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词的“活法”精神及词学观概述

2018-02-11 09:05张莹洁
关键词:杨万里活法

张莹洁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宋史》有传。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其诗自成一体,称“诚斋体”。今存杨万里词十五首,《诚斋集》卷九十七中载《念奴娇》一首、《好事近》一首、《昭君怨》二首、《武陵春》一首、《水调歌头》一首,统称“乐府”,与“引”和“集句”编在一起。当代学者唐圭璋先生编选《全宋词》,辑录杨万里词十五首,收录了杨万里《答周丞相》中的小词,相较而言更为全面。实际上,杨万里创作的十五首小词可以看作八首,《归去来兮引》实际是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檃栝,因而《归去来兮引》八首也被认为是一个整体。

杨万里作词始于淳熙二年(1175),终于嘉泰元年(1201),基本是从知天命之年才开始作词的,可见他对词的创作持有较谨慎的态度。《宋词鉴赏辞典》选其词两首,后人对它们的评价普遍不低,《诚斋诗话》也涉及到了一些词论的内容。下面分别言之。

一、系风捕影的景物摹写

王琦珍在《杨万里与诚斋体》中将“诚斋活法”的主要特色总结为三点:“一是捕捉客观物象时敏捷准确,二是诗中意象生动活泼;三是语言平易深婉,风趣横生。 ”[1](P115)由此可见,“诚斋活法”与系风捕影的写生艺术密不可分,讲究摹写景物达到灵动传神的境界。杨万里词常见家居生活题材,主旨不可谓之宏大,但这些词作之所以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杨万里将“诚斋活法”之精神移入词中加以运用的结果。“诚斋活法”在杨万里词中表现为善于捕捉自然界的动感生机,展示生动活泼的自然意象,它也和作者心胸透脱、感受敏锐息息相关。试看《昭君怨·赋松上鸥》:

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 俄顷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2](P1666)

庆元三年(1197),年逾古稀的杨万里闲居家中一门心思钻研《易经》,七月上奏状乞致仕。在此之前,他已作书答复朱熹,表示出对仕途彻底心灰意冷的态度与坚不出山的决心。《昭君怨》二首作于家中闲居之时,词之小序曰:“晚饮诚斋,忽有一鸥来泊松上,已而复去,感而赋之。 ”[2](P1666)“偶听”引出沙鸥栖息松树之声,词人继而叮嘱稚子莫要喧哗,以免惊扰它的小憩。下阕写沙鸥飞走,来去自如,词人代其立心,故而这一意象有了更丰厚的意蕴。周启成分析《昭君怨·赋松上鸥》的“诚斋体”风味时认为,“作者要和沙鸥交朋友,他特告沙鸥说:我已不作官了,咱们都是江湖散漫之人了,请不要避我嫌我吧!词中表达了作者退休的决心,也饶有趣味。 ”[3](P132)王琦珍评论《昭君怨·赋松上鸥》说:“注意捕捉那些转瞬即逝而又充满机趣或意趣的景物进行细致的描写,在写景中传达出自己此时此刻独特的感受与心情。 ”[1](P274)自由自在、与世无争的沙鸥俨然是勘破功名后机心全无的作者化身。该词构思新颖,词境清新明朗,反映了“诚斋活法”的主要特点。

杨万里的观察细致入微,他总是设法与万物为俦侣,随着自身情感的起伏来展开体验想象。他擅长写景,在对自然万象的心领神会中抒写性灵,师造化以见心源。试看《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川花谷望月作》:

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不是诚斋无月,隔一林修竹。 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2](P1666)

杨万里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初为赣州司户,后任永州零陵丞。张浚谪居永州,曾用儒家“正心诚意”之学对他加以勉励,杨万里终身谨守奉行,自号“诚斋”,书室亦以“诚斋”命名。“万花川谷”是他的花园名,与“诚斋”相邻。《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川花谷望月作》写于庆元二年(1196),全词围绕月色展开,章法谨严有致,有“一摺向左,再摺向左,三摺总而向右”[4](P702)的特点。上阕写月色朗照,不先写月到何处,反而先说月未到何处;不直言修竹遮月,反而先言诚斋无月,继以说明原委。正意反说,直意曲说,无月之诚斋景色不逊于有月之万花川谷,风景虽异而清雅相类。下阕另辟新境,词人并未全然陶醉于澄澈空明的眼前实景,而是进一步打开心灵,展望秋光奇绝、月色如玉的阴历十五、十六日,虚实结合,寄托了对美的无尽憧憬与想象。《词苑萃编》卷之五“杨万里词有奇致”云:“杨万里不特诗有别才,即词亦有奇致。其《好事近》云:‘月未到诚斋,……看十五十六。’昔人谓东坡词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廷秀词又何多让?乃知有气节人,笔墨自然不同。 ”[5](P1873)平凡无奇之物, 终古常见之景, 一经诚斋点化,都能让人眼前一亮,豁开新境,不受俗套辖制。

“诚斋活法”在杨万里词中还表现为善于捕捉敏捷灵动的瞬间现象。钱锺书《谈艺录》评“诚斋活法”的写生艺术时说:“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躍,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6](P298)杨万里词中不乏描写景物动态的佳句,如《昭君怨·咏荷上雨》:

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急雨打篷声,梦初惊。 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泻清波。[2](P1666)

杨万里三度在杭任京官,写下了二百多首歌咏西湖的诗,《昭君怨·咏荷上雨》也体现出了他的西湖情结。词的上阕纪梦,梦中作者泛一叶扁舟于充满荷香的西子湖上,然而急雨打篷之声使他好梦惊醒。下阕折回现实,集中描写了池荷跳雨的景象,跳、散、聚、泻四个动词的运用异常活泼,让水珠充满了生命感,刘祁《归潜志》卷八引李屏山语:“活泼刺底,人难及也!”[7](P40)水珠的瞬间动态被描绘得充满灵感。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认为这首词很值细品:“词中写的是作者的一梦:扁舟荡漾在西子湖上,正感到湖上花香袭人,忽然,一阵急雨敲击船篷,惊醒了好梦,睁眼一看,却是雨打池荷的声音——原来身在家乡!词中隐含着惋惜和感叹,作者怀念往日的生活,怀念临安城。临安是国都,是皇帝所在的地方,作者作为京朝官在此报效过朝廷,所以这首词实际反映出作者虽退居林下,却念念不忘朝廷、不忘国事的心境。 ”[3](P132-133)总体看来,《昭君怨》一词与杨万里的诗一样,均体现出了“诚斋活法”在写景抒情方面的高超技巧。

周必大 《次韵杨廷秀待制寄题朱氏涣然书院》:“诚斋万事悟活法,诲人有功如利涉。 ”[7](P8)张镃《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其二:“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实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 ”[7](P3)葛天民《寄杨诚斋》:“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 ”[7](P18)文学评论家多以“活法”称颂杨万里的作品,事实上,杨万里词作中生动活泼的意象表现、细致灵动的瞬间捕捉以及自然清丽的语言风格,都不期然而然地会于“活法”精神之上。

二、涉笔成趣的即事抒怀

吴晟《中国古代诗歌与戏剧互为体用研究》根据互文本理论,探讨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戏剧性因素的运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戏剧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主观化的叙述与间接性的抒情,多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所谓间接性抒情,即它是寓抒情于叙述之中——通过叙述间接抒情。其表现形式有动作、对话、独白、旁白的设计组合,情境、场景、结构的布置经营。 ”[8](P14)词为诗余,故而不妨参照这种解读作品的新思路来分析杨万里词的“活法”特色。换言之,笔者认为,“活法”在杨万里词中也体现为戏剧元素的运用。

杨万里词往往将生活片段写得如独幕剧般生动形象,非常重视戏剧情境的布置,往往选取适宜表现某种特定戏剧氛围的意象,为慢词平面化的敷衍铺叙注入了戏剧式饱满立体、有声有色、活泼泼的生命力,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亲切观感,笔调自然,语言雅驯。如《水调歌头·贺广东漕蔡定夫母生日》:

玉树映阶秀,玉节逐年新。年年九月,好为阿母作生辰。涧底蒲芽九节,海底银涛万顷,酿作一杯春。泛以东篱菊,寿以漆园椿。 对西风,吹鬓雪,炷香云。郎君入奏,又迎珠幰入修门。看即金花紫诰,并举莆常两国,册命太夫人。三点台星上,一点老人星。[2](P1666)

淳熙七年(1180),蔡戡任广东转运判官,其母生辰,杨万里作《水调歌头·贺广东漕蔡定夫母生日》祝寿。全词序事闲暇,首尾连贯,一派雍容气象。上阕描写第一个情境,铺叙纤悉,烘托寿宴现场的热闹气氛,为整首祝词奠定了吉庆祥和的情感基调。九节蒲芽、海底银涛酿成一杯醇美甘香的甜酒,芬芳典雅的秋菊与象征长命百岁的 “漆园椿”也来为主人祝寿。下阕写家道兴隆的景况,珠幰修门,金花紫诰,“册命太夫人”的仪式被交待得清晰明了,谨严有序。转而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星象作结,场景与视角的改换是为了绾和特定的主旨。“老人星”又名“寿星”,“三点台星”为喻指宰辅的“三台星”。“三台星”与“老人星”相互辉映的现象不仅合于物理,也符合“好为阿母作生辰”的戏剧情境。

杨万里词中的戏剧情境既可以通过意象的巧妙串联来营构,也可以截取一个富于动作性的戏剧场面来传达,情节相对单纯,是“对生活和事物作整体性把握和综合”,[11](P14)如《武陵春》:

长铗归乎踰十暑,不着鵕鸃冠。道是今年胜去年。特地减清欢。 旧赐龙团新作祟,频啜得中寒。 瘦骨如柴痛又酸。 儿信问平安。[2](P1666)

《武陵春》的小序曰:“老夫茗饮小过,遂得气疾,终夕越吟。而长孺子有书至,答以武陵春,因呈子西。 ”[2](P1666)这首小词作于嘉泰元年(1201)杨万里七十五岁的时候,写的是喝茶、看信的家居情景。上阕没有什么微言大义,“长铗归乎”典出《战国策》之冯谖倚柱弹剑,语带怀才不遇而思归之意。“不着鵕鸃冠”暗示散淡恬静的生活总避免不了无可奈何的落寞感。下阕承“特地减清欢”而来,虽说今年胜去年,但每每想起过往却无法释怀,愁病难消的词人寄情于啜饮香茶龙团,日积月累,饮茶过度,寒毒伤身,惟有儿子的家书能带来温馨的慰藉。全词意脉流畅自然,表现了杨万里善感多思的性格特点,他瘦骨如柴的清癯形象也给读者以极深的印象。即事抒怀,涉笔成趣,通过一个简单的戏剧场面把个人感受刻画得入木三分,作者的自身形象非常鲜明突出。

杨万里词的“活法”特色不仅包括戏剧情境的营造与戏剧场面的截取,其语体色彩也与戏剧接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注重人物的内心独白。杨万里的《归去来兮引》几乎全用独白,如《归去来兮引》其一:“侬家贫甚诉长饥。幼穉满庭闱。正坐瓶无储粟,漫求为吏东西。偶然彭泽近邻圻。公秫滑流匙。葛巾劝我求为酒,黄菊怨、冷落东篱。五斗折腰,谁能许事,归去来兮。 ”[2](P1664-1665)杨万里的《归去来兮引》是檃栝体,呼应了陶渊明的人生志趣,在独白中宣告了自己真实的心声。不难看出,杨万里词多用本色语,往往触机辄发,不用代字,有散曲的语言风调。又如杨万里曾在《答周丞相》中赋《忆秦娥·初春》一词回复周必大:

新春早,春前十日春归了。春归了,落梅如雪,野桃红小。 老夫不管春催老,只图烂醉花前倒。花前倒,儿扶归去,醒来窗晓。[2](P1666)

庆元五年(1199),杨万里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在家赋闲撰写《易外传》,诗词多为流连光景之作,且与周必大有诗书往来。黄昇《中兴词话》评《忆秦娥·初春》云:“诚斋长短句殊少,此曲精绝,当为拈出,以告世之未知者。 ”[5](P214)王琦珍认为:“这样的作品,在宋词中,几可列为上品。 ”[1](P274)上阕描写明丽春光映照下轻盈纷飞的梅雪,一片纯白,空气中已透露出春天的气息,娇小的野桃点缀其间,嫣红醉人,招人怜爱。下阕是作者的自画像,不修边幅的他醉倒花前,直待他醒来在房中向外望去,只见窗外春意盎然。他的语言是戏剧式的,既自然平易,又妙趣横生。此种风格也曾被人诟病,这一点需要加以辨析。试看《念奴娇·上章乞休致,戏作念奴娇以自贺》:

老夫归去,有三径、足可长拖衫袖。一道官衔清彻骨,别有监临主守。主守清风,监临明月,兼管栽花柳。登山临水,作诗三首两首。 休说白日升天,莫夸金印,斗大悬双肘。且说庐陵传盛事,三个闲人眉寿。拣罢军员,归农押录,致政诚斋叟。只愁醉杀,螺江门外私酒。[2](P1665-1666)

庆元二年 (1196),诚斋以年七十申乞致仕,《念奴娇》作于申乞致仕后。词的上阕展现了杨万里宦情全无的心境,他与友朋登山临水,种花栽树怡情养心,并写下许多诗歌,编入《退休集》。下阙情绪一转,于勘破功名的意绪中插入眼前之事的叙写,“拣罢军员”,“归农押录”,又言及“致政”,离任时交割清楚首尾俗务。临了何妨再饮几樽,细细回味着人生的苦楚与欢乐,看似贪杯,实则不乏自嘲的意味。清代谢章铤《赌棋山庄集》:“‘一道官衔清彻骨,别有监临主守。主守清风,监临明月,兼管栽花柳。 ’此等字面俱恶俗。 ”[5](P3482)几乎要把杨万里全盘推到。沈雄《古今词话》引卓珂月语评“辛杨词意相同”曰:“辛稼轩有‘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杨诚斋有‘一道官衔清彻骨,别有监临主守。主守清风,监临明月,兼管栽花柳’。辛杨相值时,当为倾倒。”[5](P765)将杨万里词和辛弃疾词相提并论,甚至认为二者相值必当词心互赏。其实钱锺书先生对这一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9](P253-254)谢章铤的评论不免过于绝对化了。

三、倡导雅正隽永的词学观

杨万里词学观的核心是倡导雅正隽永,提高词的品格,相关论述散见于《诚斋诗话》。他论词时会把诗歌加入其中一并探讨,两种不同文体的论点出现了叠合现象。在词学观上,他追求平淡深隽、耐人寻味的词境,与其诗学理论主张基本一致。

和宋代大多数文人一样,杨万里肯定小词在筵席间的助兴之用。饮酒歌乐,相互谈笑,在一贯风趣的杨万里看来是无伤大雅的。《诚斋诗话》载:

东坡谈笑善谑。过润州,太守高会以饗之。饮散,诸妓歌鲁直《茶》词云:“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吃草。”诸妓立东坡後,憑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宾客一笑而散。 见蜀人李珪说。[10](P149)

虽只是对蜀人李珪所言之事的记录,但从中不难发现杨万里十分欣赏苏轼的诙谐谈吐。周必大描述杨万里的性格道:“友人杨公廷秀,平居温厚慈仁,真可解愠。 ”[7](P8)可见杨万里是很幽默的人。《诚斋诗话》又载:“东坡尝宴客,俳优者作伎万方,坡终不笑。一优突出,用棒痛打作伎者曰:‘内翰不笑,汝犹称良优乎?’对曰:‘非不笑也,不笑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盖优人用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云:‘非不治也,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也。’见子由五世孙奉新县尉懋说。 ”[16](P150)杨万里将这类引人发笑的片段记录下来,可见他非常欣赏小词的娱情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杨万里《诚斋诗话》将词的审美标准进行了雅化提升,首先是提出词作的语言不能粉饰雕琢而要雅正自然。《诚斋诗话》载:“客有自秦少游许来见东坡。坡问少游近有何诗句,客举秦《水龙吟》词云:“小楼连苑横空,下临绣毂雕鞍骤。”坡笑曰:“又连苑,又横空;又绣毂,又雕鞍,又骤,也劳攘。”坡亦有此词云:“燕子楼中,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16](P149)苏东坡的“燕子楼中,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为千古名句,寥寥三句,说尽张建封燕子楼的故事。张炎《词源》写道:“若为大词,必是一句之意,引而为两三句,或引他意入来,捏合成章,必无一唱三叹。如少游《水龙吟》云:‘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犹且不免为东坡所诮。 ”[28](P266)秦观的措辞繁琐雕绘,远不及苏轼的句子自然凝练。杨万里反对造作的词风,认为上乘之作不必砌字垒句也可以取得言近旨远、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例如他的《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川花谷望月作》,全词不用代字,这种纯净雅洁的语言特点在当时文人中是不多见的。总体来看,杨万里的词既摆脱了脂腻的积习,又不至走向卑陋酸嘶的窠臼里,这与他平淡隽永的词风追求是不无关系的。

其次,杨万里的诗风与词风相去不远,在词学观上,他以雅正隽永的诗美标准来规范词的创作,承续了晚唐司空图等人的诗学理论主张,推崇那些含有悠然无穷之味的作品。也就是说,言有尽而意不尽既是杨万里诗学观的核心,也是其词学观的核心。杨万里《诚斋诗话》云:

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长门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为怨诽而不乱乎?惟刘长卿云“月来深殿早,春到后宫迟”,可谓怨诽而不乱矣。近世陈克咏李伯时画《宁王进史图》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是得谓为微、为晦、为婉、为不污秽乎?惟李义山云:“侍宴归来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可谓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矣。 [16](P139)

杨万里 “怨诽而不乱”的美学主张可与他的《颐庵诗集序》相互参看:“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谮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 ”[11](P3332)可见,“怨诽而不乱”不代表要取消作品的战斗性,它要求批评者在明哲保身的同时让对立方“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落实到创作上,杨万里亦未一笔抹杀《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例如他的《读武惠妃传》,正话反说,用心幽微,俨然是对《小雅》怨诽不乱之传统和《春秋》微言大义之笔法的继承。同时,这种创作观念也是受黄庭坚反对讪谤怒骂的主张所影响的。杨万里显然没有要求词要像诗歌那样担负着针砭时弊的责任,但二者在深婉隽永的美学风格上应当是一致的。佳作当如好茶,能给读者留下无限回味。例如他的小词《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川花谷望月作》,意境清旷,言近旨远,“洒在绿叶红花上的月光,伴和着挺拔修竹上的月光,在月的阴影中的诚斋,今夜的月,十五十六的月,便都会成为一幅幅各具特色的月光图。这些图全都经得起人们的反复吟味,因而全篇也就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的艺术效果。 ”[12](P1117)

总而言之,杨万里的词作虽然不如“诚斋体”诗那般被后人熟知推重,但格调与诗相似,表现出了较强的个人特色和创新意识,因此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杨万里《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曰:“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 ”[11](P3337-3338)他以诗歌的美学尺度来衡量词的创作,《词苑萃编》卷之五引《宋名臣言行录》云:

胡诠以上书论王伦、秦桧,谪吉阳军,又贬新州。张棣曰:“铨何故未过海。”铨偶为词云:“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杨万里称其骚词,抉天之幽,泄神之腴,灵均以来,一人而已。[5](P1863)

杨万里援引古代诗学的《诗》《骚》意旨,主张“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词学观,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南宋以后的复雅词风。历代也有许多与之桴鼓相应的理论,黄庭坚《小山词序》:“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 ”[13](P51)汪莘《方壶诗馀自序》:“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寓何如耳。”[13](P270)沈义父《乐府指迷》论作词之法:“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 ”[5](P277)贺裳《皱水轩词筌》:“小词以含蓄为佳。”[5](P697)沈祥龙《论词随笔》:“词者诗之馀,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离骚之旨,即词旨也。”[5](P4047)这些理论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把词的创作提到了新的高度。词在多数士大夫眼中是艳科,是小道,而在杨万里眼中,它更像是诗的一部分,圆融明净,不染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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