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登科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刑事诉讼制度与监察制度的有效衔接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监察证据如何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是核心问题之一。《监察法》第33条对该问题予以回应,明确规定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在《监察法》颁布之前,纪检监察证据通常被视为“行政执法证据”,其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主要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监察法》的颁布和实施则意味着监察证据从“行政执法证据”中分离出来而获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不仅带来其适用范围、审查标准等具体制度的转型,背后也存在着理论基础的重大变化。
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中收集的证据直接关系到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刑事责任的认定。《监察法》第33条承认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明确监察证据的审查认定标准。该规定背后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承认各种类型的监察证据无需经过任何转化即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有效契合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调查权的法律属性。关于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调查权的法律性质,理论上始终存在争议:“侦查权说”认为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属于侦查权[1];“侦查权否定说”认为此种调查权不是侦查权[2]。这种分歧会直接影响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范围和程序。从调查对象看,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可分为对公职人员违法违纪的调查和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调查,这决定了监察机关调查权在法律性质上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