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西州图经》中的“高昌县”问题*

刘振刚

（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

敦煌写本《西州图经》，编号P.2009，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P.2009《西州图经》首尾残缺，依次记载了出蒲昌县的赤亭道、新开道、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出柳中县的大海道，出高昌县的乌骨道，出交河县的他地道、白水涧道，出天山县的银山道，柳中县丁谷窟寺，柳中县丁谷窟禅院，前庭县宁戎窟寺，州子城外圣人塔。P.2009《西州图经》，分量虽不大，史料价值颇高，常为治唐史者引用。已有学者，利用P.2009《西州图经》，对相关问题，提出了重要看法①如王去非《关于大海道》，《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第5期；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新开道考》，《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巫新华《唐代西州沟通周边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4期；李并成《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区位特点与开发》，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78-79页。相关论文，对笔者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P.2009《西州图经》中的“高昌县”名问题，即是其中之一。

一、P.2009《西州图经》留给我们的一个难题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西州领五县，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1]卷40，1645。《通典·州郡四》记载略同[2]卷174，4558。《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西州领五县，前庭、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于前庭下自注：“本高昌，宝应元年更名。”[3]卷40，1046据这几处记载，唐代西州领五县，前庭县由高昌县更名而来。唐宋典籍记唐代西州领县总数，向无疑问，只是高昌县更名为前庭县的时间有一定的分歧②《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第1032页）记载西州领五县：前庭、柳中、交河、蒲昌、天山，并谓高昌“天宝元年改为前庭县”。按：吐鲁番文书有大量天宝元年以后与高昌县有关的文献，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此处记载有问题。。自P.2009《西州图经》发现后，唐代西州领县总数有了新说法。较早提到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唐代西州领县有问题的，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罗振玉。P.2009《西州图经》载：

乌骨道

右道出高昌县界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崄石危，唯通人径，马行多损[4]75。

又载：

宁戎窟寺一所

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拯，曾峦四绝，架回而开轩，既／庇之以崇岩，亦之以清……／草木蒙笼，见有僧祗，久著名者[4]75。

P.2009《西州图经》高昌县名与前庭县名同时出现。罗振玉据此推论：“今此卷内所载凡六县：曰高昌，曰前庭，曰柳中，曰蒲昌，曰天山，曰交河。高昌、前庭并载。疑唐志及诸地志误也。”[5]这个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如，佟柱臣认为：“或许两唐书地理志均误，而残卷是对的。”[6]郑炳林也据P.2009《西州图经》“疑诸志记载或有误”[4]78。《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录罗振玉此文而未出断语[7]，当是同意。

这些学者的意思是清楚的，即怀疑《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及其它地志的记载，认定唐代西州同时领高昌县和前庭县。罗振玉之后，学界提到P.2009《西州图经》多袭用此说，表明它为人们所接受。然而《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谓高昌“天宝元年改为前庭县”[8]卷40，1032，这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不同，表明《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关于高昌更名前庭的记载各有所本。应该说，唐宋人所见史料对高昌更名前庭的时间有不同说法，而没有说高昌与前庭同时存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并没有唐前期关于前庭县的文献。

不过，王仲荦并没有对《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及其它地志关于唐代西州领县的记载提出异议。他引宝应元年高昌改名前庭的记载，谨慎地把P.2009《西州图经》既有高昌又有前庭说成“此《图经》残卷有时称高昌有时又称前庭”[9]，并未述及具体佐证，似乎问题是不言自明的。关于P.2009《西州图经》西州领县的争诉仍然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四》《元和郡县图志》等对庭州的记载有问题，尤其是《通典·边防七》《旧唐书·地理志》对庭州领县的记载更是自相矛盾（详后）。《新疆图志》认为“诸家论蒲昌县最为淆混”，其原因“盖贞元以后，西域沦亡，晚唐考订已同扪扣，后人传写益滋豕鱼，承讹至今，末由解惑”[10]卷2，27。日本松田寿男列举了《元和郡县图志》等典籍中西州蒲昌县、庭州蒲类县、庭州金满县混淆的情况，他说：“安史之乱后，唐朝与西域的直接交通断绝了，中原的地理学家，由于对西域方面的情形不十分了解，所以在编纂地志时，误将蒲类县与蒲昌县，或把蒲昌县与蒲昌海混淆了，把史料弄错了。”[11]374此说甚有见地。于是，依循松田寿男的认识路径，清理一下《通典·边防七》《旧唐书·地理志》等文献对西州领县的记载，或者是必要的。

庭州始置年代，与讨论贞观十四年（640）西州、庭州领县总数不无关系，有先澄清的必要。《通典·州郡四》[2]卷174，4559《舆地广记》[12]《新唐书·地理志》[3]卷40，1047等唐宋时期的地理文献说庭州置于贞观十四年（640）。然《旧唐书·地理志》说：“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西突厥屯兵于浮图城，与高昌相响应。及高昌平。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乃置庭州，处叶护部落。”[1]卷40，1645又说金满、蒲类、轮台，“已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1]卷40，1646。《旧唐书·地理志》对庭州设置年代的记载已自相矛盾。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继承了《旧唐书·地理志》庭州置于贞观二十年（646），而其所辖三县置于贞观十四年的说法[13]卷156，2996-2997。《唐会要》记：“（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置庭州。”[14]卷73，1135此为庭州置于贞观二十二年（648）说。上述三种记载本互不相容，因为庭州不可能既置于贞观十四年，又置于贞观二十年或贞观二十二年。松田寿男认为庭州置于贞观十四年，他引《旧唐书·突厥传》“贞观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内属，诏居庭州”和《新唐书·突厥传》“处其部于庭州莫贺城”的记载，断言《旧唐书·地理志》将开设庭州和阿史那贺鲁安置混为一谈[11]353。王永兴先生亦认为庭州置于贞观十四年[15]。薛宗正先生则认为庭州置于贞观二十二年[16]。检《故庭州参军上柱国弘农杨公夫人阿史那氏白珉玉像铭并序》尾题“贞观十五年四月造讫”[17]。既然贞观十五年（641）已有庭州参军，其时必定有庭州建置。此为庭州始置于贞观二十年或贞观二十二年说的强有力反证。所以，贞观十四年（640）置庭州的记载应该可信。

一般来说，年代较近的记载比年代较远的记载可信，因为事实一般只能愈传愈失真，不可能愈传愈近真。《初学记》引《括地志·序略》：“至十四年，西克高昌，又置西州都护府及庭州，并六县。通前凡三百六十州。”[18]李泰引萧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等就府修撰《括地志》，参与修撰者多饱学之士，这些人自应熟悉本朝史事。《括地志》成书于贞观十六年（642）[19]，上距唐太宗灭高昌国，不过一年多，以当代人著当代史，何以会凭空杜撰贞观十四年西州、庭州领县总数？

《通典·边防七》“车师高昌附”条：“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国，下其郡三、县五、城三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万七千七百三十，马四千三百疋。太宗以其地为西州，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初，西突厥遣其叶护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并置蒲类县，每岁调内地更发千人镇遏焉。”[2]卷191，5205-5206这和《旧唐书·地理志》等文献唐代西州所领五县县名的记载，是相符合的。杜佑虽位及将相，仍常手不释卷，博览古今典籍。他应该看过《括地志》或唐初置西州、庭州的相关资料。杜佑说庭州初置时领蒲类县必有一定的史料根据。

《旧唐书·地理志》记：“至（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县。”[1]卷38，1384《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略同[3]卷37，959。然而，《旧唐书·地理志》又说：金满、蒲类、轮台“已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1]卷40，1646。可见，《旧唐书·地理志》对庭州初置县记载自相矛盾。《通典·州郡四》也说：金满、蒲类、轮台“三县并贞观中平高昌后同置”[2]卷174，4559。看来，《旧唐书·地理志》对庭州初领县记载自相矛盾处与《通典·州郡四》如出一辙。《旧唐书·地理志》庭州初领一县与三县并存说当本于《通典》或出于同一史源。杜佑治学严谨，其对庭州初领县两种记载不同或据不同史料。概言之，杜佑认为贞观十四年置庭州并领县，这是无可置疑的。

若前庭县与高昌县同时置，贞观十四年西州、庭州共领六县实在不敷分配。这样，庭州将无领县。高昌县与前庭县同时存在之说，小心求证，便启疑窦。

二、前庭县地境就是高昌县地境

检点吐鲁番出土文书，可以看到大量唐代前期与高昌县有关的文献，不见唐代前期与前庭县有关的文献。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所收最早的前庭县编年文书为《唐大历五年（770）后前庭县马寺常住田收租帐》[20]258，这也与典籍中高昌更名前庭的时间大致吻合。也许有人还会有这样的疑问：吐鲁番出土与唐代前期高昌县有关的文献，而没有出土与唐代前期前庭县有关的文献，正是吐鲁番文书用的是高昌县的废纸，怎见得唐前期无前庭县呢？答复是：从相关文献可以判断前庭县地境就是高昌县地境，今据所见，姑举几条史料作为佐证：

《新疆图志》：“案，高昌县在今吐鲁番东乡三堡地，今厅城东至胜金口七十五里，由胜金口南行十五里，即三堡也。宣统元年（1909）十月，巡检张清至三堡村北掘取古迹，得《唐张怀寂墓志铭》，云‘葬于高昌县之西北旧茔’。”[10]卷2，261984年哈拉和卓出土的《大唐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上柱国渤海高公墓志铭并序》称高耀“以建中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葬于前庭东原”[21]。高耀墓“西南距离高昌故城约三公里半”[22]。据此，前庭东原就在高昌故城东北不远处。此其一。

贞观十六年（642）前后的《吐鲁番出土文书》67TAM78:46有“宁戎乡”字样，其为高昌县诸乡之一[23]。宁戎乡当在宁戎谷附近。P.2009《西州图经》：“宁戎窟寺一所。右在前庭县界山北二十二里宁戎谷中，峭巘三／成，临危而结拯，曾峦四绝，架回而开轩……”[4]75大谷文书2872《唐西州高昌县退田薄》：“……城北二十五里宁戎低苦具谷。”[24]可见，前庭县北宁戎谷即高昌县宁戎低苦具谷。此其二。

《太平寰宇记》“高昌县”条：“交河水，西北自交河县界流入。”[13]卷156，2995《元和郡县图志》“前庭县”条：“交河，在县西。”[8]卷40，1032可见，高昌县交河水就是前庭县交河水。此其三。

高昌县城即今吐鲁番市高昌古城[25]。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区东偏南约40公里处，距高昌故城6公里。阿斯塔那506号墓《唐大历四年（769）张无价买阴宅地契》记有：

筮协从，相地袭击，宜于州城前庭县界西北[20]6。

大历四年（769），西州治前庭，而前庭县界西北就在高昌故城附近，可见“州城前庭县界西北”当即高昌故城西北。此其四。

从上举四证可以看出，前庭县地境就是高昌县地境已明白无疑。金满县更名后庭县的年代，《元和郡县图志》[8]卷40，1034《新唐书·地理志》[3]卷40，1047说在宝应元年（762），而《太平寰宇记》说在贞元中[13]卷156，2997。贞元六年（790），吐蕃陷北庭都护府[1]卷196下，5257。可以说，金满县改名后庭县大概在762—790年之间。顾名思义，后庭是相对于前庭而言，高昌县更名前庭县应该不晚于金满县更名后庭县。前已述及，吐鲁番出土有关前庭县文书最早是唐大历五年（770）后[20]258。这与典籍中金满更名后庭的时间大致吻合。所以，传世文献中前庭由高昌更名而来之说不宜否定。

三、P.2009《西州图经》高昌、前庭两县名并载之谜

敦煌地理文书有的存尾题的抄写年代。P.2009《西州图经》后面残缺，不知是否恰巧残缺的是抄写年代的记载。P.2009《西州图经》的成书过程并不清楚。P.2009《西州图经》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罗振玉这样回答：“至此志之作，窃意当在乾元以后，贞元之前。新开道下，有‘见阻贼不通语’，是作志时尚未沦于吐蕃之证。且其叙述丁谷宁戎两窟风景，文字尔雅，尤非唐中叶以后所能为也。又卷中丁谷窟云，‘西去州廿里’，圣人塔条云，‘在州子城外东北角’，则此书之名，当是《西州志》而非《交河郡志》，又可知矣。”[26]P.2009《西州图经》是晚唐作品。其时印刷术并不普及，书籍流传主要靠手抄。怎么解释抄本P.2009《西州图经》高昌、前庭两县道路并载之谜呢？这应该有三种可能：

可能的谜底，也许应从古书以前名代后名的修辞去解释。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以前代后”条：“（一）《左传》哀公九年云：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二）《庄子·山木篇》云：穷于商周。树达按：二商字皆所以代宋字。宋为商后，以商代宋，是以前名代后名也。”[27]以前名代后名是古书的一种文例。P.2009《西州图经》“右道出高昌县”云云，可能是以前名“高昌”代后名“前庭”。

当然，谜底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西州图经》以前名“高昌”代后名“前庭”一事本属乌有，“高昌”与“前庭”两县名并载可能是P.2009《西州图经》成书过程中产生的。P.2009号，王重民定名为《西州图经》[28]。唐代地志普遍采用图经形式。唐代地方定期造图经上报中央是中央了解控制地方的手段之一[29]。唐代“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建中元年）改至五年一造送”[14]卷59，879。图经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记述地方情况。唐代各地编修的地图是图经的基础。唐代州郡级政区修纂图经，辛德勇曾查找出一些[30]274。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是在贞观年间《沙州图经》的基础上经过三次编修和补充而成[31]，即为唐代州级政府多次编修和补充图经之一例。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是唐开元初补修后的抄写本，避讳有：武避虎讳1次、其避基讳6次、隆字缺笔1次、人避民讳6次、代避世讳3次，卷中大周处多跳行、空格[32]。开元初，“大周”是正儿八经的“伪周”①如，《酉阳杂俎》引张鷟《朝野佥载》：“伪周滕州录事参军袁思中，平之子，能于刀子锋杪倒箸。”（[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中华书局，1981年，第238页）。可见，图经补修后往往留下前几次的时代痕迹。再如，《元和郡县图志》文水县：

汾水，东北自清源县界流入，经县东十五里，又西南入汾州隰城县界。

文水，西北自交城县界流入，经县西，又南入隰城县界[8]卷13，371。

上元元年（760），隰城县改为西河县[8]卷13，377。《元和郡县图志》写成于元和八年（813），这两处“隰城县”应该是抄录旧图经而未以当时县名改称的结果。前已述及，P.2009《西州图经》是晚唐作品。唐代西州一度为安西都护府治所，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应该多次修图经。P.2009《西州图经》应该是按照律令多次续修和补充的结果。P.2009《西州图经》既出现高昌县名，又出现前庭县名，也可能是当地造图经或续修、补充时以旧图经为蓝本而未以新县名改正，在逻辑上也讲得通。

唐代县级政区也修纂图经，“是否普遍编纂图经，没有见到明文记载”[30]274。唐代高昌县、前庭县是否修纂图经，也难断定。假如纂修P.2009《西州图经》的人曾看到前庭县图经出现高昌县乌骨道、前庭县宁戎窟寺，则在摘抄时依葫芦画瓢，亦未可知。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P.2009《西州图经》是抄本。钱大昕《三史拾遗》力挺《水经》是西汉桑钦著作，他解释《水经》郡县间有与西汉互异的情况说：“乃后人附益改窜，犹《尔雅》周公作而有‘张仲孝友’之语，《史记》司马迁作而有扬雄之语也。”[33]古书辗转传抄，在传抄过程中有附益改窜的情况，《颜氏家训》早已提出这个问题[34]。假如我们允许用《水经》传抄过程中有附益改窜，而郡县名出现与西汉互异的情况来比较，那么P.2009《西州图经》也有传抄过程中附益改窜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可以认知：典籍中前庭县由高昌县更名而来的记载比较可信；P.2009《西州图经》高昌、前庭两县名并载当有三种可能性。不能否定高昌更名前庭的历史记载，目前无法解开P.2009《西州图经》高昌、前庭两县并载之谜，只能三存其说，值得进一步探讨。这样，自不能根据P.2009《西州图经》乌骨道“出高昌县界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宁戎窟寺“在前庭县界山北廿二里宁戎谷中”，就作出“唐志及诸地志误也”的推测。倘说P.2009《西州图经》记载有误，那也是成问题的。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5]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五）［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6：1550-1551.

[6]佟柱臣.从考古材料看汉、唐对西域的管辖［J］.社会科学战线，1981（4）：218.

[7]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35.

[8]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9]王仲荦.敦煌石室出《西州图经》残卷考释［J］.郑宜秀，整理.文史哲，1991（6）:72.

[10]王树枏.新疆图志［M］.朱玉麒，等，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1]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M］.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12]欧阳忞.舆地广记：卷17［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476.

[13]乐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王溥.唐会要校证［M］.牛继清，校证.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15]王永兴.唐灭高昌及置西州、庭州考论［J］.北大史学，1994:63-75.

[16]薛宗正.丝绸之路北庭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212.

[17]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4［M］.北京：中华书局，2005:44.

[18]徐坚.初学记：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6.

[1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6［M］.北京：中华书局，1956:6174.

[20]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1]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28.

[22]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唐北庭副都护高耀墓发掘简报［J］.新疆社会科学，1985（4）：60.

[23]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8.

[24]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大谷文书集成：第1卷［M］.京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1984:123.

[25]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59.

[26]罗振玉.雪堂类稿［M］.萧文立，编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17.

[27]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3.

[28]商务印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53.

[29]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20-521.

[30]辛德勇.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1]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J］.史学史研究，2013（4）：96.

[32]朱悦梅，李并成.《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J］.敦煌研究，2003（5）:61.

[3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M］.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22.

[34]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M］.王利器，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