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现代诗歌史上的“戏剧化”诗学

胡 苏 珍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和中国强大的抒情诗学传统相比，西方诗学以“戏剧”诗学为主导，“戏剧”美学概念涵盖了其他文类批评领域，因此，在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抒情诗这一非叙事文类中，也融进了戏剧美学中的“面具化”“客观化”“对立冲突”“情境性”等审美原则。关于这一线索，目前国内学界虽有一些研究，但尚无系统梳理。这里有两条流脉：第一条流脉是1940年代袁可嘉最早打开的，他从西南联大英籍教师燕卜荪打开的英诗世界中，敏感地意识到了异域的“戏剧化”诗观，因而通过大量援引瑞恰兹、艾略特、伯克等人的诗学表述，进而提出了中国新诗的“戏剧主义”原则[1]。其中诸如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伯克所提出的写作是一场象征的“戏剧”行动，布鲁克斯所认为的诗歌内部如同戏剧的结构，这些“戏剧化”说法都被袁可嘉一股脑儿借来论证中国现代诗的“戏剧主义”方向。另一条流脉是1980年代以来，大量英美新批评诗学译著面世，“戏剧化”是其中的高频字眼，如艾略特的“戏剧化声音”、布鲁克斯的“戏剧化结构”、退特的“戏剧化张力”等。总之，由于中西诗学传统的差异，异域的多元“戏剧化”理论在转述、直译、借鉴中显得意义庞杂而生僻。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异域单个诗人作品的“戏剧化”声音，如分析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2]，发掘英诗批评家利维斯推崇的艾略特“非个性化”诗学的“戏剧化分离”[3]，描述叶芝通过面具这一“诗人的第二自我”[4]的抒情诗写作意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