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
——从哈维的空间理论谈起

■林 密 陈 铮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一个值得不断研究和发展的理论宝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从《宣言》发表到当今的170年间，“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1］。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宣言》中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总能在时代变迁中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就此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人类社会都市化进程与空间问题的加剧而出现的社会理论“空间转向”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聚焦于空间这一视角，对《宣言》进行了地理学重构。哈维在从空间维度重新激活《宣言》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解放政治意蕴的同时，也从地理学视角佐证了《宣言》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与时俱进的历史敞开性。值得注意的是，哈维认为，《宣言》中存在着“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这使它“未能描绘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绘制欧洲直至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动力”［2］（P32），这无疑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回应的尖锐理论问题，因而有必要回到《宣言》的文本，重新审视其深层逻辑，并探究其中是否蕴含着一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思想维度。基此，一方面积极回应哈维的相关批判，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实践语境，攻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现状做出重要的理论新拓展。

一、历史叙事的历时性偏好与资本的同质化逻辑

当我们面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时空环境，并试图将这一客观事实直接纳入《宣言》中的资本主义批判视域时，能够得出的结论似乎只能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无法有效解释现实世界。而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而言，解释现实世界的能力恰恰决定了它的生命力。从《宣言》中资本主义批判的主导逻辑看，正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P404）的同质化逻辑，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危机。从空间转向的理论逻辑看，历史唯物主义“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空间维度”的重视不足，是《宣言》中资本同质化逻辑丧失其资本主义批判效力的根源所在。这些来自现实和理论的挑战和质疑，无疑都需要我们予以正确的评价和回应。不过，从根本上说，应激反应式地深挖《宣言》中内在的空间思想，进而反驳历史唯物主义之历时性偏好的批评是必要但不充分的，相反，重新审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历时性偏好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往往也是促成空间转向的理论家们在突显空间维度的重要性时所忽视的。［4］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封闭僵化的公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的《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强调的：“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376）显然，为了避免后人误读作为《宣言》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极为警惕地识别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作为“一般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对这种“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这就表明，在《宣言》的写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叙事逻辑意向：一种是从客观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叙事逻辑；另一种是从直接的经济现实出发，揭示资本主义共时性中起作用的特殊规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叙事逻辑。［5］（P166-168）

我们已经知道，前一种叙事逻辑成熟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借由历史辩证法指认了任何具体的社会存在的暂时性，因而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历时性偏好”；后一种叙事逻辑完善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以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共时性中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因而是对资本主义共时性的社会历史性分析。［6］（P440-441）可以肯定的是，在《宣言》中，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还未达到对资本主义这一“人体”的深度认识，因此存在着以前一种成熟的叙事逻辑压抑，甚至代替后一种仍在发展中的叙事逻辑的情况，换言之，以历时性分析压抑甚至代替对共时性的社会历史性分析。在今天看来，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宣言》无法有效解释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时空环境，另一方面则导致《宣言》中关于“革命措施”的论断对于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没有“特别的意义”。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以共时性分析代替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时性偏好呢？实际上，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一般历史观基础［5］（P166），基于此，以直接的经济现实为研究前提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完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超越。就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虽然肯定其相较于仍在纯粹理性的思辨中打转的蒲鲁东而言，在经济学研究的起点问题上更具科学性，但囿于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作天然的、合理的这一认识，它不仅无法描绘资本主义的形成史，而且也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看来，“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3］（P232）。显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恰恰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共时性研究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性视野，因此它必然会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作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从而将历史的运动人为地限定在特定的共时性空间之中。由此不难发现，完整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研究视角的相互结合，因而以直接的经济现实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如果缺少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时性维度，那么，它对资本主义共时性的分析必然会陷入物化的时空之中，而无法突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历时性偏好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解毒剂。［4］

依据《宣言》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定位以及其中蕴含的两种叙事逻辑意向，我们可以发现，《宣言》中作为资本主义批判主导逻辑的“资本的同质化逻辑”，实际上是一条成熟但并未充分展开的逻辑线索。首先，《宣言》中资本的同质化逻辑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暂时性问题上是成熟的。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资产阶级得以不断排挤封建势力，从而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因。所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同以往一切时代的生产关系一样，虽然它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405），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就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P406）。其次，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必然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世界历史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相较于以往的生产关系在维持其自身活力的问题上，更具发挥空间策略的优势，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在全球的布展正是这种空间策略的具体运用和表现。遗憾的是，由于《宣言》的首要任务是揭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3］（P413）的历史发展趋势，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反抗资产阶级，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对于资本主义这一“人体”的认识尚未成熟等原因，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策略及其特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机制的认识，只是作为一个潜在的视域在《宣言》中被轻描淡写地提到，但最终被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叙事逻辑中的生产力的发展线索所遮蔽。

综上观之，不管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时性偏好还是资本的同质化逻辑，实际上都蕴含着解读资本主义当代发展和不平衡发展时空环境的重要资源。然而，第二国际成立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没有识别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的两个不同理论层次，将本该随着资本主义这一“人体”的新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地定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其结果不仅是窒息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潜力，而且随着当代空间问题的突显，进一步将批评的矛头引向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时性偏好，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历史叙事中以时间压抑空间的逻辑导致的。就此而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解读正是促成空间转向的重要理论背景之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空间维度的突显在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活力方面的特殊贡献。但是，在此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历时性偏好，恰恰是为了避免历史叙事悖反式地走向以空间压抑时间的逻辑，进而为把握共时性中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提供必要的历时性维度。

二、共时性中的社会历史性空间及其不平衡结构的扩大再生产

诚然，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立场鲜明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历时性偏好，以此来突显空间维度的重要性。但有趣的是，他们要强调的“空间”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性空间，而恰恰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空间。比如，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共时性中的时空概念是为特定时空之中的资本循环和积累所定义和再定义的。［7］（P131）因而，他明确指出，空间概念“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8］（P255），所以，它必然会随着物质实践活动在地理和历史上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空间转向视域中空间概念的建构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性限定是一脉相承的，而要得出这样的认识，显然离不开作为共时性分析的一般历史观基础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也由此，《宣言》中的资本同质化逻辑对资本主义共时性的社会历史性分析虽然略显“粗糙”，但却蕴含着解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平衡发展时空环境的巨大潜力。

首先，与资本主义共时性中的资本同质化逻辑相区别，《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的地域性历史的粗线条式地描绘，隐含着关于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般意义上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思考。从宏观层面上看，《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新航路与世界市场时，识别出美洲、非洲、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等与欧洲相异的地理空间的共时性存在。这些差异性地理空间的密切联系是以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这些差异性地理空间只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较为孤立地发展着，因而它们的差异性与不同地理空间中的自然资源的先在差异密切相关。从微观层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在描绘资本的全球布展过程时，暗含着对前资本主义差异性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分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之前，不同地理空间中的不同民族，他们加工“本地的原料”，建立“古老的民族工业”，生产“供本国消费”，处于一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与此相适应的精神的生产因而也具有地域性，其结果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共时性存在，而依据资本主义的文明视角还可以将这些差异性的地理空间划分为：“最野蛮的民族”“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等。［3］（P404-405）

通过上述片段式的论述，我们能够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宏观层面指认的不同地理空间中的自然资源的先在差异，只是作为特定地理空间中人类创造历史不可选择的既定前提，这些前提经由一定的地理和历史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活动，被赋予一定的社会历史性，进而形成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状况。由此观之，一定时期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既是不同地理空间中的人创造历史的既定前提，也是他们创造历史多样性的结果。在这里，社会历史发展之前提与结果的辩证法得到突显。可见，马克思对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思考始终内含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交叉视角。更进一步地说，不平衡地理发展是为特定地理空间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塑造的，因而对前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基于历史发展本质层面的抽象实际上能够得出马克思关于广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思考，即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一定的地理的和历史的空间中的具象化，也是历史多样性的空间视域表达。［9］（P410）

其次，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逻辑不同，《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及的资本同质化逻辑是资本主义共时性视域中的特殊逻辑。换言之，资本同质化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但是，《宣言》中资本同质化逻辑却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特殊性及其不平衡地理发展机制设定的最大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支撑这一共时性分析的主要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这必然导致资本同质化逻辑对于资本主义共时性的社会历史性分析显得过于“粗糙”；另一方面，如果不首先理解“资本”，不仅无法把握资本同质化逻辑中蕴含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而且还会陷入这一逻辑的字面意思，将其简单地理解为资本主义地理空间在全球的同质化发展。事实上，这也是哈维在重构《宣言》过程中对这一文本提出的批评之一。在哈维看来，“《宣言》对资本力量存在着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低估，在通过雇佣劳动和市场交换而实现的全面同质化中，资本具有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吸收、改造甚至恶化古老文化差异的能力，制造空间差异、进行地缘政治动员的能力”［2］（P39）。应当说，哈维批评的正是《宣言》中对资本概念认识不足的理论缺憾。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对于“资本”的初步认识，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把握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提供了三个关键的思考点。

第一，资本的同质化逻辑是一个持续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前一切世代的特点，即“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3］（P403）。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405），因而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两者之间常态化的紧张关系作用于“一切社会状况”便呈现出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限度内新旧事物的持续更替现象。由此可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确实为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地理空间生产的逆反性膨胀以及此起彼伏的创造性破坏找寻到一般意义上的根源。

第二，资本的同质化逻辑实质上是以劳资交换关系为内核的社会关系在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布展。［10］实际上，资本的同质化过程并不是在全球层面生产和再生产均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地理空间。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的初步认识，极具前瞻性地指出，“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而资本同质化逻辑实际上正是构成资本自身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具体说来，资本同质化逻辑包含着两个转换过程：其一是以交换价值和金钱关系取代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其二是将人自身变成同其他货物一样的商品，并且资本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变为靠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的现代工人。经由此，财富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私人手中，而“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3］（P412）。由此可见，资本同质化逻辑是以劳资不平衡交换关系为内核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层面的布展。以此反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以及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泛化，不正是《宣言》中资本同质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吗？而不平衡地理发展不正是这些不平衡关系的空间视域表达吗？

第三，资本的同质化逻辑是一定时期内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止痛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借由资本同质化逻辑所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但他们并没有就此否定资本同质化逻辑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还未完全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进而必须被“炸毁”的桎梏，资本同质化逻辑就能够通过对新的市场的开辟与旧的市场的彻底利用来暂时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此而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必然产生的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等中心-外围的不平衡发展状态［3］（P405），不仅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前提，而且更是资本主义实现自身发展以及缓解自身危机的重要方法。①

基于上述三个思考点，资本同质化逻辑蕴含的关于资本主义共时性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已经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概言之，资本主义共时性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本质上是以劳资不平衡交换关系为内核的社会矛盾在全球空间布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既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性前提，更是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解决自身危机、维系自身活力的常态化机制，因此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在资本自身逻辑的作用下便呈现出永久的不安定和变动。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下，不平衡地理发展实现了一次本质转移，它诉说的不再是自然禀赋的先在差异和人类文明的初始多样性”［11］,而是为资本同质化逻辑塑造并不断扩大再生产出来的“形式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宣言》时期，还是在已经成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由于马克思面对的世界历史正处于资本主义的“绝对地理扩张”阶段，因而空间问题虽然已经逐步突显，但往往被视为“外在的因素”。［12］（P88-89）这在理论上也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简化效果，即马克思在《宣言》中已突显的空间生产及其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被“以时间消灭空间”这一个著名的经典论述替代了，并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维度，在马克思的空间生产与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视域中进一步深化与理论化的空间也被压抑了。②当然，通常易被接受的解释或理论化路径是，马克思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现实关注不同于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理论自觉，这似乎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不可避免的理论缺憾，却又恰恰是马克思留给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进一步耕耘的理论空间。就此而言，伴随着当代资本主义日益剧烈的空间重组活动而兴起的空间生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研究，正是基于资本主义这一“人体”的新变化在理论上做出的积极反映。必须指出，这些研究和理论在方法论上可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③，但它们在一定意义上确实补充和拓展着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其当代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三、广泛的政治纲领：从差异性利益走向共同性诉求

如果说，“改变世界”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为宏大的理论抱负，那么它就不仅仅是解释现实世界的一般理论，而更是一种推动社会历史向“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转变的政治纲领。因此，不管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还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共时性中的特殊规律的发现，其最终旨趣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政治纲领和策略的制定与规划，进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P155）。就此而言，无产阶级解放政治纲领和策略是否有效与制定这种纲领和策略所依据的对既存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认识是否科学直接相关。不可否认，由于《宣言》中承担资本主义共时性分析的资本同质化逻辑缺乏成熟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撑，因而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承认，《宣言》无法为具体的解放政治行动提供具体的政治纲领和策略。不过，《宣言》的价值恰恰不在于它提出了何种具体的“革命措施”。依靠资本同质化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基于历史本质层面的分析，《宣言》实际上为具体的解政治行动确立了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广泛政治纲领。从现实层面看，广泛的政治纲领对于共产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解放政治之所以必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灭阶级对立，而且在资本同质化逻辑的作用下，进一步将这种阶级对立推向全球层面。这就意味着不仅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而且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以及共产主义事业也必然是世界历史性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3］（P166-167）所以，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果断地否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构建“地域性共产主义”的幻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行为的普遍化，是共产主义绝对必要的前提，换言之，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必须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中。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创办单个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的梦想是缺乏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所以他们“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3］（P433）更进一步说，即便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地理中存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它必然也会因为阻碍资本同质化逻辑的现实布展而必然地被影响或消灭。

其二，差异性利益不仅广泛地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而且也大量地存在于同一个阶级内部。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指认了资本同质化逻辑最终会使阶级对立趋向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P401）。但在现实层面，马克思、恩格斯显然注意到阶级之间与阶级内部的关系要比理论推演复杂得多。比如，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此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在作为被剥削者的无产阶级群体中，既存在着始终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代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的共产党，也存在着处于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分流氓无产阶级；在作为剥削者的群体中，既存在着带有“旧的封建纹章”的封建贵族，还存在着日益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符合的中间等级以及与生产力的这种发展相适应的工业大资产阶级。［3］（P409-435）显然，除了共产党，其余群体都怀有各不相同的私利，即使他们有时候能够在某一目标上达成“共识”，但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既成的共识瞬间就不存在了。而在经典的时政分析文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1848年“二月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进一步印证了阶级之间以及阶级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应当说，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难以协调的利益关系，最终导致声势浩大的“二月革命”极具讽刺性地被“狡猾的赌徒”路易·波拿巴的骗术所葬送。

也由此，在《宣言》的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包括法国、瑞士、波兰以及德国共产党在内的不同政治情形与诉求，并明确提出那句振聋发聩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P435）可见，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纲领性文件的《宣言》，其价值之一便在于提出一个具有反资本主义共同性诉求的广泛政治纲领，指导具体的解放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哈维认为：“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法尚不能够以《宣言》的概述所暗示的方式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2］（P39）这是因为，《宣言》从差异性利益中确定共同性诉求“必须严重地依赖资本的力量，这种力量根除并摧毁了以地方为限的地域忠诚和纽带”［2］（P38）。不难发现，哈维的批评依然指向《宣言》中对于资本概念的认识不足和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实际上，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于《宣言》这一历史性文本之中，但广泛的政治纲领并非简单地建立在资本同质化逻辑预设的一般均衡发展的时空环境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从差异性利益走向共同性诉求是社会历史的主客体两个维度辩证发展的结果。

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3］（P3）易言之，我们不能超出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提出我们不能解决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能够提出从差异性利益走向共同性诉求的广泛政治纲领本身就表明，确立这一任务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正在生成。从《宣言》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资本同质化逻辑在全球空间的布展，使得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成为全球空间中处于主导性地位的生产方式，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矛盾也随之扩散至全球层面，成为不同地理空间中共同面对的主要矛盾。由此可见，资本同质化逻辑为从不同地理空间中的不同利益群体中确定反资本主义的共同性诉求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客观物质条件。

从历史发展的主体角度看，资本同质化逻辑使劳动力变成与货物一般的商品，变成“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因而使劳动成为令人厌恶的事，总而言之，使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奴役，因而必然地引起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普遍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虽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3］（P409）但通过与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工人日益作为一个阶级并逐渐意识到并确立起反资本主义的共同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代表无产阶级整个运动利益的共产党必须把握住历史运动的主客体条件，“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要“到处支持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还要“到处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3］（P434-435）

由此可见，即便资本同质化逻辑为从差异性利益中确定共同性诉求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客观物质条件，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物质条件要切实地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就必须以历史主体的具体历史实践为中介。换言之，从差异性利益走向共同性诉求既不能、也不可能依赖资本创造均衡的时空环境，它必然是历史辩证法之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提出一个能够既包容差异性利益，又体现共同性诉求的广泛政治纲领，正是指导不同地理空间中解放政治运动不致“失焦”的关键所在。它从理论上确保了各种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最终都能够汇聚成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普遍力量。应当承认，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2］（P23），确实加剧了历史发展主客体之间的张力，进而阻碍了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历史生成。但是，基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无产阶级也正是在这种矛盾情境中不断受教育、不断成长与壮大；而面对不同时期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时空环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及其紧迫感也会有不同的再现形式和具体化路径。就哈维面对的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语境而言，缔造无产者的全球联盟，显得比以往更加急迫了。就此而言，哈维确实继承了《宣言》的这一基本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亦能理解哈维对《宣言》的地理学重构的价值所在。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宣言》中确实蕴含了马克思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思考，并具有理论化重构的丰富思想资源以及必要性。就此而言，哈维聚焦于《宣言》的地理学重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当然，与其说他完成了这一理论建构，不如说他为我们基于马克思的经典和中国当代实践这双重 “文本”，重构和再现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打开了理论空间。事实上，正如前述所示，由于哈维等人的解读未能识别出构成《宣言》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叙事逻辑意向，他对《宣言》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单薄而牵强的。一方面，当哈维基于资本主义当代最新发展和不平衡发展之时空境况等经验性事实，批评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特有的历时性偏好时，恰恰是因为未能识别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不同理论层次，进而也就无法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为中介协调理论与现实之间张力的理论特性。［14］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历时性偏好的必要反思，因而在过度突显空间维度的立场下，忽视了《宣言》中资本同质化逻辑潜藏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总体说来，不平衡地理发展从《宣言》时期的潜在视域，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理论重视，是一个不断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

不过，如前所述，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马克思论述的重心，马克思未能如哈维那般将其直接理论化，但确实为我们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时空语境构建一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基础性的理论架构。在这个意义上，深入梳理《宣言》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就构成了深入透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更加成熟而具体化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的理论前哨，也是基于当下不平衡发展时空境况重构与再现马克思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的前提性工作。

从现实意义上看，梳理《宣言》中隐含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思想，以对接当代最新空间生产理论的方式使之再现出来，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世界历史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南。

《宣言》以资本同质化逻辑指认了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普遍路径与内在趋势。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机制与现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必然要面对的客观现实。因此，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的那样，我们要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1］。因此，深刻把握我国当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的社会历史成因与克服路径，就不能局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分析，而应当将其置入资本主义及其以不平衡地理发展方式驱动并加速的世界历史这一宏大历史语境中。

《宣言》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振聋发聩的战斗口号，以及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语境中生成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恰恰构成了我们基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视域中，在利益分化与差异性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全球化环境中，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积极求同存异、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行动指南。《宣言》中蕴含的重要理论启示在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全球普遍性后果，并非中国独有的矛盾，因而其克服路径也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行动联盟，需要不断凝聚共识、明晰共同诉求，并导向共同的集体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无疑闪烁着《宣言》的精神与智慧。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希望的空间》中，哈维认为，《宣言》对于资本积累“中心—外围普遍模式”的分析是一种历史“传播论”的解读模式。仅限于《宣言》这一文本而言，哈维的批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考虑到，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旨趣是改变世界，解放无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宣言》中出现的“中心—外围”的认知模式理解为“欧洲中心论”，倒可以说，是马克思探寻人类解放路径的阶段性认识，否则，马克思晚年对于东方社会的研究便是不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将“中心—外围”的认知模式置入资本的同质化空间生产逻辑，及其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差异化逻辑，就会看出，实际上它蕴含着资本生产、再生产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思想。就此而言，哈维的批评就值得商榷了，笔者将另文专述。哈维的相关论述，参见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2章，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就“以时间消灭空间”这一经典论述的空间生产意蕴而言，哈维基于资本积累的动态与矛盾过程做了很好的阐发，将一种表象的社会空间生产进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密切挂钩。但这也恰恰反过来提醒我们，对于这个命题的理解恰恰不能流于字面意思，必须深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总体思路中加以剖析，其更丰富的空间生产思想内涵与当代意义也将得以展现。这是一个有趣且有必要的专题审理，笔者将另文专述。有关哈维研究之方法论的讨论，可参见唐正东：《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哈维的视角及其局限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③有关哈维研究之方法论的讨论可参见唐正东：《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化：哈维的视角及其局限性》，《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