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故事

丁筱 方健康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国政府向世界作出的一个对外开放的政治声明

打开国门的中国，许多新鲜事物扑面而来。

1979年，尽管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尽管不断有西方企业和财团到中国来寻找商机，但与世界隔绝多年的中国，还是让这些西方的企业和财团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时顾虑重重。他们担心中国的偿还能力和使用能力，担心中国立法不健全，担心中国部门多、层次多、手续繁、效率低，因而来谈的多，谈成的少。如今在中国遍地开花的中外合资企业，在1979年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名词。中外合资经营，在当时仍然是经济领域的一个“禁区”。

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荣毅仁成立中信公司的时刻，在邓小平、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关于中外合资经营的立法工作也同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次重要的立法会议，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标志着中国立法工作在中断了20多年后又重新恢复并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出台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在7月1日通过的七部法律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于7月8日颁布实施，比其他六部法律提前半年实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起草到通过，再到颁布实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邓小平说得更加实在：“这个法，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

是的，这确实是中国政府向世界作出的一个对外开放的政治声明。

7月8日，中信公司开始筹建并承办信托投资业务。10月4日，中信公司在北京宣布正式成立，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各部门、各地方的委托，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有关法令，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共同创办合资企业。

9月，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合同内容也尘埃落定。1980年5月1日，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正式营业，获得中国工商部门颁发的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为001号。此后，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中国迅达电梯、天津王朝葡萄酒等中外合资企业相继成立，成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后首批依法批准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

对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曾任国务院副總理的李岚清作为亲历者，有着深刻的记忆。1978年10月，作为第三汽车制造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李岚清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代表团商谈重型汽车合作项目。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来访的美方代表团规格是很高的，团长汤姆斯·墨菲是通用公司的董事长。谈判中，他突然打断李岚清的话，说：“你们为什么只谈引进技术啊，为什么就闭口不谈合资呢， joint venture？”

李岚清一听，这两个英语词汇，一个是共担，一个是风险，但对墨菲说的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没有搞懂，觉得这是专用名词，两个连起来也不懂。

看到这个情况，墨菲就叫李岚清把钱包拿出来，他也把钱包拿出来，两个钱包都放在了桌上。墨菲说：“什么叫合资啊，就是我们俩把钱放在一起，拿这个钱去经营这个企业，要赚钱我们共同赚，要赔钱我们共同赔，我们利益是共同的。再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两人‘结婚，我们成立一个共同家庭。”

墨菲说完“结婚”这句话，李岚清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不了解中国情况，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大资本家，我跟你结什么婚啊！”

美方提出的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在李岚清等中方代表看来，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他们没有答应美方提出的要求，只是在事后如实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汇报。

不久，李岚清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央的传真批示。他回忆说：“我当时看到复印件，这个批示在里面，就讲到这个合资的事，小平同志就在里面写合资也可以办嘛！这是我看到他最早（关于合资）的批示。这个批示当时的复印件传到我们这来，我们看了以后都是大吃一惊，这是思想的一个突然的解放。”

合资经营的思路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尽管由于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的原因和中国重型汽车项目建设方针的变动，当时与该公司合资经营没有谈成，但却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汽车公司以后的合资经营打开了局面。

1979年3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派代表团赴美国、西德、法国，对通用、大众、奔驰、雪铁龙汽车公司进行考察，谈判合资经营事宜。几年后，这些汽车公司在中国建起了汽车行业的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

无独有偶。1979年6月，中国民航总局的办公室来了两个香港人，他们是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的理事伍淑清和她的父亲伍沾德。父女俩打算向内地投资，成立一个航空食品公司。从6月开始，伍淑清同中国民航总局先后谈了三次，由于没有先例，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伍淑清后来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世界贸易中心总经理。她回忆说：“那时，中国内地刚刚开放，双方心里都不是很有底，有很多顾虑。想法很美好，谈判过程却很曲折。由于没有先例，谈判一直走走停停。不会讲普通话，就用纸笔沟通，写的是繁体字。”

沉睡了15年之久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著名华人林达光。这次谈话轻松愉悦，宾主之间没有客套，一问一答，你来我往，闪耀着思想的火花。

“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

寒暄之后，吉布尼说：“我们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对美国来说是关闭的，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邓小平说：“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

接着，邓小平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具体谈到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勢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吉布尼问道：“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点点头，笑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吉布尼接着问道：“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小平说：“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邓小平话音刚落，林达光问道：“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这个提问，引起了邓小平的思考。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这个内部谈话在当时并没有公布，在党内也没有传达，更没有公开报道，就连《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在1983年7月出版时，也没有收录。直到1994年10月此书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再版时，这篇谈话才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题增补收录，得以公开面世。

作为邓小平理论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竟然整整沉睡了15年之久，足以说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每一步都惊心动魄，每一步都充满艰辛。

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大陆一波三折

 30年后重返 

1976年的一天，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商务处来了一位美国客人，向商务处秘书佟志广（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WTO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并且希望能在中国建立可口可乐的灌装厂。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马丁。

马丁还向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人员赠送了可口可乐。为了表示诚意，马丁又邀请联络处官员到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总部参观。这是很多美国企业的一贯做法，佟志广对这样的方式早已习以为常。他说：“我想，看就看吧，不就是汽水厂嘛。”但这次参观，让佟志广惊讶不已。在可口可乐先进的生产线上，每瓶可乐全都由机器自动完成密封，单位时间内的装瓶量，比国内汽水厂的效率高出数倍。他感到美国人的“公司管理得非常好，产品质量控制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尽管对可口可乐刮目相看，但佟志广还是向马丁解释说：中国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大兵联系在一起。朝鲜战争之后，可口可乐的形象已经不单是饮料那么简单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口可乐这个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佟志广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工作。此时，邓小平重回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政局渐渐明朗。同年，马丁访问北京，约佟志广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见面，又一次提出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的想法。实际上，马丁是前来探讨在中国建厂的可能性。

佟志广问马丁：“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我们中国人能接受你的可口可乐吗？”

马丁回答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早就习惯了有可乐相伴的生活，可口可乐进入中国，重点不是要卖给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国外消费者。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都离不开可口可乐，因为它差不多已经有80年的历史。现在这代美国人的爸爸、爷爷都是喝可口可乐长大的。因为欧美人习惯了它。美国年轻人不管到哪儿去，都只想喝可口可乐，有旅游者的地方就应该有它。至于你上次说到美国兵，我和美国兵没有其他联系，只不过我是生产者，他们是消费者，我们不过是个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我们的工厂，那里很多年轻人也都习惯喝可口可乐，因此哪儿有需要，我们就会到哪儿，因为我是商人。”

佟志广又问道：“可口可乐有股药味，为什么还有人喜欢？”

马丁说：“实话告诉你，你说的那股药味就是中国的味道。可乐里面有中国的桂油！你说的近似咳嗽糖浆的味道，就是桂油的味道。没有桂油，可口可乐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后来，佟志广查阅资料发现，可口可乐公司确实一直从中国购买桂油。即使在两国关系冰冻期，可口可乐仍想方设法从中国进口桂油。

到了1978年，中国的政治局势稳定向好，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有了希望。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的努力，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当时中粮的谈判代表是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孙绍金，可口可乐的谈判代表是公司亚洲区代表李历生，谈判地点设在北京西苑宾馆。谈判前，孙绍金手握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小纸条，开始了谈判。当时张建华正在西苑宾馆开会，孙绍金边谈边向张建华请示，前后一共谈了三次。

最后，经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强批准，1978年12月13日，中粮与可口可乐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建成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粮安排销售可口可乐。由此，可口可乐在退出中国大陆整整30年后重返市场。

建厂风波

1979年底，根据中粮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由香港发往北京。但是，这些可口可乐不是卖给中国民众的，只有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才能买到，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

当时，瓶装可口可乐是最高级的饮料。可是，瓶装可乐的生产、运输成本很高，美国人开始考虑在上海建一个可口可乐的瓶装工厂。他们之所以首选上海，是因为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在上海设立过工厂，并且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成为在海外最大的工厂。1949年可口可樂退出中国大陆时，周恩来指示，将可口可乐生产线拆下来运往北京。经过改装，成为改革开放前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建可口可乐装瓶厂时，却受到了强烈的抵制。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向前看，但在当时许多人的观念里，引进可口可乐就等于卖国——“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种种声音一起向上海市政府压来。于是，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在北京建厂。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支持下，装瓶厂最终落脚在北京五里店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这个时候的可口可乐装瓶厂，其实只是烤鸭厂腾出来的一间厂房。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的一名老同志提出来：“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面对这类批评，中粮不得不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五点引进可口可乐的理由：一、改革开放外国人来得多了，可乐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中国应该满足这种需要。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等中药。三、中国尚未掌握软饮料生产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四、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产生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二三倍。五、仅限其在北京设厂。国家还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

1981年4月，可口可乐就在北京的这间烤鸭厂厂房里正式投产了，产品仅限于供应宾馆，收取外汇。此后，可口可乐又想在上海建设浓缩汁厂。由于配方保密，美方要求这个厂由可口可乐独资。但在当时的中国尚不允许外资独资。后来，中方代表提了一个方案：先由可口可乐建两个厂——一个浓缩汁厂，一个汽水厂，美方再把汽水厂白送给中方。然后，这两个厂组成一个联合董事会，中美各控股50%，组成一个合资企业。据当时在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中国公关业务、后升任公司副总裁的卢炳松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把浓缩汁从浓缩汁厂运到隔壁的汽水厂，要提前半年申请配额，盖48个图章”。

内销风波

可口可乐在北京建厂后，最初销售时卖到4元一瓶，大宾馆里則20元一瓶，非常贵。1982年初，在得到对外经贸部许可后，才将供应大宾馆之后的剩余部分由北京糖烟酒公司投放北京市场内销。为了尽快打开中国市场，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搞促销。这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开展促销活动，买一瓶可乐送一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还是吸引了不少人，一时间人如潮涌。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商品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1981年4月，中美双方代表庆祝北京可口可乐装瓶厂建成投产

然而，可口可乐的这一促销活动，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北京日报》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认为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于是，又有中央领导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商业部根据批示，正式通知在北京停止销售。一夜之间，所有的可口可乐都从商场的柜台里撤了下来。

为此，中粮糖酒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该杂志拒绝发表。他们就写报告到对外经贸部，部领导的回答就是四个字——爱莫能助。怎么办？公司主管糖酒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和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刘昌玺就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他们在信中说：北京生产的可口可乐有96%是国产原材料，可口可乐公司供应的浓缩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有花国家一分外汇，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将剩余部分投放市场，一方面丰富市场供应，同时工厂可获得可观利润。他们的来信经陈慕华转交给了中央领导。最后，中央领导圈阅同意，可口可乐终于重新获得内销的权利。

可口可乐，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签，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合资企业的晴雨表。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1979年元旦，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天，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这年春天，我们以和平的愿望开始，又不得不打了一场战争。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还击作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日，保卫边疆战斗结束。这场战争，或许渐渐被人们遗忘，但这场战争催生的文艺作品却广为流传。军旅作家李存葆创作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为同名电影，打动了亿万读者和观众的心。有一首名叫《十五的月亮》的歌曲更是家喻户晓。

这年春天，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3月12日为植树节。从此，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成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义务劳动。3月4日，在第一个植树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旅游，这种在中国已经消失了十多年、备受批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那时，旅游局主要任务是搞政治接待，是外事接待活动的一部分，旅游局把大部分精力用在接待国际旅行社上。涉外旅游大多也是政府接待型服务，根本谈不上经济效益。一些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中国人参观的一道“风景”。

这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的第一场时装表演在这里闪亮登场。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入。法国世界级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国人的审美观念，一个崭新的职业也在这一年诞生。

这年夏天，7月15日，75岁高龄的邓小平和家人一起徒步登上了安徽黄山之巅光明顶。他俯瞰云海和奇松之下那一片希望的田野，在观瀑楼发表了著名的“黄山谈话”。他说，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是你们发财的地方。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要搞好交通、住宿、设备等基础性工作。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广开门路，增加收入。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现在全国人民有9亿，其中80%是农民，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这年秋天，由画家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绘入三个沐浴的傣家女的裸体，引起关注。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这年冬天，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表决通过了“名古屋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修改旗帜及歌曲，改用“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这就是著名的“奥运模式”。中国在时隔21年之后回到了奥运大家庭。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说：“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这不仅为中国运动员全面登上国际体坛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海峡两岸运动员的交往架起了桥梁。“奥运模式”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领域的最早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