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嘉
(四川警察学院法学系,四川泸州646000)
鉴于国有实体在能源、电信、铁路、机场、金融服务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外国投资者参与此类项目往往必须与东道国的国有实体签订协议。但考虑到国有实体良莠不齐、东道国法院可能存在非透明性和非独立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裁决终局性和可执行性,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更愿意通过ICSID向东道国提出索赔。因此,ICSID仲裁庭面临着判断国有实体行为能否归于国家这样的程序和实体问题。
就程序而言,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一般采用初步证据标准,例如Maffezini诉西班牙王国案(以下简称“Maffezini案”)中的仲裁庭认为,“投资者在管辖权阶段只需提供责任归于国家的初步证据,至于该行为最终是否由国家承担应在实体审查阶段进行讨论。”[1]另外,其他ICSID案件如CMS诉阿根廷案、[2]SGS诉菲律宾案[3]等,以及ICSID以外机构审理的案件如UPS诉加拿大案等也是如此认定[4]。就实体而言,具有国际习惯法效力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ILC草案”)体现了归因规则。尽管被诉国常常争辩说,ILC草案只解决国家间的责任,不适用于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但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通过的ILC草案评注(以下简称“评注”)指出,“该草案第1条涵盖了国家的所有国际义务,而不局限于对其他国家的义务。”[5]例如,在Maffezini案、Noble Ventures,Inc.诉罗马尼亚(以下简称“Noble Ventures案”)以及Eureko诉波兰(以下简称“Eureko案”)等投资者—国家仲裁实践中,ILC草案被用于确定国家机构或国有实体的行为是否归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