁进行面对面交流。目前的官方文件大多也是通过中外著名翻譯家共同研讨最终确定的，从而保证了译本对原作的忠实。在这种情况下，发挥我国译者对母语以及母语文化的理解力和感悟力，发挥外国译者对其母语的精准的语言意识和独到的驾驭能力，形成中西合璧的优势，有利于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用译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述方式阐释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大国方略，加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避免我国国家形象遭到黑化或丑化，形成和谐共赢的良好格局。

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世界各国人民有了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和好奇心。但是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是，“中译外工作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对高端人才的需求和实际上存在的人才短缺的矛盾，而需求和短缺矛盾导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缺，是极度短缺”。“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翻译市场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中国的对外翻译工作量首次超过了外译中”。要满足世界各国人民渴望了解中国的愿望，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目前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采用中外译者联袂翻译的方法。中国译者有着汉语的母语优势，对中国文化有着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感悟，对外语也有一定的驾驭能力，外国译者对外语有着母语优势，对汉语也有一定的理解，中外译者联袂合作，珠联璧合，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吃透原文，优化译文，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条可靠的途径。

四、坚持因势而变、因时而新的翻译策略

中国翻译史上历次翻译高潮都伴随着大量的翻译实践和关于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讨论，翻译策略的使用与翻译内容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联。佛教经典被人们奉为圭臬，直译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很多地方都采用了音译方法。当时，相关著作是我国所缺乏之物，因此，虽然“借我华言，翻出西义”，但却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清末至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翻译策略却与之前大不相同，体现的是以归化为主，严复、林纾、张谷若、王科一、傅东华等著名翻译家的作品都体现了鲜明的归化特点。期间虽然有鲁迅主张译作“必须有异国情调”，必须有“洋气”，以此“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但是一直未成为主流的翻译理念。这些翻译理论虽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性，但是，翻译文本不同、翻译面向对象不同、翻译所处历史时期不同都对翻译策略有很大影响。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均以外译中为主，而现在的翻译有外译中和中译外两个方向，翻译的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翻译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贸、金融、管理、教育、人文等各个领域，翻译策略必然也应有不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充分考虑这一时代特征，把译文的读者群准确定位在国外广大普通读者，而不再是少数外国专家，所以译者特别注意使用简洁易懂的翻译方法，先让读者入眼、入耳才能后入脑、入心。时代在变，语言在变，受众在变，现在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译者应坚持因势而变、因时而新的翻译策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将习近平话语中新的思想理念、平实生动的叙述风格与引古喻今的文化内涵准确翻译、传播给海外受众是这本书翻译的宗旨。”这对我国当代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与翻译具有诸多启示。

综上所述，对外传译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和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理应不断研究翻译的目标读者的变化及其接受能力的动向、所处时代的变迁、文化交流的深度等因素，根据翻译的目的来不断调整翻译策略，更关注目标受众和信息传递效果，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外宣的话语权，全面、客观、准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本文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社会文化新词英译及其接受效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7BYY05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