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多层次的全球治理
——兼评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

胡 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 软实力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拜读了阿米塔·阿查亚所著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阿查亚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认为美国世界秩序已经走向终结，替代它的不是崛起的新兴大国，也不是多极化，而是“一个复合的世界”，“一个力量更加分散化的世界”[1]11，13。不过，笔者对此并不赞同。

这本书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著作正式出版后，相关方的学术机构邀请阿查亚在中国学术界走访了一圈，至少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告有较大的影响力。不过，笔者觉得，其影响对中国学术界如此之大可能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的观点“迎合”了中国学界对国际秩序的主流判断，这才使得阿查亚的著作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下面，笔者想谈谈对该著作一些观点的认识。

一、怎样认识当今的世界秩序？

阿查亚这本书的立论前提是世界秩序转型，而世界秩序转型的表现是“美国治下的单极秩序已经终结”[1]序言。关于世界秩序转型的研究，比较早涉及的是吉尔平(Robert Gilpin)，他提出了国际体系转型的三种类型(即体系结构类型的变革、系统性变革和互动性变化)[2]214-238；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y)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国际体系的长波理论[3]214-238，作者虽然没有涉及国际体系转型的问题，但后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根据长波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扩张将耗尽其调整能量的必然性和世界体系转型的可能性[4]38-48。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在21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对国际体系转型进行研究，特别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前沿地位。

国际秩序(有时候使用世界秩序)是主角力量相互博弈、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主角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关系组合。一个国家或国家在这样一个关系组合中的排序是由其实力决定的。正由于是由实力决定的，因而国际秩序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又具有动态性的特征，即国际秩序处于变动状态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变动状态有时候是隐性的、微弱的，有时候则是突变的、大规模的。这与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实力变化有关。

当前的国际秩序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起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

第一，雅尔塔体系最初原本是五国协调的体系并授予了五大国(美、苏、英、中、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国际警察”的权利，因而这五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然而，二战结束不久，雅尔塔体系就因两个阵营的冷战“铁幕”，以及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的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而转变为两极体系。苏联领导人还一度邀请美国要建立“苏美共管”的国际体系。[5]176-177，[6]321

第二，冷战半个世纪，历经了两极争霸框架下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争霸的格局也解体，冷战宣布结束。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存在，从而出现了所谓的“一超多强”的秩序。这是战后第二次比较大的变化。

第三，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随着英国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及类似于此类的政治“黑天鹅事件”，并由此引发的全球化震荡。这种情况被认为是西方整体性的衰落尤其是美国衰落更为严重的表现形式，以至于美国无法承担起“单独”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也就是说，美国的实力难以支撑起霸权地位了。

问题是，上述变化是否意味着国际体系、世界秩序的转型呢？首先，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国际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五大国体系依然有效，不管60多年来美国、欧洲、苏联(俄罗斯)发生了什么变化，五大国的否决权实际上也就是五大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与和平责任从来就没有改变。如果这一项规则变化了，才真正意味着世界体系转型了。五大国的否决权是雅尔塔体系的基石，只要五大国否决权没有变化，那么雅尔塔体系作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功能就不会改变。冷战的“铁幕”表面上把世界的核桃分成两部分，但五国机制事实上到现在都还存在，无论是两极格局、一超多强格局，还是新兴国家在21世纪的崛起，这一切都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五大国一致性原则的体系。

其次，我们常说战后体系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的烙印，这的确不假。因为美国是受战争影响最小的国家，而且战后美国迅速崛起并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取代了大英帝国的霸权国地位。但是，雅尔塔体系本质上并没有赋予美国的霸主地位，而是五大国协调一致的机制。也就是说，雅尔塔体系从没有规定美国单方面制定国际规则并单独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雅尔塔体系下的所有的全球公共产品都是在联合国框架内由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的国家协商之后提供的。至于战后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规则的制定被美国主导，美国也曾一度单方面地提供了某些全球公共产品，那也正是意味着美国由于实力的提升而欲突破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并不意味着美国得到了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授权而获得了那些特权。例如，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行动也是通过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机制才得以纠集到多个国家参与，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可以绕开联合国机制而单独行事。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似乎给人感觉雅尔塔体系崩溃了。然而，这只能说是美国把联合国作为工具，实用主义地对待联合国而已，即便如此，美国也没有能力或者说也没有做好准备来颠覆雅尔塔体系。

最后，学者们往往对单极格局、两极格局、多极格局的分析进行价值判断，总以为两极格局是不好的，因为两极格局导致了两极争霸和两大阵营的冷战。但是，从冲突管理的角度来看,尤其是从战争爆发的频次来看，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对战争与冲突的管理显然要优于冷战后时期。[7]113-127，[8]1-9，[9]5-55但是，由于美国一度主导冷战后世界成为独大的一极，或许是出于对美国价值不认同的需要，中国也反对单极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冷战后凭借自己的实力而多次推行单边主义，因此，中国学术界认为单极格局是不稳定的世界秩序。然而，从国际关系史来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了该体系内的和平与稳定。相反，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构建起来的多极格局都分别使世界走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0]9-23“由此可见，多级体系并非就是国际体系发展的理想状态，也并非一定是国际冲突管理的最佳体系。”[7]113-127再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雅尔塔体系内拥有特殊的权利，学术界一边倒地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未必对中国有利。而阿查亚关于“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崩溃”的观点，不过是西方的一种观点而已。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有不少观点与包括约瑟夫·奈、伊肯贝里等学者的观点主要存在着分歧的。

二、怎样认识美国的衰落？

苏联解体前夕的1990年，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将伊拉克彻底驱逐出科威特。国际上一度流行“单极世界”之说，一改20世纪70年代流行20年的“美国衰落论”。然而，舆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2001年的“9·11”事件摧毁了美国精神的象征，随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虽然先后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反恐战争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恐怖威胁问题。因此，新一轮的“美国衰落论”又开始流行，其中就有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他认为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事件之后，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缺乏真正实力”的国家。诸如此类的观点，在美国学术界乃至在全球学术界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国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衰落的观点成为中国关于美国研究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种认识：

其一，美国的国力在下降，尤其是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小。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1年的31.8%下降到2008年的23.4%。据2017年公布的最新(2015年)数据，美国基本上保持在24%上下。相反，中国的经济实力却迅速上升。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2010年上升到9.5%，2017年公布的2015年数据已经上升到14.8%。仅从这个数据来看，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越来越靠近，这给世人的感觉是美国国力在衰落，而中国却在迅速崛起。正如阿查亚所说：“美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相对实力的衰落，而且包括绝对实力的衰落。”[1]24换言之，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的崛起至少是处于美国对立面甚至是美国衰落的因素之一。然而，如果中国崛起是处于美国的对立面的话，那么，即便美国衰落的原因并非是中国的崛起，也会由于中国的崛起而导致美国对中国实施遏制。笔者曾指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结构性矛盾之一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美国的和平遏制之间的矛盾”[11]54-61。当然，从现实情况来看，单凭某一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或国家集团的能力把美国从霸权地位上拉下来也是不现实的。[12]28

其二，美国盟国体系的解体。[13]4-12科索沃战争是冷战后美国盟国体系解体的开始。伊拉克战争则是在“撕裂”欧洲的同时也进一步“撕裂”了美国与其传统欧洲盟友的关系。长期以来，欧洲、日本是支撑美国霸权的同盟支柱。跨大西洋关系因伊拉克战争受到伤害，这也意味着支撑美国霸权体系的一根重要支柱偏离美国的霸权大厦。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一只眼睛注视着这场战争，另一只眼睛却关注着跨大西洋关系的最新变化。乐观者虽然认为，美欧之间的麻烦只是暂时的，共同历史和价值观会有效地维持跨大西洋纽带的韧性，欧盟和美国不可能分道扬镳。[14]74-89但是，战争的确给欧洲战后以来一直所倡导的“和平”价值观以致命的打击，以至于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跨大西洋关系正在演变成新的地缘政治冲突。[15]393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策则将伊拉克战争所撕裂的跨大西洋关系进一步拉大了距离和裂痕。

其三，美国向世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在大多数学者看来，雅尔塔体系建立以来，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主要是美国。而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很难单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而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地区性的多边机构包括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中国—东盟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在提供公共产品。另外，美国无论是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影响力，还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甚至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谈判能力都大大减弱，以至于美国“支付全球化的最大成本，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16]75。

对于上述理由，我不想一一驳斥，在这里我想用几个数据来阐述一个重要的词叫“美国制造”。众所周知，历史上流行过“英国制造”，也就是大英帝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期，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进行过分析，主要是指大英帝国由于工业革命而最早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从而引领世界技术新潮。不过，那个时代的新技术主要是指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后来，又出现“德国制造”，主要是指德国曾经一度领跑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出现了一批新的技术。不过，领跑者很快就被美国所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制造”就已经流行开来。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又开始新的技术革命，由于美国要搞新技术，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把传统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落后国家。因此，“美国制造”很快就被刚刚走向世界的中国所承接，经过大约20年的时间，“中国制造”成功地完成了取代“美国制造”的转换。但是，“中国制造”也主要是一战结束后形成的制造业产品。其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然而，这些产业支撑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成功向工业制造业国家迈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中国崛起”的观点，正是基于这种产业而产生的经济发展成就和长时段保持两位数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而恰恰是在这时，“美国衰落论”也迅速流行开来。我们知道 ，创新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成本。一方面，在新技术还没有形成规模性的产业化之前，传统制造业依然是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美国把支撑经济国力的制造业转移出来，很显然，它的传统经济国力就会出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美国把大量的财富积累转移到新技术的研发之上，所以它在传统领域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甚至在有的传统领域内完全收缩。然而，当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走向衰落的时候，一个内涵全新的“美国制造”已经诞生。它的全新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美国是最新技术的原创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就率先进行技术创新，淘汰了大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迎来了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战后新科技革命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产业和技术，从而塑造了美国战后霸权地位。从历史来看，战后凡是跟上美国新科技革命浪潮步伐的国家(如联邦德国、日本等)就迅速发展起来。相反，凡是没有跟上美国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国家(如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等)都被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甚至有学者还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很多原因，但它们由于长期封闭且与战后的新科技革命擦肩而过而陷入经济发展困境，这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不仅是战后新科技革命的领跑者，而且在冷战结束以后，在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领域同样是前沿开拓者，以至于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都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率分别为27%， 而传统的住房建筑业和汽车业的贡献率分别为14%和4%。信息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仅比传统产业作用大，而且也比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要大。1993年以来，在美国工业增长中，约45%是由电脑和半导体发展带动的。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与信息产业直接相关的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达80%。信息产业正在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17]94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大数据产业更是发展迅速。在此前，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因“经济鸿沟”而产生了一个新的“数字鸿沟”。[18]34-38

其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大学。根据统计数据，美国的大学指数是世界最高的，也就意味着美国大学是世界最强的。因此，美国大学对全世界的优秀学生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美国大学一直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优秀学生留学国的首选。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特别强。大学是研发的主要机构，美国大学的先进不仅表现为对外来学生的吸引力，而且还由于拥有大量的研发投入而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也是美国技术创新能力强大的一个原因。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科技大国，美国在尖端科技产业上的投入对其保持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是至关重要的。据统计，从近年来的全球研发投入量的情况来看，美国一个国家的研发投入就接近全球研发投入的一半。

其三，美国事实上还拥有最发达、最前沿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说美国是最前沿的思想产品的制造者。拒绝美国所代表的世界最前沿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陷入一种盲目的自负之中。自负是封闭的结果，自负也是落后的原因。就像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一样，由于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负感以至于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已经把长期以来领先于西方的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中国竟然对这一切一无所知。“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武器的陈旧？政治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落后？”[19]54陈旭麓先生认为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但是，笔者认为归根到底在于文化的落后性。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显幼稚”，“不走科学一条路”所以“幼稚迷信遗留下来”。所以，中国文化既早慧又老衰。[20]42，251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中国社会强烈的文化自负感，最后导致文化没有什么大的进步，这也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后两千年殆不复有任何改变与进步”[20]8。

因此，所谓的“美国制造”，其内涵既是指新兴制造业产品的制造，也包括新的思想的制造。“中国制造”既包括中国自己制造的传统制造业产品，也包括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就是“Made in China”。而“美国制造”基本上是“Create by America”。因而，我们认识所谓的“美国衰落”可能不能停留在传统国家实力之上，尤其是在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等发展迅速的今天，必须用超越传统国家实力构成的眼光认识一个国家的实力。

三、怎样认识“一个复合的世界”？

既然“美国衰落”之说是有条件才成立的，那么所谓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也是很难成立的。笔者在这里并非是要为美国辩护，更多的是想提醒国内学术界客观地认识美国的实力，以利于中国制定正确的对美政策和对整个世界的政策。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中美不一定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中美之间的确是存在战略竞争的。阿查亚指出“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不只是‘单极时刻’的终结，还是美国霸权更长时期的物质和规范力量的终结”，但是“并不意味着‘新兴大国’因为‘美国的世界秩序’总结就能够以单独或集体的方式填补空白”。[1]7，11那么，什么可以取代“美国的世界秩序”呢？阿查亚认为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复合的世界”。

阿查亚所谓的“复合世界”是一个“去中心的、复杂的和多维的世界”[1]9，但不是一个多极世界。阿查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复合世界”，“首先，复杂理念强调的不是大国的数量，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次，复合世界比多极世界更急偏离中心……未来建立世界秩序的力量更加分散化”。[1]13其中关于多维度的内涵，阿查亚用高度、长度、深度、时间四个维度来进行阐释。[1]13-14

首先，我们来看高度，它代表的是权力的分配，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强权世界。阿查亚认为，在复合的世界中依然存在着强权政治。然而，权力的分配在这个复合世界中发生了重大改变，即美国的相对衰落，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的崛起。尤其是后面这些新兴大国“将重塑世界的管理方式”。笔者的理解可能就是指全球治理的具体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阿查亚在这里用“管理方式”而不是“管理模式”或“治理模式”。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尽管美国国力走向相对衰落，但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仍然没有突破既有的治理模式，而仅仅是“管理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次，从长度来看，长度代表秩序的程度和扩散。阿查亚认为，冷战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并不包括苏联、中国、印度等大国，而第三世界的冲突是被允许的。相反，“复合世界”“覆盖全球范围，具有跨地区性，但强调的是地区内和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制度”。[1]14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所谓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即便在冷战时期也是包括苏联、印度的，中国因特殊的情况而没有在其中(指中华民国占据联合国席位)。这是因为，所谓的“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实际上就是雅尔塔秩序，是五大国共同努力而形成的。苏联、中国一直就是拥有否决权的大国，怎么说没有在其中呢？实际上，美苏之间在联合国的博弈在冷战时期从来就没有缺席。至于说第三世界的冲突问题，也是因美苏两国争霸所致。因此，苏联、中国、印度等大国没有在其中是不客观的。另一方面，既然第一条理由不成立，那么第二点理由说“美国的自由主义秩序”不是覆盖全球范围的，这也是不成立的。阿查亚的最后一点是对的，即冷战时期的秩序不是“跨地区性的”，也没有“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制度”。这可能是阿查亚的“复合世界”的最大特点。

再次，从深度来看，阿查亚用深度来代表秩序的质量、活力和合法性。他认为，秩序的“质量和活力依赖于相互依存、多边机构、规范和民主合法性等条件。”而“合法性要求包括更广泛的和包容的利益攸关方：国家、跨国市民社会和公司等”。然而，“传统的多边主义依赖于美国的权力、西方领导力、政府间主义和全球互动水平”。[1]14然而，阿查亚在这里出现了逻辑性的矛盾，“相互依存、多边机构、规范和民主合法性”与“政府间主义和全球互动水平”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甚至是一致的。因为，所谓的“政府间主义和全球互动水平”实际上就是“相互依存、多边机构和民主合法性”，没有后者尤其是没有多边机构和全球的规范，全球互动就不会产生正效应，甚至有可能是负效应。相互依存也并不是在阿查亚的“复合的世界”中出现的现象，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是一种世界现象了。*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1971年就开始研究“相互依赖”，1977年二人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在美国出版，该书从理论上阐述了以“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国际治理”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21]此外，阿查亚一方面说“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否定自由主义秩序，不仅“相互依存”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概念，而且“复合的世界”同样是一种自由主义秩序。阿查亚不过是用“复合的世界”来取代“美国秩序”而已，在理论上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创新的内容。

最后，从时间维度来看，阿查亚只是说用于“吸引人们关注它的起点和终点”，“不能复制过去的秩序”。笔者的理解是，所谓时间更多的是强调秩序是时间与具体的客观条件的统一。没有一种秩序可以永远作为世界的规范。笔者赞同他的观点，但遗憾的是阿查亚并没有展开论述。就如他整部著作一样，都是提出了观点却没有去论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理论著作。

另外，阿查亚虽然认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已终结并提出了“一个复合的世界”的概念，但他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权力是复合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的是“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力量分配的情况的话，我们会发现美国实际上一直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个概念也仅仅出现在冷战结束初期，但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换言之，即便是在苏联解体后出现的短暂的单极格局时期，“美国治下的和平”[22]6或者说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都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一直就是世界秩序中的国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阿查亚所说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呢？

四、怎样认识全球治理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治理是对全球所面临的全球问题进行治理，当然也包括对国际权利分配的协调以消除全球贫困，消灭全球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全球的善治。尽管各国主观上都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但至少客观上都是为了追求全球善治。

阿查亚这本书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霸权，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是“一个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1]61。关于后者，笔者的不同意见已经在前面阐述了，下面来讨论“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众所周知，自由主义秩序是基于规则或制度作为治理机制，并以同意而非制衡和统治为前提的秩序。然而，这些规则并不是美国单独制定的，而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与其他几个大国(包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一起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的国际规则(实际上是世界规则)。换言之，二战以来的全球公共产品不是美国一家独立提供的。相反，美国与其他大国制定这些规则之后，美国自己也受到这些规则的制约。因此，所谓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可能是我们主观性地认为而已，而实际上二战结束以后的半个世纪，尽管在第三世界推行霸权主义，但美国的对外行为一直受到雅尔塔体系下的各种规则的制约。当然，有些行为(如朝鲜战争)是美国绑架联合国体系使自己的行动具有“合法性”。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冷战时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也没有“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在内部，美国的权威曾多次遭遇包括法国在内的盟友的挑战，在外部更是受到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制衡，一度逼迫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反倒是被阿查亚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复合世界”的时候，美国的确是多次置联合国体系及其国际法于不顾而推行单边霸权，甚至是直接的单边军事行动。例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都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也正因为如此，阿查亚也不得不承认“事实是，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一直被质疑”[1]63。

阿查亚在批评“美国的世界秩序”时还指出，“在冷战的推动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特征包括：对非殖民化运动的漠视甚至反对(比如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破坏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对独裁统治的支持(伊朗、巴基斯坦、韩国及印度尼西亚等)，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干预(比如伊朗、越南、古巴及尼加拉瓜等)，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国际多边主义的选择性支持和敌视(包括在亚洲更偏好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对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明显敌意)。在阻止和管理第三世界的冲突时，它没有发挥主要作用。”[1]65首先，笔者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阿查亚的逻辑错误：一方面反对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另一方面又在战争冲突管理等国际性的问题上希望美国发挥主要作用。其次，笔者想说的是，不仅雅尔塔体系也包括美国都鼓励亚非拉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而且也正是在阿查亚所说的战后“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下，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一个高潮。这是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就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葡萄牙所开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一个民主的时代。在这一次浪潮中，人类历史上采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2]序。至于“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国际多边主义的选择性支持”的问题，主权国家实际上都是有选择性支持的，不可能都支持或者都反对。因此，阿查亚的论证逻辑是有错误的，而且在论证的过程中只是列举了对其有用的证据，而忽视了与其观点相反的证据，而后者无论从数量来看还是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都要丰富得多。

当然，笔者非常赞同并接受阿查亚的“复合的世界”的概念，但笔者不赞同阿查亚把这个概念用来取代“美国的世界秩序”的观点。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二战结束以后所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并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包括“9·11”事件也没有根本改变雅尔塔体系，因此，根本既没有“美国的秩序”，也没有所谓的“美国秩序的终结”。雅尔塔体系迄今为止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是规约世界秩序的世界体系。而笔者接受“复合世界”的概念，是因为这个概念是对当今世界客观实际的正确概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个描述，但不是一种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而是从美国实力独大且对世界秩序具有优势影响力的全球治理方式，转变为美国继续在“复合世界”中具有重要影响力,但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地区主义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一起发挥作用的多层次全球治理方式。

首先，美国依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国的传统国力的确出现了衰退，尤其是在美国的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产业链及其技术产品——还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贡献者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国力还必须依赖于传统意义上的国民经济产值来衡量。如果从这一要素来看，美国的国家实力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滑，以至于美国无法用其他的经济力量来影响世界经济。然而，美国国家实力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调整期，正如前文所说，待调整期完成以后，美国的国家实力还会有重回主导地位的可能。不过，即便在调整期，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其次，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事实。在这一点上，阿查亚也是认可的。按照高盛公司对2010年之前十年的统计，金砖四国(当时南非还没有加入)为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3，并且已经从世界经济的1/6增长到1/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高盛的报告还预计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到2018年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这个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尤其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形成的《厦门宣言》，为金砖国家下一个十年制定了一个科学化的行动纲领，所以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将进一步增加。然而，正如阿查亚所说，“新兴大国之间缺乏团结、远见和资源，这使它们不可能以替代方式构建全球秩序。因此，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全球治理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1]7-8；“金砖国家成员在全球秩序重构的关键议题上似乎没有足够的黏合剂可以让他们团结在一起”[1]104。对此，我深表赞同。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新兴大国尤其是金砖国家虽然在这个时代已经群体性崛起但还无法成为群体性力量来改变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而是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一个重要层次。当然，或许未来也可能是一个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根本性力量。阿查亚把二十国集团与金砖国家视为“争夺新型大国精英集团最重要成员地位的两个主要候选者”[1]103。笔者觉得，阿查亚过多地强调了金砖国家与二十国集团的竞争性，但是金砖国家成员都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而且二十国集团与金砖国家所关注的议题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则意味二者在全球治理中互为补充，而相同之处则可以在不同的更小范围内来加以强调。二者之间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全球治理不同层次上的协作关系。

再次，区域一体化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层次。阿查亚说：“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的拥护者对欧盟和北约之外的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的建立要么不关心要么担忧。”[1]129。我们不能对美国怀有过高的期望，因为美国也只是雅尔塔体系五大国之一，五大国在其中都是平等地享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美国虽然主导了北约而承担了欧洲的安全责任，但对欧盟未必如阿查亚所说的那样表示支持。不少学者对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进行了研究，认为武力打击南联盟的目的是在经济上打击刚刚启动的欧元，以及对欧洲价值观的严重伤害。笔者当时也认为，对欧洲来说，“科索沃战争只是挑战的致命的开始，而伊拉克战争导致的欧洲的分裂则把欧洲价值观的挑战推向了一个阶段性的顶点”[23]72。这个判断笔者认为被后来一系列的事实如“伊斯兰国”的泛滥、欧洲难民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欧洲政治危机、英国脱离欧盟等所证实。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地区化机制包括东盟、上海合作组织、阿盟等，事实上都在地区的层面上为全球治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换言之，区域一体化也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层次。

最后，非政府组织(NGO)和全球社会运动虽然早在19世纪就以分散的、零星的形式存在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NGO突出的特点是数量上的成倍增长，在20世纪的100年里，NGO的数量增长了250多倍。这表明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对权力(价值)分配的垄断性决策权及实际能力明显降低了，它不再是控制分配过程的唯一主体，众多的跨国家行为体已参与到全球性权力分配的过程中来。[24]30NGO国际网络的形成不仅展示了全球市民社会兴起的图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作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冷战后，正是NGO特殊的整合功能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和善治的理论和实践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在于全球市民社会的日益壮大。[25]119这就是说，NGO是全球治理复杂层次中的一个治理层次，在国际社会中起着某种治理的作用。[26]尤其是NGO为追求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义呼吁和行动感召，在众多的领域内起到了“道德约束”的作用。因此，NGO这种国际社会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有时比国际制度——国际社会正式的制度安排所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效。[27]60-66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市场化改革和以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为标志的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网络化趋势，把许多原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变成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一部分，并正以空前的规模在全球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蔓延开来，构成了当今时代所特有的全球社会运动。在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边缘发挥全球治理作用的正是以非政府组织或非政府联盟的全球公民社会系统以及各种形式的全球社会运动。随着全球社会问题的日益繁杂，诸如国际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地震、海啸等具有突发性、全球性等特点的全球问题，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在应对时显得相对迟缓，而非制度化的全球社会运动却能够有效地进行补充。在这种情形下，全球社会运动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重视。[28]1-5

此外，资本在全球治理中从来就没有缺席。“假若全球治理主要是指对某种国际秩序的追求而忽略其价值取向问题的话，那么，全球治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出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即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被全球性的世界历史所取代的状况下就已经出现了。”[29]31-49不过，资本的治理虽然不可能消除资本之间的竞争，但可以使资本的竞争形成暂时的不平衡。资本竞争所导致的矛盾表面上看是资本竞争所引发的，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是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然而，在对外扩展的早期，资本通过殖民和武力掠夺获得了资本的迅速增值，但资本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危害到了资本的目的。因此，不同资本之间明白不协调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可能实现资本增值。但是，当今资本的全球治理模式与过去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一，资本在全球市场上呈现出“去主权国家化”的现象；其二，跨国资本的经营范围也就是它的市场定位是全球市场，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国家的市场；其三，跨国资本不仅其主营业务遍布全球，而且它还有诸多的衍生产业形成相互交织的产业链、利益链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从而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上形成跨国资本网络，这些网络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攸关方”；其四，不仅资本流动是多向度流动的，而且利润也是多向度流动的。因此，任何一个跨国资本都不敢轻易阻断资本和利润的流动方向，一旦资本和利润的流动方向受到影响，那么，所有跨国资本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跨国资本总是在不断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要使资本和利润流动的进程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为了使资本的经营性运行具有可延续性，跨国资本还不得不承担过去政府和社会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如维护资本运投资和运营环境、环境保护、慈善、救灾等。跨国资本的这些举措使全球治理在当今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