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梓翔 高民政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 200433)
从近代艰难的现代化转型到今天朝着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推动我国制度变迁的不仅是经济力量的成长和文化底蕴的再生,更是军政关系制度的成功塑造及平稳运行。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因此,在探寻“中国模式”之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因时,我们必须重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活力和文化魅力,它既是我国制度文明的一部分,又保障和见证了我国制度文明之路的开拓。
“政治思考根植于制度分析和制度设计”[1],阿特尔胡修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对政治生活进行思考的研究者们,都将自己的出发点放在统治制度本身。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第一个对制度进行系统而理性的思考并在全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的著作[2],后来的政治学大家如托克维尔、韦伯、亨廷顿、斯考切波、摩尔等都更加注重从制度理性的视角研究政治现象。简单地说,制度是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行为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理性则是调节控制自身行为使其合乎共同体规范的精神力量,那么探究一项制度的“制度理性”,需要看其是否具有一个理性化的历史过程,是否具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依归,是否具有一套有效的结构设计。理性的政治军事制度是民族国家构成的核心要素,是民族国家成长的关键动力,更是大国崛起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