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耶路撒冷之路

刘怡

欧洲国家普遍单一民族化带来的反犹主义沉渣泛起，使得“大流散”中的犹太人群体在19、20世纪之交的命运变得岌岌可危。通过将目光聚焦到巴勒斯坦故土，并利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寻求外部援助，犹太复国主义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重新在耶路撒冷站住了脚跟，并获得了关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的承诺。

1917年初，英国战时内阁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成员、前军需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勋爵（左二）在家中花园设宴，招待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右三）。当年11月，英国政府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那人长相如何？他对锡安有何说法？他是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的化身吗？”

1897年秋天，11岁的波兰犹太人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紧跟在他当律师的父亲身后，兴致勃勃地打听着几个月前在瑞士召开的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情形。父子俩谁也没能亲临会场，但身为本地“锡安山热爱者”协会的活跃分子，老格鲁恩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西方同志们的最新动向。一年前，匈牙利记者和律师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维也纳出版了惊世骇俗的小册子《犹太国》，公开宣扬犹太人永远无法真正融入欧洲社会;他们只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才能免遭普遍的人身歧视和政治迫害。而在出席瑞士大会之后，赫茨尔还陆续拜会了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德皇威廉二世以及其他大国统治者，试图将未来的犹太国的位置选定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也即136年“大流散”（Diaspora）开始前犹太民族祖先所居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