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王 桂 妹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以“破旧立新”的强悍姿态获得了历史突围的巨大动力，在这一弃旧向新的过程中，“旧”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惰性、一种阻力而存在，还有其能动性的一面，而由新旧论争所构成的思想张力正是“五四”的精神特质之一。如果以“大五四”的文化视野来理解“五四”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就需要从单一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和情绪中跳脱出来，理性看待“反对派”的作用和价值。回眸“五四”以降近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史，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的文化纠结和论争始终不绝如缕，当年的新旧文化论争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看似胜负已分的新旧文化之争实际上并没有尘埃落定。说到底，文化的转型并非仅凭一次论争就能彻底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的守旧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失败者甚至被当做“不值一驳”的小丑，其价值需要重新估量。重新审视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并非要抹杀“五四”的精神光芒和历史作用，这也是基本的历史限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反对派”既有在历史现场被指认的一面，也有被历史建构、重塑的一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历史规约中发生了从“反对派”到“反动派”的性质转变，而后者往往才是反对派被固化的“当下”面相[1]。分析和清理“反对派/反动派”的历史再造过程，也是重估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反对派”价值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