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李海文

1978年4月，中央派习仲勋到广东省委担任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韦国清调到总政工作，实际是习仲勛主持工作。4月5日，习仲勋抵达广州。6日，他就在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5000多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他对工作的态度是“‘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和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怕犯错误，不要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

习仲勋考察宝安，当场决定解禁四条规定

1978年6月，习仲勋因势利导，决定将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改为省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抓住了广东上不去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路线问题，一个是班子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改革开放才有了基础。6月20日，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落实华国锋在听取林乎加、段云汇报时的讲话，责成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加强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方案。李建安和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一起召集会议，23日拿出方案。

7月，习仲勋带着刚随谷牧考察回来的省委书记王全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到梅州、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考察。7月上旬，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耕地丢荒很多。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宝安县城深圳，只是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只有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破旧，破破烂烂。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不听汇报，让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他先看，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先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方苞边走边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都丢荒了。为什么会丢荒？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但是现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几个干部过去，没有劳动力进行耕作，土地自然就丢荒了。第二，以前过境探亲的政策是“三个五”，即每人每年可以过去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五斤副食品的总价格不超过五元钱。这本来就限制得很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过境探亲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了要挑回来，不准在香港那边卖。虽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劳动力不够，做不过来，地就荒废了。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偷渡外逃人数长期居全省首位，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乱了边防社会治安，严重破坏了生产。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景象;宝安这边破破烂烂，萧条冷清。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他对方苞说：“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第二天，习仲勋往西前往皇岗。他们来到边防部队设立在一个小山坡上的瞭望哨，在那里用望远镜看对面香港的情况。接着，又到了水围大队一带，走访了“渔农村”以及民兵英雄郭胜全。

第三天，习仲勋前往蛇口的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他看了很高兴。但该大队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渔船维修没有150吨的船台，零件买不到，口粮供应不足，水产资源受破坏等。

习仲勋还参观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两家来料加工厂，也是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习仲勋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当场决定解禁“文革”中的四条规定：一、可以过境耕种，二、恢复和香港的小额贸易，三、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四、减少粮食种植面积。

习仲勋认为外逃严重，主要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了，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他说：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的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对的也说成是错的。所以一定要抓好整风，一边整风，一边整改，看清楚了就改。农副产品配额问题，我们要回去研究。他还说：你们有什么具体问题就找（刘）田夫、（王）全国，他们负责具体的工作。你们提出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省委原则上同意，具体减多少，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

1979年5月26日，甘子玉、牟锋（谷牧夫人）、谢明、段云、刘田夫、谷牧、习仲勋、王全国、贾石、刘俊杰（从左至右）等在广州小岛宾馆合影

华国锋单独与习仲勋谈话，同意广东先行一步

1978年夏，广东省委派省外贸局有关领导陪同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宝安调查半个月。秋天，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牵头，会同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再次至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内容仍然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习仲勋等领导听取汇报，提出了宝安、珠海改革先行一步的设想。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广东积极开展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10月，以广东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旅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11月，为到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召开四次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主持准备了关于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就有：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也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

11月9日，习仲勋到北京急切要求与华国锋面谈。华国锋重视改革工作，很快安排了与习仲勋的谈话。他们一起研究如何搞好中国的南大门。分析广东外逃事件，有的是生产队的书记带领群众偷渡外逃。他们一致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应该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外逃问题。习仲勋希望中央给政策。华国锋听段云汇报时就已经考虑这个问题，后又看过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当习仲勋提出这个问题后，他当场同意广东先走一步，广东省委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

华国锋的支持鼓舞了习仲勋。11月16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作了长篇发言。除提出要发挥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外，他还提出：“经济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

习仲勋要求建立“贸易合作区”，华国锋说“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

对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举双手赞成。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战略性的转变。一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转得比较好的。1956年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转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这是第二次转变。现在看来，搞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个转变。二十多年我们落后了，吃了苦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实现这个转变。请看看二十多年我们干了些什么事情，今天搞斗争，明天搞运动，一直没有停，忙得不亦乐乎。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斗争更加剧烈。直到今天，国家没有搞强盛，人民没有搞富庶，甚至还吃不饱肚子，这怎能说我们的工作重点已转到生产建设上来呢？”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习仲勋、杨尚昆回到广州马上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他们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把农业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会后，广东省委常委分八个组，下去调查研究。习仲勋到肇庆地区。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撤宝安县设立深圳市，市政府驻深圳镇，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1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兴办工业区，方针是：“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在北京中南海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汇报。李先念当场用红笔画出蛇口以南的半岛50平方公里的面积办工业区，袁庚只要了9平方公里。随后，香港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开发了1平方公里的荒坡建立工业区，后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其后又吸引外资兴办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小城。

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由国家投资1.5亿元。批复中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中央的这两个文件鼓舞着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大家得出的一致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給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吴南生说：广东应当先行一步，向中央汇报，题目就是让广东先行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2月，吴南生向省委提议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省委常委会议一致同意吴南生的意见，并认为不单在汕头，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加工区。3月，广东省政府下文撤宝安县设立深圳市。

习仲勋、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叶剑英听了十分高兴。

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5日会议开幕。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讨论。王全国发言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8日，华国锋和李先念、胡耀邦出席中南组讨论。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他说：“有一个重要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他还提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随后，他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习仲勋击中要害、务实的发言，受到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的重视。4月17日，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习仲勋再次要求先走一步，进一步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华国锋说：“仲勋同志讲，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

邓小平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不会搞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了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华国锋对谷牧说：“会后谷牧同志去广东、福建，还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发展。有关税收、民航、交通、通讯、利润、法律问题。外汇能不能拿走，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展。还有劳务问题。”“珠海、深圳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

会议期间，习仲勋见到邓小平，汇报贸易合作区的问题。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谷牧率中央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两省考察，形成中共中央1979年50号文件

5月11日，谷牧率中央工作组抵达广东。工作组成员有：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谢明，建委、物资部等领导同志及随员胡光宝（谷牧的秘书）、王志强等。他们坐火车南下到了广州，在广东工作了18天。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时给广东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随后，工作组到肇庆（地委书记许士杰）、深圳、珠海、佛山、新会调查研究。调研回到广州后，5月20日，谷牧、段云、贾石、谢明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进一步就起草、讨论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分别帮助广东起草给党中央请示特殊政策的报告。5月26日，临行前在小岛宾馆三号楼前合影留念。

5月29日，工作组从广州飞到厦门，北上福州。中央工作组在福建历时8天。

中央工作组帮助广东、福建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任务落在段云身上。因他早已有考察港澳的报告，轻车熟路。6月6日和9日，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报告由国家计委汇总。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复是由余秋里交段云写的。段云在批复中写道：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因此，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所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包括：计划体制以地方为主，财政体制大包干，扩大外贸权限，搞活金融体制，物资商品市场机制，劳动工资搞活市场化。

1980年，习仲勋（左二）尧杨尚昆（左一）在广州向叶剑英（左三）汇报广东的改革开放工作遥右一为胡耀邦

文件批准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随后，或者由地方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并由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市政建设。中央确定由谷牧任主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此项工作。

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79年9月10日，习仲勋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9月21日，习仲勋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办法搞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这件事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需要。如果我们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不久，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为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部分地方财政，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利用从中赚到的利润继续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滚雪球式的发展方式为珠海、汕头的起步建设提供了经验。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