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魏辞赋之功用

邱晓珊

摘 要：辞赋，我国文学史上的文体形式之一。“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其重要特征。辞赋滥觞于战国，在汉朝兴盛，达到顶峰。辞赋最初主要是用于抒发个人心志的，发展到汉朝，却愈来愈成为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本文从辞赋的功能这一角度出发，重点分析汉魏辞赋在当时所起到的功用——讽谏颂美。本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分析：讽刺纳谏、颂美揄扬。

关键词：汉魏辞赋；功用；讽谏颂美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挚虞认为赋具有“敷陈”之义，其后刘勰在其基础上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①因此，赋是一种善于铺陈的，多用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文体形式。前人在研究辞赋时一般都侧重于从作者和文本本身上进行研究，或是从其发展源流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对于其功能应用这一方面鲜有涉及。本文特截取汉魏六朝这一时期的辞赋，对其讽诵功用进行简要分析。

1 讽刺纳谏

用文学形式来讽刺现实，进献谏言，向君王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观点以及美刺现实生活最早应追溯到《诗经》。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就谈到了诗“可以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也”，但“怨亦不必专指上政。”也可以怨刺现实。这种怨刺诗主要体现在《国风》和《雅》中。《风》中的讽喻诗主要是由下层人们所作，表达了下层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对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予以强烈的讽刺和鞭笞。《雅》中讽喻诗的作者多是贵族阶层中的“公卿烈士”，他们的讽喻诗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另一类是对现实生活进行怨刺和批判。由此可见，诗歌最早是文人们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然“赋者，古诗之流也”，刘歆《诗赋略序》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此序认为，赋之本义是指賦诗，赋是从诗发展而来。班固认为，赋的本质是不歌而诵。赋与古诗一样，都有歌诵和讽谕的功能，都可对政治产生积极影响。班固在《两都赋序》中称赋乃“雅颂之亚”，认为它与古诗的区别只在于诗歌可诵，赋则不歌而诵罢了。因此，赋在当时也是文人们用来表达政治手段的一种工具。

西汉司马迁将赋的讽刺功能放在首位，他批评司马相如铺张靡丽的汉大赋，“《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西汉后期，辞赋家扬雄作为儒家功利主义的捍卫者将赋的讽喻纳谏功用再次发扬光大，《汉书·扬雄传》云：“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扬雄认为司马相如之《大人赋》并没有发挥出向君主纳谏之功能，对此进行批评。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也强调了赋的讽谏之功能，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

司马相如之《子虚》《上林》虽然极尽铺排之能事，但其中仍有讽谏之意，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这两篇赋的结构和主旨做了说明：“相如以‘子虚。皮盲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点明了《子虚》《上林》之讽谏之意。之后班固的《两都赋》更是在政治上讽喻劝谏的直接产物。自东汉建都洛阳后，“西土耆老”希仍以长安为首都，班固因作此赋以驳之。这些文人士子对辞赋的讽谏之说如此推崇主要还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极力强调忠君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学说深入人心，且诗赋在当时处于正统文学的地位，文学一开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儒家的“政教说”一直掌控着人们的思想，作为政治附属物的辞赋自然也不能脱离这种传统。

2 颂美揄扬

辞赋除了具有讽谏怨刺之功能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颂美揄扬。班固在《两都赋序》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这便是强调辞赋的颂美功能。虽然这种颂美揄扬功能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在辞赋家们的创作中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古代的君王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君王的一句话便可以让文人们从布衣平民转变成当朝权贵，抑或是从权贵贬为庶民。因此，文人们一生的追求几乎都是围绕着君王。在汉魏时期，辞赋盛行一时，上至皇帝朝臣，下至布衣平民，都爱作辞赋。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辞赋更是发展到鼎盛。司马相如好辞赋，在出游梁国时曾写下《子虚赋》，汉武帝读之，十分敬佩其文采。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至此汉武帝对司马相如称赞非常，并授予官职。《子虚赋》极尽铺张之能事，大力夸耀当朝国力之强盛，物产之丰富，虽有讽谏之意，但其颂美赞扬之意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之后，其《大人赋》则完全是迎合汉武帝好仙修道而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所记载：“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此赋描写“大人”（隐喻天子）遨游天庭的各种情景，想象十分奇特。汉武帝读后“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种效果完全达到了司马相如作此赋的初衷，虽说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我们所倡导的“为情而造文”，但伴在君王之侧，这似乎也颇符合正常人的思维。

汉武帝之后，汉宣帝效仿武帝，在身边召集了许多辞赋家，如王褒、刘向等。这些人的辞赋大都是为歌颂帝王的游乐、田猎而作的。到了汉成帝时期，又出现了扬雄这样的大辞赋家。汉成帝听说扬雄有司马相如之才华，便召集他入宫成为自己的侍从。扬雄最著名的四赋《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虽然隐含着讽谏的意味，但四赋倾注笔力都盛赞汉朝之声威和帝王之功德，反倒让汉成帝不能领会其中的纳谏之言，而专注于欣赏其靡丽之文采。在统治阶级极力推崇辞赋的环境下，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蔚然成风，这种风格成为当时辞赋创作的一大趋势，于是导致这些辞赋作品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过于歌功颂德，缺乏真实的情感，这种趋势注定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必然会遭到时代的淘汰。于是乎，东汉时期，随着抒情小赋的出现，歌功颂德的汉大赋不再成为时代的主流。然而，在君权独尊的政治体制下，不论是辞赋，诗歌，散文等文体形式都很容易成为政治的附属物，文人们借这些文体形式向帝王表达心中的抱负，或是盛赞当朝的国威。从心理上的角度看，帝王也和普通人一样，这些颂美的文学作品正中其下怀。于是，历朝历代，这样的作品便屡见不鲜了。

注释：

①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参考文献：

[1] 吴曾祺.文体刍言[M].台湾：台湾商务出版社，1981.

[2]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刘煦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 范增.《隋志》与魏晋南北朝赋学[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