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首译文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终结

高 华 梓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北京 100091)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古文今谈”

如果说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文本，那么20世纪初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将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宏大篇章的启航之“文”。近百年来，这一“启航之文”不断被时代赋予新的涵义，与之相应，相关的学术研究亦呈现出新面相。一般而言，“问题与主义”之争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战的肇端[1]，同时亦被认为是新文化同仁思想“分裂”的表征[2]。然而，伴随着中国实践的深化和研究视域的拓展，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解读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有代表性的当属学者罗志田从“因相近而区分”“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3-5]等维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质诠释，学者柯华庆从“问题与方法”[6]的视角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方法论辨析，学者孙建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发”[7]这一向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定位。总而言之，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对立”说，它基于更翔实的史料、更理性的态度、更宽广的视野还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原貌”。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另辟蹊径，以“后事之师”的姿态，用“以论带史”的叙事，继而动态探究“问题与主义”之争终结的政治哲学维度。

在这里，所谓“终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结束”，而是哲学语境下的“终结”。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对“终结”(der Ausgang)的解读类似，它具有“开始”和“开端”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