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与张国焘的三次交锋

刘艾

博古（又名秦邦宪）和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他们都曾受进步思想影响而成为爱国青年，接受过工人运动的洗礼，后来一度在中共中央担任要职，又都犯过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错误。不过，他们二人被历史定格在了不同的位置上——张国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分裂党、投靠敌人；博古则最终迷途知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

贡献。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全面抗战初期，博古与张国焘的人生轨迹不时交叉，其中在中共六大召开后、红军长征期间、张国焘叛投国民党之时的三次交锋尤其值得记述。因为这三次交锋映射出在苏联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下，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与中国留学生的恩恩怨怨；彰显了面临党内分裂危机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现出的非凡魄力和远见；体现出在处理一个身份特殊的叛变者时，中共中央采取的既团结教育又坚守底线的灵活斗争策略。

莫斯科風雨——在王明教条宗派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中出现交锋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联共（布）中央为纪念孙中山而开办的一所培养中国革命人才的学校。1926年11月，博古进入中山大学，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和工作。然而，莫斯科中山大学并非世外桃源，而是同中国革命和联共（布）内部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学校。随着中国大革命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及苏联反托洛茨基、反布哈林斗争和大清洗运动的展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斗争中。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共领导人理论水平低、领导能力不强、不坚决服从指挥的结果，因此，必须培养出一批懂得马列主义理论、忠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真正布尔什维克”。为贯彻这一精神，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承担了培养新的中共领导人的任务，而深得米夫赏识的王明则是重点培养对象。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后，校内逐步形成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及其追随者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主要是广大党团员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

为扫除开展宗派活动的障碍，扩大在中共党内的影响，王明在米夫支持下制造了“江浙同乡会”事件，诬蔑“老同志”、米夫政敌的支持者——俞秀松、董亦湘及其追随者“成立”的“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中共六大以后，王明等人甚至将斗争的主要矛头逐渐指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茂怀（余飞）、王若飞等组成，瞿秋白任团长，张国焘为副团长。王明等人看不起之前的中共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断送了中国革命，是“罪人”。当中共代表团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申诉并试图对“江浙同乡会”事件真相展开调查时，王明教条宗派便开始了“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博古与张国焘的第一次交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虽然博古与“江浙同乡会”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他是斯大林、联共（布）中央、米夫以及支部局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加校内派别斗争，是王明教条宗派的重要成员。张国焘后来声称，中共六大召开期间，米夫已给他留下“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的不良印象。当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茂怀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调查“江浙同乡会”事件时，由米夫、王明控制的支部局不予配合，中共代表团的调查工作受阻。1928年9月，瞿秋白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的建议。张国焘也指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不是好事。得知此事后，米夫和王明极为不满，与中共代表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自然成为米夫等人的打击对象。

1928年11月，为解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矛盾，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部门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柏耶金指出，学校当局与种种非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斗争是正确的，这是一种残酷和长期的阶级斗争。米夫支持柏耶金的看法。张国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在校内广泛开展阶级斗争，将抹杀教育的作用，并从学校设施不完善、语言不通、中国的落后现状以及支部局处理方法不当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多数学生不满学校当局的原因。由于争论激烈，会议不欢而散。

不久之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再次召集会议，米夫没有出席，但派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博古。博古用熟练的俄语发表坚持阶级斗争、反对中共代表团干预莫斯科中山大学事务的演说，并指责张国焘为“机会主义者”。张国焘极为恼怒，立即给予回击：现在是讨论莫斯科中山大学领导应采取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我个人的问题！

1929年3月王明回国后，博古尽管不在支部局工作，却与米夫主持的共产国际东方部保持着直接联系，继续坚决支持米夫、王明等人，站到了中共代表团的对立面。例如当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全校党员大会，张国焘主持第一次会议，博古和杨尚昆为翻译。会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联共（布）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发表讲话，全力维护支部局，这引起一些学生不满。博古在发言中表示赞成支部局的意见，并对不同观点提出尖锐批评。会后，博古和几个工人留学生继续辩论，其中一个叫吴福海的学生还恼火地打了博古一拳。

张国焘对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实负有责任，博古对他的指责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博古对联共（布）内部斗争的认识是幼稚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在反托派等斗争中，对于王明教条宗派独断专行、排除异己、迁怒中共代表团的行为，作为宗派成员的博古，也应承担相应责任。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缺乏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历练的经验，经过反复思考，博古于1930年提出回国申请，并在当年5月抵达上海。

1929年，联共（布）开始“清党”，张国焘害怕受到牵连，转而倒向米夫一边。张国焘后来回忆称，他感到莫斯科的政治气氛很压抑，产生了回国的想法。为扶持王明等人上台，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意张国焘回国。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提交了“关于我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声明后，张国焘于1931年1月抵达上海，打算在国内“大展宏图”。endprint

长征中的阴霾——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出现交锋

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博古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由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1933年初，博古随临时中央转移至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在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部队被迫开始长征。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先后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粉碎过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让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身份赴鄂豫皖苏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从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张国焘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实际领导者。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至4月强渡嘉陵江，向川西转移。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达维镇会师。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行动方向和战略方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博古、王稼祥、朱德等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对自己提出的“北进”“川甘康”“西进”三个方案进行了分析，认为“川甘康”方案最佳。周恩来、毛泽东则主张红军向北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朱德、彭德怀、林彪相继发言，表示赞同北上。

博古在两河口会议上引经据典、言辞犀利，对张国焘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抨击：南下川康，如同麻雀飞进了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死路一条！张国焘怒火暗烧，回应道：“博古同志，眼睛长来不完全是用来看别人的，也应该借个镜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红军十万雄师，如今还剩下多少人马呀？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你难道不应当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还振振有词地来和我谈什么军事？”会议快结束时，张闻天作了关于红军北上的总结性发言。张国焘孤掌难鸣，被迫同意北上方案，但心里极不愉快，认为毛泽东怀疑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的诚意。

党内高层碰面时所造成的不愉快很快投射到基层官兵身上。两军会师时，中央红军那着装破旧、缺弹少粮的疲惫状态和红四方面军着装整齐、弹粮充足的饱满状态形成强烈对比。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博古的警卫班长罗正基和警卫员康念祥深感弹药不足，于是提着牛肉想找张国焘的通讯班换些子弹，通讯班的战士以违反军纪为由拒绝交换，博古的卫兵则认为都是自己人，用牛肉换子弹很公平，加之言语不通，双方竟恶语相向，闹得不欢而散。张国焘回忆此事时，声称事后听取连长的建议，送给中央卫兵200发短枪子弹，博古知道后没有作出表示。

博古找张国焘谈话，在自视为党内“老资格”的张国焘那里，博古给张留下的印象是“历练不多”“说话直率”“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博古则发现张国焘喜欢称兄道弟，红四方面军的官兵之间存有阶级观念，还有官长打骂士兵等行为，他认定这些皆是沾染了国民党军阀习气的表现，因为红四方面军长期脱离党中央领导，所以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张国焘听后一一予以反驳，并对博古的批评提出抗议。通过谈话，博古认为张国焘傲慢专横、不可一世、心胸狹隘。

这种相互指责使得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博古、凯丰等人批评红四方面军存在“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土匪作风”，凯丰还专门撰文《列宁论联邦政府》，对张国焘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一事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张国焘借机向红四方面军干部公开披露博古等人的指责，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等不当言论，对党中央进行猛烈抨击，致使中央的威信受到破坏，两军关系进一步恶化。

张国焘还以“统一指挥”为由，伸手向中央要权。由于北上方针的实现有赖于红四方面军的配合，党中央不得不考虑向张国焘让步，经过反复权衡，决定让其担任红军总政委。为解决组织问题和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中央政治局先后在芦花召开了两次会议。博古在第一次芦花会议上愤怒地表示对张国焘不能让步。第二次芦花会议召开时，张国焘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对敌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博古、张闻天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成绩，也指出了缺点和不足。这些批评使张国焘深感不满，他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不应一味指责红四方面军。红军到达毛儿盖之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紧急干部会议上宣布中央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

8月初，根据夏洮战役计划和沙窝会议决议，红军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等人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等则率领左路军前进。随后，当中央多次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时，张国焘总是借故拖延，拒不执行北上方针。9月9日，张国焘密电身处右路军的老部下陈昌浩，令其率部南下。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企图，想要贯彻北上方针、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唯有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各部先行北上。叶剑英以筹粮为名对中央直属队的撤离作了安排，并将军用地图带走。博古对他说：“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了出来，人家会恨死你，会放过你吗？”叶剑英听了博古的劝告后立即动身离开，直奔俄界。中央红军各部在俄界会合后，叶剑英对博古说：“谢谢你昨天提醒了我，是你帮了我很大的忙。”

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博古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张国焘眼里，党是没有纪律的，过去对张国焘太客气了，应该揭露他违抗中央命令的行为，撤销其红军总政委一职。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没有对其作出组织结论。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举行高级干部会议，声称中央已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打出第二“中央”的旗帜，操纵并通过由他任主席的临时中央组成人员名单，决定对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实施“撤职”“开除党籍”“公开通缉”的处分。面对张国焘分裂党的严重行为，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endprint

博古和张国焘的这次交锋对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几乎难以调和，因为他们都否定和攻击了对方最介意的事情——博古指责张国焘“引以为傲”的红四方面军沾染了“国民党军阀习气”，意味着对张国焘三年多以来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提出了严重批评；张国焘一再要求中央检讨政治路线，意味着试图清算博古在担任中央领导人期间所犯下的错误。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将其与党中央的分歧视为“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对付”自己的表现，并把军队作为要挟中央的砝码，肆意挑拨两军关系，拒不执行中央指令，甚至另立“中央”。他提出的“检讨中央政治路线”的要求更是激化了矛盾。一方面，博古认为这是对他以前领导工作的全盘否定。正如他所言：“总不能军事上打了败仗连总的路线也错了！”另一方面，毛泽东等人认为当时的要务是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未到清算政治路线之时。当时博古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但他坚定地站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在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终的决裂——在挽救和批判张国焘的叛逃行为中出现交锋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了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的扩大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作检查后，与会者中有30多人先后发言，从政治、组织、军事、苏维埃问题、肃反政策、群众运动等方面清算张国焘的错误。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会议精神后来被传达至红二、红四方面军部队中，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随即兴起。张国焘对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

西安事变的爆发促使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张国焘担任副主席。就任初期，号称准备“大干一场”的他与中央在立法、教育、经费等具体问题上出现矛盾，认为自己有职无权，对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怨恨剧增，开始产生脱离延安的想法。

王明飞抵延安后，在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除论述抗战主张外，还提出要抓紧反托派，引起张国焘的不安。不久，王明找张国焘单独谈话，将其分裂中央的原因和托派“暗中作怪”联系起来，并称作为托派的黄超和李特已被枪决。黄超和李特是张国焘的老部下，他们的下场加重了张国焘的焦虑和恐惧。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认为自己在党内已经身败名裂，倘若王明搬来莫斯科“清党”的那套做法对自己进行清算，后果会不堪设想，于是下定决心脱离中共。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这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同祭黄帝陵。祭拜完毕，张国焘对陪同人员说要去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研究事情，随后便擅自住进蒋鼎文安排的西京招待所。7日，国民党方面准备让他去当时国民政府军政机关所在地——武汉。临行前，张国焘和林伯渠见面，透露出不想回延安的想法。林伯渠苦劝无效，回办事处后向党中央和设在武汉的长江局发出电报，报告了张国焘的

去向。

收到中央和西安的电报后，在長江局工作的周恩来立即与王明、博古、李克农等人商议，认为一定要在国民党之前将张国焘接到中共驻地。11日，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在西安至汉口的专列上发现张国焘。因张国焘执意不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李克农将其安排至江汉路的一家旅馆。当晚，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赶到旅馆与张国焘见面，批评他来汉口却不报告中央的行为，希望他去办事处商量问题，并做了教育和争取工作。张国焘态度消沉，表示不信任党组织和党的路线。周恩来、博古等人对他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向中央承认错误。张国焘不得已写了一个给中央的电报：“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到武汉后的情况，请示如何处理。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等人：“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如下：“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周恩来将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交给张国焘，希望他认清形势，不要一意孤行，并反复劝他住进办事处。然而，张国焘对当时中国的情形流露出悲观情绪，表示想回江西老家，不再过问政治。

13日，周恩来召开长江局会议，分析张国焘自祭黄陵以来的表现，认为他到武汉的目的很可能是投靠国民党。次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来到旅馆，再次劝张国焘搬进办事处。张国焘勉强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找借口外出，并拜访了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周佛海以及早已被开除中共党籍的陈独秀，他甚至向周恩来表示想见蒋介石，向其汇报边区政府的工作。16日，就在张国焘面见蒋介石这天，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做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表示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一事作政治上的准备。

17日，周恩来、王明、博古正式向执意不肯回办事处的张国焘提出三条意见：其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其二，暂向党请假一个时期；其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周恩来等规劝他采纳前两条意见，张国焘则表示愿在后两条意见中作出选择。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便约见国民政府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和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当晚，张国焘坐国民党特务的汽车离开，临行前给王明、周恩来、博古留下字条：“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

至要。”

见张国焘拒绝挽救，王明、周恩来、博古于18日电请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当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次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表了《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论述了张国焘脱党的经过、历史根源、原因以及党对此的endprint

态度。

《新华日报》刊登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消息后，张国焘在国民党《扫荡报》上发表为自己辩解的声明，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轰动。一位署名“子健”的中共党员就此致信博古等人：“据张国焘声明说，好像他不过有些政治意见想找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博古三先生谈谈，而中共中央似乎在他正在谈判的过程中，便把他开除党籍了，这是否太急了一点呢？”为此，王明、周恩来、博古于29日在《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开除张国焘的直接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逐出党”。

在张国焘叛逃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博古始终都在参与教育挽救，也是整个过程的见证者。1937年3月，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上围绕是否开除张国焘党籍、撤销其党内职务的问题出现了不同声音，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博古要张国焘当场表态，张国焘随即宣布自己错误的破产。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长江局于1937年12月23日在武汉正式成立，王明擔任书记，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周恩来负责统战和军事工作。张国焘擅离延安、抵达武汉后，博古与王明、周恩来一起，先后三次规劝张国焘，也先后三次向中央报告和请示处理张国焘问题的意见和办法。张国焘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和国民党军政要员接洽，使博古等人的态度从之前的批评教育、留有余地，转变为不抱希望、最后通牒。张国焘事件引起社会关注后，国民党特务借机造谣，博古等人的联名公开信对于澄清谣言、批驳张国焘的声明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在二人的三次交锋中，张国焘所表现出的在苏联政治斗争中的见风使舵、统领红四方面军取得较好成绩时的颐指气使、害怕遭遇清算斗争从而投靠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将自己有极强领袖欲且为求自保不惜背弃信仰的形象暴露无遗。当他表示愿远离政治时，实际上并非真正想隐退，而是当时的环境不利于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如果说博古在二人第一次交锋中同样犯了错误，那么，在后两次交锋中，通过长征和抗战的历练，博古逐渐实现了从错误到正确的转变。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乃至叛变行为进行严肃斗争的过程中，他为维护党的团结、严明党的纪律作出了重要贡献。（编辑 赵鹏）

作者：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馆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